3.新重商主義

另外一種形容台灣經濟的稱呼，是所謂的「新重商主義（Neo-mercantilism），重商主義有種種不同的形態，基本上此一經濟政策包括管制奢侈品、競爭性產品的進口，禁止黃金出口等，而商業階層的利益團體利用國家公權力來卻保他們的壟斷，有害整體經濟福利的發展，重商主義的政府常常與企業彼此相互得到利益，而犧牲一般人民的福利。目前世界的經濟體系中，各國所實行的重商主義措施，學者多稱之為「新重商主義」，採取的政策是：關稅、管制貿易、鼓勵出口、配額、經濟援助、軍事援助、國際文教合作、軍產、財經、貨幣等政策規劃，重商主義的特質是政府與企業之間存在著國家主義式的聯合，政府的主導地位強勢，且具有保護的種種措施，S. M. Haggard將重商主義分成三種：

（1）追求權力的重商主義　先進國家的經濟信條----十七、八世紀西歐盛行的重商主義

（2）追求福利的重商主義　先進國家的經濟信條----二十世紀的福利國家政策、新保護主義

（3）追求發展的重商主義　依賴與後進國家的經濟信條----十九世紀強調國民經濟發展的保護主義　　　　　　　　　

這樣的分類容易辨識，可是有可能會忽略到，其實權力、發展與福利是所有經濟所追求的目標。蕭全政認為台灣從戰後光復以來，經濟上所表現的就是新重商主義的精神，其中以追求國家權力、經濟發展為主軸：

1945~50　附屬中國大陸經濟的變動

1950~60　進口替代工業化階段（包括美援）

1960~73　出口替代工業化階段

1973~　　第二次出口替代工業化（提昇產業結構)

    上述的重商主義發展犧牲了全民的利益，企業界利用國家公權力從中求私利，因此蕭全政建議政府應朝「產業性的重商主義，即能照顧整體國民經濟的發展」此種重商主義來邁進，而不是獨佔性的重商主義，這與澄社所建議的解構「黨國資本主義」、開放壟斷獨佔的觀點上有所吻合，發展經濟也需顧及社會成本、環境保護、國民全體的福利。經濟思想史學者賴建誠在《重商主義的窘境》一書中，對於台灣國民所得分配平均的明顯差別有所關注，他指出1985年以後，房地產、股市狂飆，抗議社會不公平的事件增多，官方有關所得的分配調查報告與社會民眾生活的感受相差甚大，其間的問題值得重視；也就是說帶有國家主義管制經濟、獨佔利潤的重商主義，憂慮人民有過多的自由，使用計畫來管制經濟生活的想法，會造成社會福利的損失，因此自由化的經濟對現階段台灣是相當必要的，但是經濟自由化也不是萬靈丹，如何不產生獨佔利潤、不犧牲社會福利，又能使經濟維持發展，乃是當前台灣經濟的最大課題。針對這個現象，中央研究院院士金耀基先生，在最近的一次專題報告中也指出，台灣的現代化應該重視八十年代以後人民所普遍感受的不均、貧富差距擴大的現象；根據台灣生界與生活品質研究小組的報告，對1980年與1990年人民的比較，受訪者在肯定經濟發展重物質滿足同時，也更加感受貧富懸殊的問題。此外，像環境污染與保護的問題也相當嚴重，環保牽涉政府的外交、經濟政策，環境污染也與社會福利、社會公共事務有關，而根本解決之道需從政治上著手，基督信仰在面對台灣社會重商主義的情境之時，實在需要建構一套合一的社會、政治神學來思索面對的方法。

台灣式資本主義中的正義與貧窮問題

    當我們發現台灣社會的生活，事實上早已經是屬於資本主義的方式之時，在信仰反省的觀點下，應該特別來思考有關正義與貧窮的課題。資本主義所受的批判最嚴厲的乃是容易造成社會的不公、不均，這並非說社會主義的社會相對的便一定公正，而是資本主義社會其精神與實際上頗易產生分配不均、貧富差距，台灣社會在名義上雖然號稱是屬於三民主義的均富社會，但是事實上是發展成資本主義形態的經濟社會，人民也感受到此一事實。

社會學者林萬億教授指出在貧窮的界定上，「台灣…大致上可歸類為中度貧富不均的國家，但是，貧富不均的現象也在惡化中，吉尼係數將增大」；另據社會學者林松齡的研究所示，台灣地區貧窮現象是由於經濟上的短缺，形成窮人不良的身心狀況、不美滿婚姻、低度社會參與、無法改善居住環境等，可見台灣資本主義的發展問題已經是達到不可輕視的地步。已故的曾仰如神父在《財富問題之研究》一書裡頭曾說：「社會正義就是守法正義（Justitia legalis），指私人對國家社會應負的責任，應負的義務而言，簡言之，是一種奉公守法的精神，或人常為大眾的公共幸福著想的公德心」；據有公共資本的私人資本家，當少數人占據多數人的生活資源時，應發揮其公德，負起對社會國家的責任。

    理論與實踐的資本主義需要加以批判，但是，是否就是表示採納「社會主義」或者「依賴理論」（dependency theory)的觀點來反對資本主義即屬正確？依賴理論認為先進資本主義國家透過商品經濟來操縱、剝削與控制落後國家，我們則以為這只是反應部份的事實，富裕國家之所以富裕未必全是由於殖民經濟所致，發展中國家政府的專制、壟斷以及與跨國企業的掛鉤才是問題的關鍵所在，因此，政治民主、司法審判獨立、社會資訊暢通才能避免政府的壟斷、與利益團體輸送私利。

    九十年代我們看到共產國家相繼解體，蘇聯帝國的瓦解更是讓國際政治專家跌破眼鏡，資本主義的雄風橫掃全球，也有人認為這可以算是本世紀最大的事件，不僅在歐美，連在東亞，資本主義似乎也是成功的移植，但是就在此時，有學者專家對資本主義勢如破竹的發展，提出另一種不同的觀點，可以幫助我們從更貼切的角度來觀察事物。法國學者法蘭西學院院士M. Albert在《兩種資本主義之戰》（Capitalism against Capitalism）書中論及，當英國在柴契爾夫人主政、美國的雷根總統上任時期，他們實施給富人減稅、減少國家干預的政策，他們認為一旦資本家少交稅，經濟就能得到發展，使得所有的人分享經濟成長的成果，這是作者所謂的「雷根和柴契爾式的神話」，在世界各地一時風靡，所謂「雷根式資本主義」、「雷根經濟學」，成為東歐國家效仿的對象，但是這種資本主義發展的後果是貧富懸殊擴大，形成二元社會。

M. Albert認為並非所有資本主義的發展都是如此，他特別提出另外一種資本主義模式--萊茵模式；「萊茵模式……是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思潮的成功結合」46，採用此一模式的特性是：社會相對平等（收入等級、差別小）、以社會公共利益先於個人利益，尤其以德國表現最堪為模範；由經濟學專家C.Hampden-Turner，A.Trompenaars（前著為英國劍橋管理學院學者，後者是荷蘭國際知名的企業顧問）合著的《國家競爭力》（The Seven Cultures of Capitalism）此書中也提到，德國的資本主義模式所擁有的優勢，德國領袖並不想推翻資本主義，只是想讓德國資本主義包容社會主義精神，建立具有社會主義色彩的市場經濟，也可以說德國的企業有所謂「社會理想主義」，這是人們所說的德國氣息--低通貨膨脹、強勢貨幣、經濟成長、社會福利。

    1981年以後，當國民所得達到2500美元時貧富差距則又變大，資本主義的典型毒瘤即在於此；我們期待台灣的資本主義經濟發展，若能朝著德國--萊茵模式來展開，使得台灣社會經濟也能有強勢貨幣、低通貨膨脹、經濟成長，同時顧及社會福利，如此方比較合乎正義與減少貧窮差距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