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米娜家的星期六》這本書時，我的腦海不斷回到童年的村莊。小時候，我最期待的，是農曆三月的迎媽祖與農曆十月的謝平安。那兩天，整個村子像沸騰一樣，廟前供桌上雞鴨魚肉整齊排列，香煙裊裊，金紙飛揚；戲台上鑼鼓喧天，歌仔戲與布袋戲輪番上演；周圍零食攤上的糖葫蘆、蜜鳳梨芯、烤香腸等，香氣瀰漫，對平時難得有零錢的孩子來說，無疑是一年難得的盛宴。

到了晚上，鄰近鄉鎮的親戚朋友紛紛上門「呷切操」，母親便在廚房裡展開另一場戰役。灶上蒸籠高高架起，熱氣翻騰；另一口大鐵鍋裡，不斷翻炒米粉、海鮮、內臟，一盤盤熱菜被端上桌。廚房像不停歇的舞台，而我們幾個姊妹則是忙著進進出出的龍套。

我們一邊上菜，一邊收拾空碗，再把油膩的盤子搬去井邊清洗。井水冰涼，夜色漸深，賓客的談笑聲從屋內傳來，卻與我們隔著一段距離。等到客人酒足飯飽，轉往庭院聊天喝茶，我們才能上桌。這時的食物多半已經冷卻，而且我們必須吃得飛快，因為還有更多收尾工作等著完成。

這樣的情境，不只發生在節慶，平常家中有客人來訪，也是相同的節奏：女人與女孩永遠最後才吃，且吃的是剩菜。但小時候的我從未覺得有何不對，因為家家戶戶都如此，是一種毋須解釋的「當然」現象。

正因如此，初讀《米娜家的星期六》原稿時，讓我感到特別貼近，又隱隱刺痛。米娜在週六這一天，需要幫忙準備茶點、照顧弟妹、整理家務，一次又一次，把自己的時間讓渡出去。她並沒有明顯反抗，而是在一種溫和卻無從拒絕的期待中，慢慢把自己放到最後。那種「不是被迫，而是習慣」的狀態，應該也是許多台灣女孩共同的成長經驗。

我記憶中一個微小卻重要的裂縫，出現於大一暑假，一位香港同學帶著家人到彰化遊玩，順道來我家作客。母親準備了一整桌菜。如同往常，但開飯時因為是「我的客人」，我被允許與父親一起坐上餐桌。那一刻，我帶著些許受寵若驚，甚至覺得自己被正式納入「主位」。

然而香港客人的反應卻讓場面有些尷尬。他們表現出明顯的驚訝，不斷請母親與其他家人一起入席。他們無法理解，為什麼準備食物的人，卻不能同時享用。我只能一再解釋：「我們這裡的風俗就是這樣。」但在說出這句話時，我第一次意識到，這個「理所當然」，其實只是某種文化習慣，而不是唯一的可能。

這樣的動搖，在《米娜家的星期六》結尾有了回應。故事沒有用激烈的反抗來改變一切，而是透過一個極其微小的瞬間，展現轉變的開始——米娜發現餐桌邊竟然有一個空位。那不是特意為她保留的，也沒有人呼喚她，但那個位子存在著。於是，她做了一個簡單卻關鍵的決定：她走過去，坐下來。

這個動作看似微不足道，卻蘊含了深刻的意義。那是她第一次主動把自己放進「可以被看見、可以共享」的位子。她沒有推翻整個家庭結構，也沒有與誰爭辯，但她用行動，輕輕改寫了規則的一小部分。

更動人的是，她在心中立下了一個願望：長大以後，一定要買一張大大的餐桌，讓所有人都可以一起坐下來吃飯。這個願望不是拒絕家庭，而是重新想像家庭；不是否定付出，而是希望付出的人也能被好好安放。

這一刻，使整個故事從「描述現實」提升為「指向可能」。米娜的改變，不是劇烈的，而是內在的；不是立即的翻轉，而是一個方向的確立。

當我帶著這個結尾回望自己的童年記憶，那些廟埕的燈火與廚房的蒸氣，忽然有了新的層次。原來那些年我們所接受的一切，並非不可改變，只是沒有人曾經指出那個「空位」的存在。我們太習慣站在桌子後面，以至於忘了桌子本來就應該容納所有人。

當有更多人可以坐下來，也許有一天，那張桌子真的會變得更大——大到足以容納每一個曾在廚房忙碌、在井邊洗碗、在角落等待的人。而那時，歡聚的熱鬧才真正屬於所有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