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剛出爐的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給了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教授保羅克魯曼，表揚他在國際貿易與經濟地理學的貢獻，克魯曼兩年前曾在紐約時報專欄抨擊美國的醫療體系，他認為美國醫療體系的支出比其他西方國家多，但成效卻極差。他建議美國應該向其他國家學習，例如台灣。他頌揚台灣健保在成立最初的六年之內，納保率就從不到六成進步到涵蓋百分之九十七的人口，而且民眾納保的成本很低。因為克魯曼的加持，當時台灣健保當局除了喜上眉梢之外，還藉機宣傳了一番，看來台灣這位中產階級也有美國富人沒有的美德；但是克魯曼所謂低納保費在台灣民眾及政客眼中仍然太高，因為每次健保局想要提高保費來挽救瀕臨破產的健保時，立刻引來立法院強烈的挑戰與壓制。

假如財源有限而使用者眾，當然會有品質低落的問題，在台灣不管診所或醫學中心，醫師一個早上看超過五十個病人是常見的現象，掛號超百的也大有人在，病人所分配到的時間往往只有三分鐘，這種醫療品質往往被揶揄成「三長兩短」，即掛號排隊時間長，等候看病時間長，領藥檢查時間長，而看病問診的時間短，解釋病情的時間更短。

台灣醫療供應與需求之間的經濟學到底是真的還是製造出來的？大家一定見識過不斷替病人約診的醫師，醫師不願花時間解釋病情及教育病人，反而將小病當成香腸一塊一塊的切，而不當的約診也造成病人爽約的無言抗議，但此時成本的增加已經造成；當醫師安排了檢查之後，醫院也沒有友善通報病人的系統，因此即使是無關重要抉擇的檢查之後也要迫使老弱殘幼病人浪費半日時間來醫院問報告，令人不解醫院數位化之後，服務的效率與手工時代有何不同？

在現行醫療自由市場競爭之下，資深醫師的危機意識沒有因為智慧增長而減低，他們鄙視教育傳承，依然視圈養病患為第一要務；至於沒有底薪保障或低底薪的年輕主治醫師更不用說了。簡言之，台灣現行的醫療制度是在誘使醫師創造假的醫療需求，以增加醫院及醫師的收入。

過去看病要自己花錢的時代，醫師會讓自然決定極度畸形早產兒的命運，現在則在許多的手術之後長期的在新生兒加護病房照護；過去百歲人瑞呼吸衰竭時只給予支持性治療，現在則插管救治，讓最後的幾天或數周在加護病房死亡，這種健保下的倫理抉擇到底是病人或家屬的最大利益，還是只是醫師及醫院的最大利益呢？當年煞死病流行時，人心恐慌導致醫學中心門可羅雀，在超過一個月的期間醫院人力只需一半即可應付，即使如此也沒聽說那段時間台灣人民的死亡率上升。美國的資料顯示每年死於醫療疏失病患可能高達九萬八千人，遠高於因為交通事故死亡的人，依此邏輯，煞死期間台灣人民因為逃避了醫療疏失，當時的死亡率應該是顯著減少才是。

克魯曼因為台美的距離產生了對台灣醫療一種矇矓的美，他過去在紐約時報的評論，最為人印象深刻的立場即是抨擊執政近八年的共和黨布希政府的諸多外交、財經與內政政策，他認為布希政府放任式的右派自由經濟主義正是導致監督不足，鑄成今日全球金融風暴的主因；假如克魯曼能也能仔細端詳一下台灣健保放任醫療自由擴張的內涵與潛在的財務風險，他恐怕也會心裡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