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市政府教育局於3月9日發函北市各公立國民小學,要求各校於3月15日下班前將「台北市公立國民小學擬增加學生在校正式上課節數調查問卷」統計表送交教育局。教育局於問卷說明中表示,此一調查係「為瞭解在不加重各校教師基本授課時數負擔的原則下,增加國民小學學生在校正式上課學習節數之可行性」,以做為教育局「進行後續相關政策研擬之參考」。儘管仍在政策研擬階段,不過仍有許多基層教師對此一民調表達了疑慮與不同意見,關於本案,筆者看法如下:
一、專業問題不宜交付民調決定:
記得之前教育部為了阻止教師組織工會,也曾做過備受各界批評的民調,問題就在於,基本人權可以拿來表決嗎?同樣地,專業問題似乎也不該交由民調決定。詢問家長是否增加孩子上課節數,其結果還不難想見嗎?尊重家長意見並非壞事,可目前北市各國民小學各年級總授課節數,均已接近「九年一貫課程綱要」每週上課總節數上限之規定,(一二年級:22-24、三四年級:28-31、五六年級:30-33),如果多數家長要求增加上課節數,總節數勢必將超出「課程綱要」所訂之上限,屆時教育局到底要尊重家長民意還是課程綱要呢?做這種民調豈非自討苦吃?
也有人質疑,如果教育局今天可以無視「課程綱要」之精神與規定,執意透過民調營造增加學生上課節數的正當性,明天又何嘗不能如法炮製,做延後學生放學時間甚至是開辦「營養早餐」的調查呢?反正真要做也不愁找不到理由,話說回來,如果凡事都以民調決定,那裡還需要行政部門的專業呢?而基層教師長期關注的問題,又何嘗見過行政部門如此重視呢?
雖然教育局在問卷說明時指出,進行此一問卷統計的主因是,「自九年一貫課程實施後,部分家長反映學生在學的學習節數與能力表現似有不足,」不過,瞭解實情者大概都可以知道,本案係台北市長馬英九於去年十二月二日主持台北市語文委員會議時的交辦事項。我們不難理解,公務體系員工的壓力與難為,不過,仍然企盼教育行政部門應堅守教育專業,如果在馬市長交辦的當時,北市教育局已提出正確訊息與專業分析,而馬市長卻仍一意孤行,則首長理應為錯誤決策負起責任,反之,如果身為幕僚卻囿於長官意志無法堅持專業,則本案教育局亦應負起相對責任。
二、大頭症陋習讓人無法苟同:
不分藍綠,台灣的大小官員長期以來或多或少都沾染了官大學問大的官場陋習。以馬市長為例,除了指示加強學生語文能力外,亦曾多次要求要加強學生游泳能力,今年農曆春節期間,馬市長在參觀「書藝大展」時,還曾公開表示,「日後會加強小學生對於書法藝術的認識與研習。」
無獨有偶,教育部國教司長吳財順近日亦指出,為「提升學生國語文能力政策,學校可以運用彈性學習節數時間安排語文學習的選修節數,或實施補救教學。教育部更強烈建議國中小學學生每學期至少完成四至六篇作文,並應將閱讀納入學校課程規畫。」教育部長杜正勝日前也表示,「雖然目前是電腦化時代,但書法可展現個人意志與涵養,學校教育仍應強化書法教學。」此外,繼北市的游泳檢測之後,教育部體育司也提出所謂「推動學生游泳能力方案」,教育部官員表示,「將要求全國各級學校體育課都安排游泳課,目前沒有游泳池的學校,則可借用其他學校或社區游泳池,教育部也將補助山區學校學生下山參加游泳訓練營,集中練習學游泳。」
對於上述大小官員的交辦與指示,筆者實在說不出立意良善這樣鄉愿的話,我們以為,忽視現實基礎的決策根本是一場災難。從官員們的話中,我們只更看清楚一件事:這些官員似乎完全不食人間煙火,完全遠離教學現場。
以游泳課為例,且不談各級學校游泳池普及率偏低的現實,以及無游泳池的學校如何有效進行游泳教學等技術性問題,請大小官員先回答,九年一貫課程後國中小到底有幾節體育課?如果有決心推動體育教學,又怎麼會做出體育課節數不增反減的決策?又體育課難道只有游泳教學嗎?學校主管如果為了投長官所好,要求教師挪用其他教學單元以提高所謂的游泳檢測率,難道不是影響正常教學嗎?
再以語文課為例,九年一貫課程飽受批評的就是國語文上課節數大幅縮減,其實,減少的節數約略等於增加的母語課與英語課,也就是說,在既有的課程結構限制下,語文課程從一種增加為三種,舊有的國語課如何可能不減少?在有限的節數內(國小高年級大約每週有六至七節國語課)如要加強閱讀、作文與書法,又如何不會影響原先正常的教學?再說,不會游泳或不擅長寫書法又如何呢?九年一貫課程引以為傲的不正是所謂的尊重多元嗎?
說實在的,有時候官員的話聽聽就好,千萬不要當成聖旨膜拜,甚至拿著雞毛當令箭,把政治正確當作衡量教育專業的唯一標準。辦教育不是搞政治動員,再美好的教育理想與願景,藉由大小官員運動式或口號式的方法去推動,恐怕都會成為一場惡夢。其實,抗拒官員即興式的指示,也並非沒有前例,如果大家不健忘的話,前教育部長曾志朗在任內不也曾指示要將電玩融入學校資訊教育,還好大家也不當一回事,否則不知道要如何善後。
表面上,馬市長、杜部長都要求加強語文、書法與游泳教學的指示,好像要比曾部長的電玩融入資訊教學來得有社會正當性,但其實在本質上則並無二致,都是一種官大學問大的傲慢,都是一種侵犯教育主體性與教師專業的表現,反過來說,教師們如果仍不能深刻體認自身的角色定位,進而擺脫官員給予的技術性定位,就算嫻熟教學方法,終究也只是執行官定教育政策的工具而已。
三、教育官員欠親師生一句道歉:
九年一貫課程實施以來,雖然基層罵聲連連,大小教育官員還是硬著頭皮勇往直前,然而,從官員們加強語文、數學、游泳教學的指示看來,他們無異於已經承認失敗,若單以學科程度而論,不少老師家長似乎都曾指出,孩子們似乎沒有什麼科目是不需要加強的。
何以致之?實際執行教學工作的基層教師都知道,總歸一句問題就出在九年一貫課程的設計不當,實施九年一貫後,學生必須學習的學科並未因此減少,反而由於其他課程之排擠,國語、數學、社會、自然之上課節數都較九年一貫實施前減少,由於語文與數學節數明顯不足﹐多數學校早就將彈性課程用來進行補救教學﹐也就是說﹐課程綱要減少的節數透過彈性課程再補回來﹐問題是當初教育部在推動九年一貫課程改革時﹐標榜的卻是以學生為主體﹐以生活經驗為重心﹐於是將傳統的分科教學統整成七大學習領域﹐怎麼可能發生一面繼續標榜九年一貫如何又如何﹐一面又指示要加強特定科目教學這樣矛盾的事呢﹖九年一貫至此﹐其精神根本蕩然無存﹐誇張一點說﹐這樣的課程改革不啻是場鬧劇。
儘管如此﹐可吾人不曾聽過任何官員為這樣的課程改革說句道歉﹐有的只是為改革而改革的傲慢﹐以及推卸責任的強詞奪理﹐筆者以為﹐基層教師完全無需為錯誤政策負責﹐課程當然也不是不能再作檢討﹐但總該先承認錯誤﹐還給全國親師生一句道歉吧﹗(20050316台灣立報教育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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