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宗南於國府的功過總檢討

    胡宗南是黃埔軍校第一期畢業，因為參加東征、北伐，屢建戰功，蔣介石對胡宗南特別信任。

    七七事變後對日抗戰開始，八一三就發生淞滬戰役，胡宗南所部第一軍在淞滬會戰的火線上，堅守了六周，屢挫日軍步兵、炮兵、戰車、空軍聯合攻擊行動，胡宗南部犧牲至為慘烈，四萬人最後只剩一千二百人。大公報著名報人張季鸞說，第一軍為國之精銳，如此犧牲，聞之泫然。第一軍後奉命到河南整補，再調往西安。胡宗南部最後離開西安駐地，為一九四九年五月，在西安前後待了十二年。

    根據胡宗南次子胡為善的整理，提出胡宗南於抗戰時期的四大貢獻:

    第一是教育，西安的中央軍校第七分校，和戰幹第四團，各訓練出四萬餘名軍官和政治人才，分發全國各戰場，支持八年抗戰；

    第二是擋住日軍自北面攻向四川的鉗形攻勢。日本幾次攻打潼關，意圖進窺陪都重慶，但胡宗南的部隊始終不動如山，完成了中央交付他最重要的任務，甚至打了好幾場勝仗。包括蘭封之役，打垮日軍土肥原賢二；參加武漢保衛戰，殲敵五千；豫西西峽口之役大勝等。

    一九四四年，洛陽失陷後，胡宗南到潼關召集軍師長和敢死隊講話，身後還帶了一具棺材，他說：“如果這次不能打敗日寇，這便是我胡某人的棺木！” 結果全軍奮勇殺敵，果然打了勝仗。

    第三個貢獻，是把青海、寧夏、甘肅等地方勢力統合起來，齊心抗日。一九四三年，胡宗南派三十七集團軍范漢傑，率盛文的五十九師，平定甘肅回亂。一九四四年，派黃埔一期同學李鐵軍率二十九集團軍到新疆。因新疆一度受蘇聯蠱惑，陰謀獨立，最後終為胡宗南部安撫平定。

    第四個貢獻，……胡宗南部一定程度制約了中共從陝北往外發展的力量，同時跟中共競相爭取淪陷區投靠後方的青年。抗戰爆發後，淪陷區青年競相投奔大後方，眾多青年原本要到延安，不少人途經西安就被胡宗南部攔下，勸服他們去王曲軍校七分校，或者參加戰幹團，日後到部隊從事政治工作。連戰的父親連震東即曾被禮聘為戰幹團教官。

    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二日，胡宗南赴河南鄭州，主持接受日軍投降儀式，接收豫北、豫西日軍。日方代表是日軍第十二軍軍長鷹森孝中將。投降儀式結束後，雙方代表握手晤談。鷹森孝問胡宗南，近期河南西峽口戰役，貴方一位孔姓營長，利用反斜面作戰（反斜面陣地攻防戰），殲滅了我們很多部隊，我很想跟這位營長見面。胡宗南經查證，知道這名營長的名字叫孔令晟。是時孔營長剛好在外地受訓，不在鄭州附近，未能與日本軍長鷹森孝見面。 

    胡宗南因而對出身北京大學的孔令晟印象深刻，為示賞識，胡宗南有意調孔令晟到長官部，原本要孔令晟接替熊向暉（按：熊向暉本名熊彙荃）職位，但孔令晟不願意做參謀，寧願帶兵，胡宗南只好打消此意。由於胡宗南非常愛護孔令晟，之後，還派人幫他補習功課，稍後進入國防大學進修（編者按：孔令晟日後曾任國防部作戰次長、蔣介石之侍衛長、海軍陸戰隊司令、警政署署長等職）。

    胡宗南認為，抗戰結束後，國家迫切需要建設人才。所以，胡宗南派了許多部下到美國受訓或進修，熊向暉就是其中之一。當時派出國的幹部多達數十名，都是胡宗南部隊中極為突出的優秀人才。內戰爆發，國內局勢丕變，許多人索性留在美國就業定居。抗戰前後，大學生鳳毛麟角，知識份子左傾的比例很高，投效胡宗南部的知識青年，不乏思想左傾或者潛伏共諜，胡宗南總認為以人格感召可以感化這些人。曾經有人跟他密報，熊向暉思想左傾，胡宗南告訴密報的人：熊向暉來部隊的時候才十八歲，年輕人想法特異獨行不要緊，我可以感化影響他。

    熊向暉在（二〇〇五年）過世之前，曾經托人傳話給胡為善，他強調是先加入共產黨，所以不得不遵行共產黨的指示做事，他強調，對胡宗南終生感念，請胡為善務必諒解他。胡為善記得在幼年時，熊向暉曾寫信給胡為善母親，強調他沒有做對不起胡宗南的事。

    抗戰勝利後，國共之間究竟選擇和或戰？曾經一度困擾（國府）最高當局。民國三十五年，國府中央召開軍事會議，蔣公日記中也記載，中共趁著抗戰如何擴張，配合日本軍隊，處處打擊國軍，把我們敵後遊擊隊都吃掉了，戰後又積極擴張，不聽中央號令，不斷挑釁，他已經忍無可忍。

    據說有一次在軍事會議中，張治中將軍認為國共之間不能戰，戰則國民黨必敗，因為八年抗戰下來，國窮民困，人心厭戰；但參謀總長顧祝同卻力言在三個月內必能消滅共黨，蔣介石最後採納了後者的建議。

（根據臺灣“國史館”《中共教導旅陝北作戰日誌》一書中，第259頁至275頁，附列了一九四七年三月，時任胡宗南部五〇〇團團長曾祥廷口述歷史訪談。曾老將軍說“張治中與毛澤東很熟，毛在重慶就住在他的公館，很瞭解共產黨的力量。張忠道說：‘顧總長說三個月消滅共產黨，你則說戰則必敗，你向國防部報告了沒？’張治中說他報告過了。他說：‘如果這個仗要打，結果一定是失敗的。上自將領，下至中下級幹部，都認為不是打仗的時候，打了就完了。’ 張忠道就問說：‘打了一半講和可不可以？’ 張治中搖搖頭說：‘也很困難。你想講和共產黨不一定要和你講和。’ 胡為善一個同學安徽壽縣陶有恆與張治中很接近，是安徽同鄉，前幾年到了北平，見到了張治中的女兒張月娥，把張治中上國防部的報告給他看，國防部則以為‘共產黨不堪一擊’ ”……）

    不久前，胡為善曾遇見一位大陸訪台的老先生，據他透露，他看過毛澤東內部講話的檔案，抗戰前後，毛澤東告訴幹部，國民黨將領只有兩個人你們要特別注意，第一個是胡宗南，第二是白崇禧。

（有關國民黨軍攻打延安的經過，根據臺灣“國史館”《中共教導旅陝北作戰日誌》一書，曾祥廷將軍的口述歷史訪談回憶：“民國三十六年三月十八日，我奉命派了一個突擊營突擊延安，營長即原第一營營長應啟新。三月十九日一早，我們到了延安東邊的塔山，碰到了旅長、副旅長與參謀長。突擊營的嚮導是共產黨派的，所以進延安遲了一點，不然可以活抓到毛澤東。因為當時毛澤東還沒走，毛澤東說我要看到胡宗南的兵進入延安我才要走，所以進入延安時，地下室的茶還是溫的。他的情報很靈光，對我們的行動很瞭解。整個剿匪我們吃虧的就是情報不靈，對敵人瞭解太少，相反敵人對我們瞭解太多，甚至我們沒有行動，事先他都知道。” 按：國府負責情報的軍統局局長戴笠已於前一年飛機失事遇難。）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蔣介石在南京主持攻打延安的秘密軍事會議（編者按：臺灣於同日爆發二二八事變），胡宗南也是會議重要參與者之一。會議結束，蔣介石單獨召見胡宗南，蔣交代完重要軍務之後說：“以後再有什麼意見，可以先跟劉次長商量。”劉次長就是劉為章(劉斐)，當時的國防部參謀次長。於民國十九年（一九三〇年）加入共產黨，以後又進入白崇禧部隊。

試想，凡事透過劉斐，這還有什麼軍事機密可言？所以劉安祺上將曾經在他的訪談錄中說，我軍簡直是追隨劉斐和郭汝瑰的魔棒在走（編按：郭汝瑰時任參謀本部作戰廳長，也是共諜）。

    妙的是，國共雙方多次交手之後，胡宗南根據幾次慘痛經驗，意識到中共在最高統帥身邊可能派遣了諜報人員，察覺到情況不對，胡宗南馬上改變，在改弦易轍之後，方能在五天內打下延安。比如說，他派第二十九軍對大小嶗山佯攻，果然遇到堅強抵抗，數日不下，另一方面派第一軍從山西過來擔任主攻，出乎中共意料之外。

    中共方面是要堅決抵抗，保衛延安的，這可以從中共第一野戰軍的戰史記載中得知梗概，中共中央下達的命令，是要他們堅決抵抗。 打下延安之後，部隊儘管極為疲憊，胡宗南部仍準備窮追不捨，這時，南京國防部來了緊急電報，命令胡宗南“窮寇勿追”。 胡宗南既然接到上級命令不追，只好暫且按兵不動，保持戰果，但心裡依然籌畫著如何追擊，正待採取行動，這時南京國防部又下達命令：河南軍情危急，立刻派第一軍支援河南。幾乎是屢試不爽，只要執行南京的命令，部隊必然失利被殲。一九四八年二月底，第二十九軍被打垮，就是後果。所以，胡宗南部下彼此警告，聽國防部的命令我們準打敗仗，不聽命令，我們就打勝仗，這已成為鐵律。熊向暉在一九四七年已離開胡宗南，他造成的影響，相較之下已經是次要的次要，真正問題在南京國防部。大戰略與大部隊的佈署安排，全部曝露無遺，夫復何言？

    一九四九年五月，南京已經撤退，共軍也已渡江，奉到國防部命令，要胡宗南將戰線縮短，撤出西安，所以他就把部隊撤退到漢中。那時胡宗南部還有幾個軍的實力，兵員十數萬人。早先，當局從他的麾下抽調了好些部隊去剿共。東北戰役中，范漢傑就是胡宗南派到東北去的。三十四集團軍總司令李文，及其所部，原本也歸胡宗南統領，他被派去支持傅作義，這些部隊後來都在平津戰役中損失殆盡。徐蚌會戰，胡宗南部雖然沒有直接參與，但仍有若干部隊參與其中。

    所以，當胡宗南撤出西安時，旗下仍有十幾個軍的番號，但真正的主力是第一軍、第三軍。其它的幾個軍，雖有番號，但員額不足。負責的防務，東起陝豫邊境，西至甘肅南部及東部幾千里。前線每天跟中共西北野戰軍作戰，戰報不絕如縷。

    一九四九年五月到漢中，一出西安，胡宗南有鑒於四川仍很完整，力主部隊應該下四川，穩定川局，代總統李宗仁堅決不允。在漢中，耽誤近半年時光，等到終於奉蔣介石命令下四川，局勢已經無力回天。胡宗南部幕僚轉述，基於集中兵力之思考，胡宗南的幕僚們曾經有好幾個想法：第一個想法是直衝山東，到江蘇連雲港。第二個想法，直衝武漢，武漢位處華中交通樞紐，一旦情況危急，可南下廣州或江西，再退往臺灣。第三個想法，是下雲南建立長期遊擊根據地，但情勢變得太快，這幾個想法都未付諸實現。（後來據擔任蔣介石侍衛長的孔令晟表示，第三個計畫是蔣介石的決定。）

    李宗仁飛往美國不管事，中樞無主之後，一九四九年十一月蔣介石自臺灣飛重慶指揮，要胡宗南下四川。胡宗南感喟說：“現在要我下四川為時已晚，大部隊入川，無異等著被共軍甕中捉鼈。” 胡宗南在漢中主持秘密會議，會上發言盈庭，那是決定胡宗南部隊行止最重要的一次會議。胡宗南隨從參謀回憶，蔣介石不斷從重慶打長途電話到漢中，想直接找胡宗南講話，胡宗南一反常態，始終避不接聽。俞濟時奉蔣命，連打三次電話，胡宗南最後出於無奈接了電話。“總裁有令，你馬上帶部隊下四川！”

    那段期間，胡宗南當時主持陝甘川綏靖公署，部隊分散在各據點與共軍不斷接戰，他接到此令，非常苦惱。他在會議上告訴高級幹部，現在把大部隊帶進四川，戰略上將陷於完全不利的地位，會被共軍圍而殲之；日後，人家會說是我胡某人丟掉大陸的！最後，胡宗南的參謀長羅列起立發言：我們不下去也不行，如果我們不入川，蔣先生必成共軍俘虜，你胡某人的責任更大！最後胡宗南流著眼淚，勉強按照命令進入四川。

    國共戰爭末期，大部隊缺乏機動交通工具，光靠兩條腿跋涉行軍，勢必減緩過大巴山南下四川的速度。蔣介石原先答應，預備調集八百輛大卡車給胡宗南部隊，結果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調集軍用卡車一百部。胡宗南部克服重重困難，越過大巴山，如同《三國演義》中描述的鄧艾下陰平入蜀；並利用原有在四川北部重鎮廣元，作為指揮中心。

    川陝甘綏靖公署準備由主力部隊第一軍進駐成都，並保障川北其它各軍在共軍猛烈攻擊下轉進之安全，但蔣介石從重慶來電，表示異議，堅持第一軍開赴重慶。蔣介石日記上記載，再三命令胡宗南把第一軍開往重慶。由於蔣介石堅持，第一軍只好調頭奔赴重慶，等大部隊好不容易進抵重慶，因為貴州和川東失守，四川已處於共軍重重包圍之中。

    劉伯承率領二野蜂擁而至。林彪統領四野從武漢直逼廣州，佔領廣東後再調頭直攻四川，從川東南插入。彭德懷的一野，從陝西、甘肅一路披星戴月追來。四川地方武裝力量，劉文輝、鄧錫侯部隊不穩。僅有的黃埔系部隊宋希濂、羅廣文的部隊都潰敗。胡宗南的部隊入川，第一件事情卻是要對付四川亂局，接管他們潰敗之後的防區。

    第一軍邊走邊打，居然還打了幾個勝仗，共軍口耳相傳：怪不得這是第一軍。俘虜共軍數百人，穩住重慶局面，爭取到兩個禮拜寶貴的時間。讓國民政府能從重慶遷往成都，第三軍已固守成都，預備抵擋彭德懷的一野。胡宗南部可說是三面作戰，既要抵抗彭德懷部及劉伯承部，又要跟林彪部對抗。王生明將軍當時是第八師副師長，部隊一路衝到成都東南，抵抗劉伯承部，結果部隊被打垮，王生明跟著軍長吳俊，兵敗負傷，化裝逃到臺灣。（編按：王生明後於一江山戰役中犧牲。）

    部隊到達成都，四川叛軍劉文輝部隊，及反叛的原國防部作戰廳長郭汝瑰，都在一二日行程之內，他們準備要扣留蔣介石向中共邀功。

    胡宗南曾發了一封重要的電報，給在臺北的湯恩伯將軍，堅決反對會戰，並謂: 我軍處於內線不利位置，一旦與敵人會戰，必遭全殲。胡宗南說趁敵人兵力未形成包圍圈時，擊滅共軍的一部，再俟機擊滅另外一部。在時間上已經來不及，我軍兵力佈署呈一字長蛇陣，請兄有以教之。

    在給湯恩伯的電報上，胡宗南的想法應是把部隊主力轉移到雲南、西康去，既可保留實力，又可佔領雲貴高原有利位置。然而，現實環境根本不允許如此。果然，蔣介石要胡宗南趕往成都，所有部隊只好往成都集中。胡宗南陪同蔣介石住軍校，根據日記記錄，他們每天密商接下去該怎麼作戰。蔣介石的日記中有段話: 在如此危難時刻，宗南毫無頹唐之色，真將領中之麟角也。

    胡宗南靜觀形勢，認為局面難以長久維持，力主國府應該遷往臺灣，也勸蔣介石退到臺灣。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九日，蔣介石離開成都。蔣介石離開成都，胡宗南隨即趕往西昌，力圖安定西昌局面。西昌原本歸劉文輝部控制，胡宗南調第一師一個營的部隊到西昌，居然解決了劉文輝一個師的部隊。

    胡宗南從四川撤退西昌途中，飛機遭逢惡劣天候，斯時，整個大陸都已被共軍佔領，飛機只好往南飛，迫降海南島。接連數日天氣未放晴，飛機無法起飛，又與臺灣通訊中斷，蔣介石剛從成都回到臺灣，急於與胡宗南連繫，卻遍尋他不著，頗為生氣。所幸，天氣放晴後，胡宗南終於趕赴西昌，重新建立指揮中心，逐步集中被打散的部隊，兩個月內，部隊擴充到一萬多人。

    胡宗南部於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從陝西下四川不久，天氣就進入冬季，人生地不熟，既無冬衣，又無糧餉，更無兵源，連軍火彈藥的補給都斷絕了。有一個統計，成都之役，胡宗南麾下犧牲了六位師長，他們不是陣亡就是自殺；三位軍長中的兩位負傷；兩位兵團司令一個負傷一個被俘。底下團、營、連長幾乎犧牲殆盡。這些人犧牲的代價，換來國府全身撤退臺灣，也幫蔣介石安全斷後。

    據胡宗南部下轉述，由於國府最精銳的部隊，分由杜聿明、傅作義、劉峙統帥，幾乎都已於一年前在東北、華北、淮海三場戰役中戰敗，武器裝備也隨之轉手，全部被共軍繳獲。在四川重慶及成都與胡宗南部遭遇的共軍，一個排就配屬一輛戰車，武器品質之高，可見一斑。即使如此，第一軍在重慶仍能獲致局部勝利。

    共軍絕不可能讓胡宗南在西昌站穩腳跟，與臺灣形成互為犄角之勢。一九五〇年三月，十萬共軍圍攻西昌，胡宗南轄下的一萬部隊，多是新造之師，而且分散在好多據點，備多力分。而且，彈藥補給均成問題，地方上的彝族，也多未能合作。

    攻打西昌的共軍，係二野劉鄧的部隊。胡宗南的部隊無力固守，眼睜睜看著城鎮與據點逐一被攻陷。到情勢最危急的關頭，蔣介石從臺灣派了一架飛機，到西昌接胡宗南及賀國光將軍等人。當天晚上，胡宗南召集部將開會，胡宗南表示他打算留在西昌，與陣地共存亡。他要秘書長趙龍文、參謀長羅列等人搭這架飛機走。參加會議的人員堅決不同意，最後，羅列起身發言。先前漢中會議是他力主揮淚入川，西昌會議上又是他挺身講話。羅列說：共軍四路圍攻，喊出口號活捉胡宗南，你胡宗南如果被活捉了，對黨國有什麼好處？以後還有誰能號召失散的部隊和七分校的學生？

    羅列說：漢高祖被圍，紀信偽裝成劉邦，引開匈奴冒頓單于的部隊。我願意當紀信，從現在起，部隊由我指揮，我來做紀信，你上飛機。羅列跟趙龍文等將領，簇擁著胡宗南，強行將他拉上飛機，直飛臺灣。未幾，共軍攻進西昌，亂軍之中，羅列受傷昏迷，當地彝族剝光他全身衣物，共軍清理戰場時，遍尋不著羅列，即宣佈羅列戰死，臺灣隨後將羅將軍入祀臺北忠烈祠。實際上，負傷的羅列被老百姓救活後，經彝民協助，由四川南下廣州，輾轉逃往香港。

    西昌易手之後，胡宗南在臺灣以為羅列陣亡，把羅列母親當成自己母親侍奉。羅列逃到香港，胡宗南喜出望外，馬上跟蔣介石報告，為羅列辦理入境手續。其後，胡宗南奉派任職澎湖防衛司令官。一九五九年某日，蔣介石召見胡宗南，徵詢他接任陸軍總司令的意願，胡宗南謙辭不受，他向蔣介石推薦羅列，蔣介石同意，羅列隨即奉調陸軍總司令。

    剛撤退到臺灣時，一度有傳言，蔣介石要胡宗南當參謀總長，好友副參謀總長王叔銘還要胡宗南的參謀們先作準備，但後來胡宗南沒有去，反而願意到大陳島（編者按：胡宗南於一九五一年奉蔣介石之命，化名秦東昌擔任“江浙反共救國軍總指揮兼浙江省主席”，指揮大陳海上遊擊隊。）。一九六〇年，經國先生銜命來見胡宗南，要胡宗南接任參軍長，他告訴蔣經國：“請你跟‘總統’報告，我有心臟病，不能做這個職務。” 隔了兩年，胡宗南在台北就因心臟病發作病逝了。

    胡宗南和戴笠結識於杭州，攀談之下，彼此對國是看法完全一致，因成莫逆至交，並向蔣介石大力推薦。胡宗南和戴笠服務的單位，彼此交換幹部。胡宗南駐紮西安，西安警察局長就是戴笠派的人。日本侵華，戴笠組織忠義救國軍，好些幹部都是胡宗南的部下。胡宗南辭世前，身上穿的一件破毛背心，還是戴笠二十年前送的，印證胡宗南終生懷念戴笠。

    胡宗南剛到臺灣，曾經遭逢一樁很不愉快的事件。一九四九年，部隊奉命從西安撤退到漢中，由於和談破裂，共軍已渡過長江，局勢危急。胡宗南暗思，應該為麾下將領在臺灣購置房舍，安定部屬軍心，免除後顧之憂。於是用一千兩黃金，在臺北南京東路、松江路附近，購置五十間房舍，供麾下將領和家人撤退臺灣的棲息之所。胡宗南卻未藉此機會，為自己購買任何一間房舍。孰料，陝西省議會副議長李夢彪，跑到胡宗南辦公室，向幕僚副官人員提出要求，希望能比照胡宗南部將領，為他配一間房子。幕僚人員告訴李夢彪，這房子是給將領住的，你不符合條件，但這件事他們並沒有報告胡宗南。李夢彪兼任“監察委員”，一氣之下，向“監察院”提出彈劾案，以丟掉大陸為由，彈劾胡宗南。

    胡宗南從不為自己辯解，任何人對他譭謗、誤解，他非但不置一詞，也不准部下仗義辯解。他說，你們多辯解，就多給“總統”找麻煩，不必辯解，打落牙齒和血吞。

    彈劾案提出來後，便有一百零八位“立法委員”聯名為胡宗南辯誣。經過“國防部”詳加調查後，停止彈劾。而蔣介石深信胡宗南的人格，最後也親自出面講話：如果沒有胡某人，我怎麼從大陸出來？如果沒有胡某人，“政府”怎麼出來？你們怎麼出來的？不要再辦了！這樁彈劾案終於不了了之。

    以上根據胡宗南之長子胡為真、次子胡為善的精心整理，呈現出胡宗南在國府功績的正面敘述。

    但是2005年6月，一本由旅美作家張戎與其英國籍丈夫喬·哈利戴合寫的傳記——《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在台灣引起軒然大波。作者在書中聲稱「胡宗南可能是紅色代理人」，引起胡宗南之子胡為真的強烈抗議。

    將昔日西北王，蔣介石倚為股肱的四大心腹之一，貴為「國軍」一級陸軍上將的胡宗南指為「紅色代理人」，的確有足夠爆炸力。儘管書中並未提出有力證據，但胡宗南在赴台後未受重用也是不爭的事實。

    胡宗南的失敗原因眾多，其中不可忽視的一點便是，他的部屬中竟有三位親信同為中共諜報人員。這三人自始至終深受胡宗南信任，甚至還被胡送往美國深造，回國後又並肩戰鬥在共產中國的外交戰線上。這堪稱世界特工史上的奇觀。這三位諜報英雄便是被周恩來稱為「後三傑」的熊向暉、陳忠經和申健。

周恩來的閒棋冷子

「後三傑」分別畢業於北京最著名的三所大學。抗戰前，熊向暉就讀清華大學中文系；申健在北平師範大學經濟系；而陳忠經更曾擔任北京大學學生會執行委員、學生會主席，是名噪一時的一二九領袖。

論年紀，熊向暉比1915年出生的申健、陳忠經小4歲。但在參加革命上，熊向暉卻走到了前面。進大學不久，熊向暉就通過中共清華黨支部負責人楊學誠加入了中共，時在1936年12月8日，「一二·九運動」一周年的前夜。

「 打進去，拉出來」是隱蔽戰線的一貫打法，熊向暉是受周恩來親自派遣「打」入到胡宗南的營壘中去的，而申健與陳忠經則是從胡宗南的營壘中「拉」出來的，當然 「拉」出來的過程並非被動，而是自覺自願、積極主動。據說，為了入黨，1940年陳忠經甚至冒險闖進被特務嚴密監視的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

通過周恩來精心安排，熊向暉與申健、陳忠經三人構成一張中共在國民黨軍隊中最重要的間諜網。

    熊向暉成為胡宗南的機要秘書時，正當抗戰時期。周恩來對熊指示，準備長期潛伏，做一枚國共對弈中的閒棋、布的冷子，到時自會有用。這一閒就閒了五年，五年磨一劍，一朝出鞘，寒氣逼人。

毛澤東讚語「一個人能頂幾個師」

事實證明，周恩來這一著閒棋冷子放在了最要命的地方。

1941年夏天，中共中央社會部派遣王石堅到西安主持情報工作，他的任務之一就是與熊向暉等人聯絡。

1942年9月，蔣介石在西安主持召開了北方各戰區將領會議，會議的情況和胡宗南部隊的動向及實力等情況，熊向暉都通過王石堅向延安作了報告。

1943 年夏，蔣介石秘密布置胡宗南，趁共產國際解散之機，閃擊延安。7月2日胡宗南根據蔣介石親自審定的《對陝北匪區作戰計劃》，下達了於7月9日進攻邊區的命令。第二天這一情報就被熊向暉報往延安。當時胡宗南部有10萬人，而陝甘寧邊區僅有少量留守部隊，大兵壓境，中共軍委參謀長葉劍英建議使用熊向暉提供的情報，公開揭露國民黨發動內戰的計劃，這一建議得到毛澤東、朱德的採納。7月4日朱德親自致電胡宗南，對其破壞抗戰的陰謀提出強烈抗議。同時延安《解放日報》登出了胡宗南部的詳細部署情況，蔣介石迫於輿論壓力，不得不叫停了這次進攻。事後胡宗南雖密令追查泄密者，但從來沒有懷疑過在自己身邊的熊向暉。

1947年3月，胡宗南再次部署進攻延安。本已安排好出國留學的熊向暉(抗戰勝利後，胡宗南資助部下的優秀青年出國深造，熊向暉等三人都被選中，由此也可以看出他們三人在胡宗南心目中的地位)被胡宗南緊急召回為他擬訂攻占延安後的「施政綱領」，熊向暉由此獲得了胡宗南進攻延安的詳細計劃。很快這一計劃就完整的送到了延安。據說，當周恩來收到這份情報時，曾十分激動地稱讚道：「真是好樣的！關鍵時刻又一次保衛了黨中央。」

中共中央隨即撤出延安，把一座空城留給了胡宗南。

胡宗南的幾十萬大軍雖占領延安卻找不到帶著中央直屬機關在山溝裡「轉進」的毛澤東。事後，毛澤東誇讚熊向暉「一個人能頂幾個師」。這是對「後三傑」情報工作的最高評價。

身份暴露？兩度驚魂

潛伏十三年之久，熊向暉等三人身在敵營，處處險境，行差踏錯就可能惹來殺身之禍。十三年間，他們遭遇過兩次身份暴露的驚魂事件。

第一次是周恩來在乘坐美國特使馬歇爾的專機赴延安研究東北停戰問題時，在機上不慎遺失一個隨身攜帶的記事本，上面有熊向暉在南京的住址和他的姓名。所幸馬歇爾將記事本歸還給周恩來，也沒有向國民黨透露此事，在外躲避好一陣的熊向暉虛驚一場。

1947年9月，中共在北方的情報網絡遭到嚴重破壞，數十名諜報人員被捕，其中就包括王石堅。軍統在調查過程中發現了熊向暉等三人的真實身份。但此時，他們已經人在美國，軍統也鞭長莫及，加之胡宗南為求自保極力將此事壓下。驚魂之後，「後三傑」都平安完成在美學業。

    1949年7月，熊向暉從美國回國後，隨羅青長去見周恩來。周恩來非常高興，說：終於在勝利以後見面了。他談到西安的情報工作，也談到王石堅出事後他的分析和判斷。

    周恩來對熊向暉說: 「王石堅被捕，克農很擔心你們三人的安全，我倒不那麼擔心。這同丟小本子的事件不一樣。那次是顧慮馬歇爾直接交給蔣介石，一旦蔣看到，下令查辦，必然一查到底。王石堅的事，是下面保密局的人搞的，蔣不會馬上知道。從戴笠起，沿下來的鄭介民、毛人鳳，都同胡宗南有很深的關係。胡宗南一定會壓住。其實王石堅有沒有供出你們，無關緊要。即便王石堅招供，胡宗南也會讓保密局保他的駕。他不是愛護誰，是為了他自己，共產黨員在他身邊這麼多年，還帶你打延安，保薦去美國，這件事捅出來，蔣介石饒不了他，陳誠這些人更會落井下石。我估計胡宗南心裡有數，必然不敢聲張，還會否認。對這樣的事，我有點準頭。」

    30多年後，周恩來的分析得到驗證。1985年出版的沈醉《軍統內幕》中有這樣一段：「1947年秋冬間，我曾去西安見過胡，保密局行動處處長葉翔之正在西安搜捕中共地下黨組織……發現胡宗南的秘書和他的西北通訊社的負責人當中有中數十員，已經活動了多年……胡對此的確大吃一驚。這個死要面子的人，聽說自己的親信中居然有了共產黨，臉都氣得發青。他立刻決定將所有涉及他部下的幾個人都由他自行處理，要葉翔之不必過問，連向蔣介石報告時也應當把這幾個人另外列出來，千萬不能讓蔣介石知道。」

胡宗南栽培中共外交三傑

    1947年秋，熊向暉進入美國威斯特恩·里塞夫大學學習；陳忠經在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進修；申健則赴美國俄亥俄州西保大學。三人於1949年中共建國前後回到祖國。熊向暉此後長期在外交部任職，曾擔任中國首次出席聯合國大會代表；陳忠經歷任對外文化聯絡局代局長，國際關係學院院長等職；申健則長期擔任外派大使 。1972年，53歲的熊向暉以周恩來助理的身份親身見證了尼克森訪華。

從某種意義上說，熊向暉可稱得上古今中外最特殊的間諜。因為在對手心臟從事地下工作的諜報人員，往往難逃暴露危險。熊向暉不但圓滿完成使命，更毫髮未損全身而退，還得對手資助出國深造，學有所成而再服務於新中國外交界，一直做到部長級高官。揆諸古今中外間諜史，幾乎是絕無僅有之特例。

    陳忠經、熊向暉與胡宗南的關係非常密切，湖南青年戰地服務團團長李芳蘭一度懷疑陳忠經和熊向暉是共產黨，並威脅要「檢舉」，但礙於陳忠經等深得胡宗南的信任，不敢輕舉妄動。李芳蘭曾不無醋意地回憶稱：「每次調陳去西安東倉門（胡軍團長官邸）工作，都不通知我，胡將軍、楊上校（按：指楊爾瑛，三青團陝西分團幹事長）、陳忠經他們成了鐵三角」，她拿不出任何證據，自然不敢舉發。

申健和熊彚苓奉令結婚

    從私人生活的角度，胡宗南與熊向暉的姐姐熊彚苓曾有戀愛關係，一度還打算結婚。據王石堅1946年5月19日給中共中央的電報：「503號之姊七年前與胡宗南相愛，胡宗南送她赴美深造，年前胡宗南催伊返國結婚，九月胡宗南至滬迎她相晤後，胡突然變卦促她同別人結婚，現胡令她選擇對象結婚後，送彼二人出國。503姊受刺激甚劇，表示願與最進步者結合，……」，後經王石堅等反覆商議，並取得熊彚苓和申健的同意，兩人最終結合在一起。在胡宗南保薦公派留美英的17人之外，對於「李人士、余忠玲、熊彚苓女士等，亦各補助美金三千元助其出國深造」。可以想見，如果此事一旦暴露出來，胡宗南根本就撇不清干係，所以他必然竭盡全力將此事壓下，這也是陳忠經、申健、熊向暉等人幸運脫身的一大關鍵。

    胡宗南把身邊的中共間諜當成心腹，還曾經想娶間諜當老婆，什麼情報都泄露出去了，國共內戰時被打得一路敗退，顯然並不冤枉。

胡宗南出任國民黨第一軍的軍長，是蔣介石的嫡系，也是

進攻陝北紅軍的主力，胡畢業於黃埔軍校第一期，周恩來是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兩人屬於師生之誼。

     周恩來祕書童小鵬回憶錄《風雨四十年》透露當年祕聞，胡宗南在江西蘇區積極參加“剿共” ，並一直尾追中共紅軍到陝北、山西，此時周恩來寫了一封既含諷刺又有規勸意味的信給胡宗南，信上說: 「 十年來兄以剿共成名，私心則以兄尚未成為民族英雄為憾」，又語重心長地指出: 「兄在黃埔為先進，亦為蔣先生最信賴之人，果能力排浮議，立停內戰，則頌之者將遍於國人」，胡宗南受蔣之命長期剿共，屢遭失敗，已失掉信心，他曾對張學良說:「 剿共是無期徒刑。」

胡宗南作夢也想不到，他的老師周恩來，在關心他之外，

安排了數十位最優秀的諜報人員在他四周，讓他成為共產黨精心打理的透明魚缸中最大的一條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