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巨擘、羅德水

    「勞動者家長聯盟」正式成立一個多月來，我們雖然持續在報章上說明我們的組織宗旨，但有人還不是很清楚，為什麼這個時候要成立以勞動者家長為主體的教改團體？難道台灣現在還有階級問題？階級問題有影響到教育的公平性嗎？

    教育學者經常指出，我們的教育制度裡，包括教科書的撰寫，隱藏著一種「潛在課程」。例如以前國小的國語教科書裡有課文寫著，「爸爸早起看書報，媽媽早起忙打掃」，旁邊還有圖畫配合著。我們以為這只是一篇課文，在教學童認識這幾個字，而沒有意識到這一段文字和插圖事實上在傳遞一種訊息，家事是媽媽的責任，爸爸起床之後儘管媽媽在旁邊忙著打掃，還是可以自顧自地在旁邊看報紙，而不必問媽媽需不需要幫忙。解嚴之後，在中小學課本中類似這樣的文字和圖畫，就被主張性別平等的學者提出檢討。後來也就促成大家全面檢討隱藏在社會各個角落裡不平等的性別關係，包括婦女在某些行業裡一懷孕就會被迫離職的不平等待遇。

    這種表面看似中立，背後卻在傳遞某種差別待遇訊息的潛在課程，也發生在族群的議題上。從以前對待原住民的刻板印象，到現在對待外籍配偶子女的方式，在在表現出我們的教育把這些人視為和一般人不同，因此需要受到不同的對待。這樣的潛在課程也受到許多批判教育學者的揭露，因而促成多元文化教育的發展。當性別和族群的潛在課程一一被揭露，我們這時也才逐漸意識到，那些以往被視為弱勢者的意象，原來是被我們的刻板印象所塑造出來的，他們和我們是一樣的人，不該因為出生為女性或非漢族，就要受到不平等的對待。

    教育制度中性別和族群的潛在課程逐漸受到正視，大家開始思考什麼樣的行為，什麼樣的制度是性別歧視，是種族歧視。但到目前為止，卻還有一項潛在課程一直被忽略，整個教育制度對某些人還是非常的不利，這就是階級。許多人認為階級問題已經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經濟的快速成長，社會福利制度的建立而消失了。事實是，隨著人力被機器取代，隨著產業向低廉工資的地區外移，隨著資本家藉由併購來提升操縱市場的能力，隨著工會談判的力量愈來愈薄弱，隨著生活水平不斷往上竄，隨著政府的福利預算逐年減少，底層階級所擁有財產佔GNP的比例已愈來愈少，社會中貧富的差距也愈來愈大。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教育中的潛在課程卻仍然傳達，我們的社會到處是機會，只要努力就會成功，三級貧民也可以當總統，這些一直處在底層階級的人，完全是因為不努力才造成今天的結果。

    然而，這些掩蓋事實的說詞，完全經不起近幾年來媒體所揭露的統計數字的檢驗。在2003年，美國收入最高的前1%的人口，擁有所有資本收入的57.5%，這些人在1980年的資本收入是佔35.6%，足足增加了22%。相對地，收入位處底下80%的人，他們所擁有的資本收入則由1980年的23.5%，下降到2003年的12.6%。國家68%的財富由前10%的家庭所擁有。這裡面大多是那些坐擁高薪的五百大企業的CEO。依據估算，一般工人大概須要工作3894年才能賺到大公司CEO所擁有的收入。很明顯地，社會的財富似乎有在增加，但卻是往少數上層階級集中，而且情形愈來愈嚴重。

    台灣的情形亦復如此，依據行政院主計處「台灣地區家庭收支調查」結果顯示，在2004年，台灣前40％的家庭可支配所得佔總體家庭可支配所得的63.46％，後60％的家庭可支配所得卻只佔了36.54％，最高所得組（前20％）平均家庭可支配所得為1791796元，足足是最低所得組（後20％）平均可支配所得297305元的6.03倍，這還只是以「大級距」平均美化帳面數字後的結果，如將統計級距縮小，貧富差距的情況勢必益加嚴重。此外，比較同一級距歷年之統計則可發現，與1996年相比，最低所得組2004年平均每戶可支配所得反而減少了1138元（298443元-297305元），同一時間，最高所得組則足足增加了184762元（1607034元-1791796元）。再以平均每戶儲蓄額進行比較，在2003年，最高所得組竟是最低所得組的428.18倍，而在2001與2002二年，最低所得組的「儲蓄金額」甚至是負數（-4516元、-10302元）貧富兩極化的情形讓人觸目心驚。

    這種階級差距愈來愈大的現象，更在教育現場毫不隱瞞地顯現出來。報導指出，這個學年度就有超過七萬學童無力繳交學費，比去年成長2%。如果把城鄉差距納入考慮，則有更多的學童無力負擔營養午餐、書籍費、服裝費，更不用說要繼續升學。但教育主管機關仍恣意要去調漲學雜費，資產階級則附和著表示高學費問題是合理的個人投資，高學費才能提升教學品質。難道這就是所謂公平正義的教育政策嗎？
依據主流教育學的理論，教育是促成階級流動的最佳途徑。但最近的一些調查卻指

    一個殘酷的事實，那就是：學生受教育的年限及最終取得的學歷，與其社會經濟背景之間有高度的相關。也就是說，即便入學考試猶勉力維持形式上的公平，公立大學，或者精確地說是名校的入學機會顯然並不均等，高社經地位出身的學生確實遠比中下階層的孩子有更多進入公立學校就讀的機會，更別提那些向來只考量國外名校的權貴家庭。與此同時，則有更多的受薪家庭為了高額學費只能被迫向地下或地上、合法或非法的錢莊借貸，尤有甚者，在產業外移日加嚴峻的現在，台灣的就業市場根本無法有效吸納每年二三十萬的大專畢業生（依據教育部統計，92學年度專科以上畢業生共達321808人），於是乎，所謂的名校證書與學歷成為勞動市場揀選「人才」的主要標準，好不容易考上大學的勞工子弟，在負債完成學業後又將面臨失業的危機。

    在資本主義社會的學校教育體系下,教育改革被描述成符合全民利益的公共政策，但是，按照以上的脈絡發展，我們實在不敢想像，漠視階級因素卻宣稱要進行所謂符合全民利益的教改之可能性何在？如何釐清隱藏在教育議題背後的政治、經濟、意識型態意涵，揭露教育與階級之間的關連，既攸關廣大勞動階級的利益，更直接影響教改的走向與成果。這樣看來，儘管勞家盟成立大會當天，沒有如同全家盟成立時的排場與賀客，但全國教師會吳忠泰理事長以Paulo Freire的名著《受壓迫者的教育學》致贈並期勉勞家盟的意義，更值得所有家長與教師共同思考。（20060315台灣立報教育論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