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洋灑灑，看似其要才不要德之決心，不可動搖，於是論者多以為曹操下三才令，明標用人棄德，要才不要德，結論如此，於是詮釋也跟著出現：有人說這是因為曹操要打擊世家豪族；有人說這是因為東漢以來標榜品德，日久生弊，作偽造假之事屢屢叢生，曹操思以矯正……，這些說法，皆言之成理，可是我們不禁反思：真的只是這樣嗎？有沒有其它可能呢？曹操在求才令所言，不過指出「德」並不是惟一取士標準，畢竟光以德取士，未免忽視了「才」。若曹操真是要才不要德，試問那「清貞守道」的崔琰為何能被曹操所用？「以清公稱」的毛玠又怎麼說？除此之外，還有曹操屢征不至，但「以義行稱」「曹操聞（王）烈高名」的王烈，這又怎麼說呢？試想，一個政府，若只充斥某一類型的人才，這種政府的功能往往是極為單一的，曹操是治國能手，他會這麼做嗎？　

　　所以，我們應該從另個方式來看，曹操是以什麼樣的角度下此求才令？也就是說，他的用意為何？因此馬植杰《三國史》就指出，三次求才令所需不同、情況亦異，儘管是為政治服務，但是有階段性的，三國鼎立之前，要開疆拓土，故曹操任用人才，往往較有度量與見識，鼎立之後，曹操由外部國際轉為內部人事，因此屢有殺人才之舉，由此而觀，第二次求才令的「進取」，就不止是開疆辟土，還有代漢為魏的取士意義，你要認同我，才能為我所用；至於第三次的「見笑之行，或不仁不孝」就是要大臣勿以捨棄衰漢而從曹氏感到不安，跟隨我，並不是不忠不義，也不是不仁不孝，此與求才令之「才」亦無關，所以大可放心……，如此種種，可以說是一種政治號召。

　　如此解釋，或有其道理，但其實也不需如此麻煩。選賢與能，有才有德文武兼備，當然最好，但全才者往往不多，亦不可強求，既然通才不可得，那不如退一步想：就算僅得其一，只要能發揮能力、為我所用，有才無德，有德無才，那又如何？因此，曹操是站在領導者的立場、也是以當時過於注重德行的時代背景上，明確指出：德或才，兩者兼有固佳，但不妨分而取之，有才者、有德者皆為我所用。

　　這個理說，當然不是求才令之後才有的，在此之前，早就貫徹在曹操的用人裡，這點陳壽看得最清楚，他評曹操：「官方授材，各因其器」，光看這句還看不出什麼，可是他又說：「程昱、郭嘉、董昭、劉曄、蔣濟才策謀略，世之奇士，雖清治德業，殊于荀攸，而籌畫所料，是其倫也。劉放文翰，孫資勤慎，並管喉舌，權聞當時，雅亮非體，是故譏諛之聲，每過其實矣！」陳壽所言，是否客觀，其實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我們不該只拘泥史料的正面意思，這樣子看史料，是詮釋不出新意的，應該從反面來看，「清治德業」不如人，那又如何？「雅亮非體」，不夠正派，又算什麼？曹操看重他們的，本來就不在這裡阿！

參考自網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