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經濟學家托馬斯·皮凱提在其著作《二十一世紀資本論》中提出核心觀點：當資本報酬率（r）長期高於經濟成長率（g）時，財富將不成比例地流向資本擁有者，導致貧富差距持續擴大，最終可能引發社會動盪。

自 1980年代以來，美國的資本報酬率（r，尤其在股市與不動產市場），穩定維持在 5%-7% 之間，而同期的經濟成長率（g）多數年份則在 2% 左右。這種「r > g」，即資本報酬率（r）長期高於經濟成長率（g）處於皮凱提所提出的失衡狀態。以下收集美國近四五十年來的幾個經濟社會政治重要指標，驗證皮凱提的立論。

一，經濟結構的變化

製造業萎縮：「r > g」的環境下，資本傾向流入回報率高的服務業，而非本地的實體生產事業。製造業經營者採取離岸外包或自動化的方式減少成本，增加利潤。美國本土製造業的 GDP佔比從 1950年代的超過 25%下降到 2023年的不足 11%。製造業就業人口佔比也從 1979年的 22%（1940萬人）下降到 2024年的 8.2%（1290萬人），期間流失了超過 600萬個製造業工作。

高端服務業蓬勃發展：由於金融、醫療、教育產業在資本回報上遠超傳統製造業，投資流向這些行業。金融與保險業有些年份的總企業利潤佔比高達 30%，其GDP佔比從 1980年的 4%–5% 上升到 2023年的超過 8%。醫療保健業同樣快速成長， GDP佔比從 1970年的 7% 上漲到 2023年的 18%。2023年有 2,200萬人在醫療保健相關產業工作，成為全美最大就業部門之一。

服務業與資訊業擴張：服務業（高端有醫療、教育、金融等；低端有餐飲、旅游、零售等行業）的 GDP佔比從 1970年代的 55%增加到 2022-2023年的 77%；資訊產業（AI、軟體、電商等）的 GDP佔比也從 1970年代的 2-3%成長到 2022-2023年的 8-10%。然而，這種轉型並未普惠大眾。科技業利潤高度集中，對技術職位教育背景要求高，和高端服務業同屬於高附加價值的知識型產業，薪資高，但職位有限，受惠的是少數提供專業服務的白領階級。服務業兩極化，低端服務業大多是門檻低，勞力密集的低薪職位。這兩個行業擴張，帶來大量低薪勞力密集的工作機會，但只提供少數要求專業技能的高薪工作機會。

二，貧富差距加大

勞工報酬停滯，財富流向資本方：儘管 1973年至 2022年間，美國非農業部門的勞動生產力成長了驚人的 265%，但這五十年間勞工的實質時薪（以2023年幣值計算）僅從 23美元微幅增至 24美元（+4.3%）。與此同時，根據經濟政策研究所（EPI）的研究，1978至 2021年間，CEO 的平均薪資成長超過 1400%，而同期一般工人的薪資僅成長 18%。這清晰地顯示，勞動者創造的巨大價值，不成比例地流向了資本擁有者與高階管理階層。

上下層美國人收入差距加大：美國最富有的前百分之一人口收入佔全國總收入的比例，從 1980年代初的 8%-10%，飆升至 2015年之後的 20%-22%。更甚者，最富有的前千分之一人口的收入佔比，也從 1980年代初的約 2%，增長到 2020年代的 11%-12%。

美國人財富集中的趨勢驚人：由於 1970年代缺乏可靠的調查資料，只能根據近三十多年的資料做比較。根據美國聯邦儲備系統（Federal Reserve）的數據，越有錢的家庭累積財富的幅度越大。從 1989年到 2024年，美國最富有的 0.1% 的家庭擁有的資產佔全國的比例從 9%上升到 13.8%；最富有的 1% 的家庭的資產從 22.8% 增加到 30.8%；最富有的10%的資產從 60.3% 上升到 67%；然而最貧窮的 50%家庭擁有的資產從 1989年的 3.8% 反而下降到 2.5%。

稅制變革的助長貧富差距：自雷根時代起，美國大幅削減高所得者與資本利得的稅率，其後的歷任總統也多採取減稅政策，最主要的受惠者是收入高，資產多的富人。累進稅制的弱化，使得富人得以保留更多資本所得，進一步加速資產積累。相對寬鬆的遺產稅、財富稅制度，也使得財富更容易代代相傳，加劇了因「r > g」帶來的資本集中效應。

三，社會不滿與政治極化

經濟上的不平等，無可避免地轉化為社會與政治層面的不滿。製造業外移導致的失業、長期的工資停滯。減稅政策導致公共服務與基礎建設投資縮減，政府服務不能維持往時水準。使得原先享有中產階級生活水準的勞動階級，尤其是白人工人階級的失落感與憤怒日益升高。他們對內不滿建制政治與菁英階層，對外則滋生反全球化、反自由貿易甚至排外情緒。

川普的崛起，正是這種社會情緒的集中體現。他成功動員了對貧富不均、政治疏離感和文化焦慮反應強烈的藍領與非城市選民，特別是白人、非大學學歷的中下層工人階級。在 2016年以來的三次總統大選中，沒有讀過大學的白人選民中，約有三分之二支持川普，是幫助川普勝選的最大主力之一。川普的“反建制”政治風格，及其對美國民主制度基礎的衝擊，深刻反映了資本過度集中與貧富不均所導致的社會撕裂與政治極化。

美國的案例清晰地揭示了皮凱提的警示：當資本的力量遠超經濟的整體成長，社會的財富分配將日益傾斜，不僅侵蝕中下階層的經濟福祉，更會孕育深刻的社會矛盾，最終可能動搖民主社會的根基。如何透過政策手段調節資本報酬率（r）和經濟成長率（g）的關係，促進更公平的財富分配，不僅是美國，也是已成為當代社會面臨的嚴峻挑戰。

當然，雖然以上的數據支持《二十一世紀資本論》提出的核心觀點，但美國終究只是一個案例，還不足以下定論。川普上任後屢出奇招，他的非傳統的戰法也許能夠開創另外一番局面，顛覆托馬斯·皮凱提的立論，也未可知。無論如何這都是一場世紀大戲，且讓我們慢慢欣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