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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rpt：《BM》第四期（本雅明《拱廊街計劃》專輯）
2026/11/03 0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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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rpt：《BM》第四期（本雅明《拱廊街計劃》專輯）
《BM》這本雜誌是由資深編輯林道群創辦香港「本事出版」（Book Matter） 滿一週年於 2024年起推出的文化刊物。
本期收錄張旭東的一篇文章〈碎片、辯證意象與覺醒——作為批評機器與歷史機器的《拱廊街計劃》〉，以下摘要分享其中有關本雅明書寫普魯斯特的片段。
書名：BM 第四期
主編：林道群
出版社：香港本事出版
出版日期：2026/7
《BM》第四期是中西文史專號。包括三個小專輯：本雅明《拱廊街計劃》的翻譯和批評，並全面回顧了三十多年來中文翻譯本雅明的成績和檢討； 第二個專輯是一組現代主義精神群像的評論和介紹，他們包括詹姆斯喬伊斯、普魯斯特、漢娜阿倫特等等； 第三個小輯是一篇答問錄，關於五行志的研究。
【Excerpt】
〈碎片、辯證意象與覺醒〉/ 張旭東
——作為批評機器與歷史機器的《拱廊街計劃》
……
從布爾喬亞室內到拱廊街：個人史折疊
但若只把《拱廊街計劃》看作一項關於十九世紀巴黎的知識工程，就仍然低估了本雅明為它所做的思想和個人生活範疇裏的總動員。《拱廊街計劃》同時還是本雅明個人經驗、階級出身和精神軌跡的一次巨大折疊。理解這一點，可以幫助我們理解他為什麼如此執著於室內空間、櫥窗、收藏、漫遊、舊物、童年和夢境。
本雅明出生於柏林上層猶太資產階級家庭。他的童年世界由厚重的傢俱、天鵝絨、家庭教師、女僕、禮儀、室內陳設和被精心隔離出來的舒適環境所構成。這個世界一方面給予他感官訓練、物之細節的經驗和對室內文化的敏感，另一方面也構成一座“絲絨監獄”，把階級衝突、貧困和工業社會的嚴酷現實擋在外面。在《1900年前後的柏林童年》這部回憶散文集中，本雅明追憶的並不是一個純真的兒童世界，而是一個夢境化的、充滿壓抑的資產階級內部世界。這部文集的創作始於1932年，完成於1938年，不但寫作時間同《拱廊街計劃》高度重合，而且兩部著作事實上共用同一對象——十九世紀市民階層文明的物質文化、建成環境和經驗紋理，但卻是從看似相反的方向接近這個對象：一個通過童年回憶的親密性，另一個通過歷史唯物主義批判的非個人化、對象化的“批判文獻學”裝置。前者作為後者的感性出發點和個人經驗基礎，可以說“像軟體動物在空殼中一樣居住在十九世紀”裏面（Berlin Childhoodaround 1900, translated by Howard Eiland, p. 98）；後者作為商品資本主義幻像，則是一種把室內變成室外的歷史現象學的寓言式外化。
《1900年前後的柏林童年》並不是按照時間順序組織的敘事，而是一個空間星座：涼廊、電話間、菜市場、小人書、動物園、滑冰場、姑媽的客廳。每一篇小品都上演着孩子的感知及身體與一個物質上特定的環境之間的遭遇。柏林住宅院落中的露天迴廊提供了“我的夢形成於其中的模子”，成為他經驗的搖籃。城市鐵路和拍地毫的節奏搖着孩子入睡；藏身處將孩子帶入與物質世界的接觸並感受其衝擊的強度；一切向孩子無言地走來，一切變得如此鮮明。對市民內室物質性的癡迷涵蓋了織物、傢俱、包裹每一個表面的套子和襯裏。在此孩子不是世界的觀察者，而是嵌入其中、被其吸收的生物。在門簾後面，孩子變成了某種飄動的白色之物，像一個幽靈；而在飯桌下面，他又立刻變成了神廟中的木偶。內室不僅僅容納孩子，也將他生成為一種特定的主體，一個由十九世紀市民家居的物質環境所塑造、與之不可分割的主體。還有姑媽客廳裏散發出的“幾乎過於古老的布爾喬亞階級的安全感”——其具體體現是那些“固執地將許多世紀的裝飾合為一體而浸透着自身及其永恆性”的傢俱（87-88），然而這種永恆性恰恰又是因為孩子的感知而被驚動和打斷。在關於長筒襪的小品中，孩子發現了一個哲學真理：他把手伸入捲起的襪子內部，抽出“禮物”——只是發現“袋子”已經消失：“它教會我形式與內容、面紗與被覆蓋者是同一個東西。”這已經不是一個平淡無奇的家常軼事，而是商品拜物教的微型寓言：外觀（袋子）與實體（襪子）之間的同一性，同時揭示和摧毀了掩蓋它的形式。
本雅明並不是简單地“背叛”自己的簽產階級出身，而是把其中最精細、最內在、最感性的部分反過來改造為武器。對室內空間的迷戀，最終覺成了對資本主義內部性的解剖；對收藏和舊物的興趣，最終變成了對被商品選轉排斥之物的救贖；對悠閒散步和城市細節的敏感，最終變成了對遊蕩者的批判；對童年夢境的追憶，最終變成了關於集體夢境與歷史覺醒的模型。有關“布爾喬亞文明的黄金時代”的“童年記饭”僅在個人生活的模循或密能範第中是不能被充分理解的，它帶有十足的寫作實驗、心理實驗和歷史批判意味，其意識一潛意識層面的激進性幾乎可以同本雅明對麻醉品的興趣以及這方面的長期實踐相提並論。本雅明對普魯斯特所做的具有批評穿透力的分析，相當程度上也得益於對其室內空間、私人空間、童年記憶的“意識流”經驗的深刻的、惺惺相惜的理解。在相當程度上，本雅明對普魯斯特的分析和闡釋，提供了從“柏林童年”到“巴黎拱廊街”之間的傳遞和過渡。
在《普魯斯特的形象》（1929）一文中，本雅明追問普魯斯特在其一生寫作中如此狂熱地追求的東西到底是什麼，他文字上的無止境的努力又究竟包含着什麼。本雅明的回答是這樣一種批評的假設：“我們是否可以說，一切生命、作品和事物不過是生活中一些最平常、最飄忽不定、最多愁善感、最隱晦不明的時刻一覽無遺地展現在能將它把握住的人們眼前？”（《啟迪》，張旭東、王斑譯，第217頁）他一邊用即將出現在《1900前後的柏林童年》中的語句寫下“（普魯斯特）在記憶的蜂巢裏他為自己營造了容納思想幼蟲的房屋”，一邊又把這種普魯斯特式的“追憶逝水年華”比作“對一個在類似性的國度裏被扭曲了的世界的鄉愁”。明眼的讀者可以讀出，這裏的“類似性”已經是商品交換價值或“一般等價物”的代名詞了。下面這段話則以本雅明文學批評特有的風格，將普魯斯特的形象同波德萊爾的形象疊印在一起。他寫道：
普魯斯特呈現給我們的不是無邊的時間，而是繁複交錯的時間。他真正的與趣在於時間流逝的最真實的形式，即空間化形式。這種時間流道內在地表现為回憶，外在地表现為生命的衰老。觀察回憶與生命衰老之間的相互作用意味着突入普魯斯特世界的核心，突入一個繁複交錯的宇宙。這是一個處於相似性狀態的世界，它是通感（correspondances）的領域。浪漫主義者們第一個懂得了通感，波德萊爾最為狂然地擁抱了它，但普魯斯特則是唯一能在我們體驗過的生活中將它揭示出來的人。這便是memoire involontaire（非意願記憶）的作品。這種讓人重返青春的力量正與不可抵禦的衰老對稱。當過去在鮮嫩欲滴的“此刻”中映現出來時，是一種重返青春的痛苦的震驚把它又一次聚合在一起。
與以通感、非意願記憶為標記的經驗內部相對的，則是歷史寓言及其代理人的問題。本雅明就這個問題這樣寫道：
最重要的話並不總由人高聲宣告。同樣，我們也不總是私下裏與那些最接近的人、最親密的朋友或那些最樂於聆聽懺悔的人分享非說不可的話。如果不僅人是這樣，而且時代也以這種天真的——換句話說，誤入歧途的，瑣碎的——方式同路人交流純屬自身的東西，那麼十九世紀與之傾訴衷腸的不是左拉和阿納托利．法朗士，而是年輕的普魯斯特。這個無足輕重的勢利眼、花花公子、社會名流竟若無其事地捕獲了這個頹敗時代最驚人的秘密，好像它不過是另一個疲憊不堪的斯旺。普魯斯特被挑中了來為記憶把十九世紀孕育成熟。（219-220，譯文略有改動）
在沉入時代最深的夢境、作為一個“密探”和“特務”從其內部向外傳遞難以言傳的寓意形象的意義上，普魯斯特的意識流寫作方法及“非意願／非自主記憶”法則是波德萊爾在人群中像遊蕩者和商品一樣說話寫詩的對應物甚至對等物。這種從“異化的人”角度對巴黎城或巴黎上流社會生活進行的凝視，帶有“憂鬱”和“理想”的全部的感性敏感和道德顛覆性。如果波德萊爾作為本階級的叛逆和商品資本主義現代性的經典寓言家的形象更容易辨認的話，那麼普魯斯特優渥的物質環境和“像尼羅河一樣氾濫着、灌溉着真理的國土”的文字，則需要本雅明無與倫比的寓言批評將其表面溫文爾雅、私底下卻激烈而具有顛覆性的內在面象揭示出來：
在其創造性中，［普魯斯特］對植物性生命的嗜好值得認真看待。奧爾特加．伊．伽賽特最早提醒我們注意普魯斯特筆下人物的植物性存在方式。這些人物都深深地植根於各自的社會生態環境，隨着貴族趣味這顆太陽住置的移動而移動，在從蓋爾芒特或梅塞格里斯家那邊吹來的風中搖晃個不停，並同各自命運的叢林糾經在一起而不能自拔。詩人的骂悲，學舌正來自這樣的環境。普魯斯特最精確、最令人信服的概察總是像昆蟲吸附着枝葉和花瓣那樣緊緊地貼着它的對象。它在接近對象時從不暴露自己的存在。突然聞，它振翅撲向前去，同時向受驚的旁觀者表明，某種非計算所能把握的生命業已不知不覺地潛伏進一個異類的世界。真正的普魯斯特的讀者無時無刻不陷入小小的震驚。在文體遊戲的偽裝下，普魯斯特發現了是什麼在影響着他，讓他像精靈一樣在社會綠葉的華蓋下為其生存而奮鬥。（譯文略有改動）
如果說這種變色龍般的捕食者在迷彩偽裝的掩護下悄悄接近獵物的姿態仍是局限於作者的方法範疇內的論述，那麼下面這段話則充分闡述了普魯斯特寫作風格與方法的社會學意義、歷史批判意義乃至政治上的激進性：
普魯斯特的好奇心裏有種偵探成份。在他眼裏，社會最上層的一群人是一個犯罪團夥，一群無與倫比的陰謀家：他們是消費者的黑手黨。這個團夥把一切同生產有關的事情都從自己的世界裏剔除乾淨，至少要求把這類事情優雅地、羞羞答答地藏在教養良好的職業消費者特有的做派之下。普魯斯特對勢利眼的分析是他的社會批評的頂峰，其重要性遠在他對藝術的頂禮膜拜之上。因為勢利眼的態度無非是從純粹消費者角度出發的，對生活前後一致、井井有條，而又鐵一般堅硬、冷酷的看法。在這個撒旦的魔幻世界裏，有關大自然生產力的哪怕是最遙遠、最原始的記憶也被刪除了，因此普魯斯特發現變態的關係比常態的關係更有用，甚至在愛情上也是如此。無論從邏輯上講還是從理論上講，純粹的消費者也就是純粹的剝削者；在普魯斯特的世界裏，這個形象速到了其真實歷史存在的全部具體性。這個形象之所以具體，是因為它既深不可測又避移不定。普魯斯特描繪的是這樣一個階級，它在任何場合都把自己的物質基礎偽裝起來，並由此同某種早已沒有任何內在的經濟上的重要性，但卻足夠充當上流中產階級面具的封建主義文化結合在一起。普魯斯特知道自己是個幻減者，他無情地去除了“自我”和“愛”的光彩，同時把自己無止境的藝術變成了他的階級的最活躍的秘密，即其經濟活動的一層面紗。這樣做當然不是為這個階級效力。因為普魯斯特作品中表現出來的是一種鐵石心腸，是一個走在其階級前面的人的桀傲不馴。他是他創造出來的世界的主人。在這個階級尚沒有在其最後掙扎中最充分地展露其特徵之前，普魯斯特作品的偉大之處是難於為人所充分領悟的。
這段話也可以被視為本雅明形式批評／美學批評同社會批判／歷史批判之間的有機關聯的方法論展示。本雅明曾注意到波德萊爾和普魯斯特身上都帶有某種“名門子弟”（fils de famille）氣質（“惡毒而可愛、不忠且躁動”），隨即評論道：“歷史投射進了私人關係”（《拱廊街計劃》，J28a, 3）。從這個角度看，巴黎拱廊街恰恰是柏林資產階級室內空間的宏觀放大版，一如普魯斯特的巴黎上流社會是波德萊爾的巴黎人群的“內心孤島的風景畫”和頹廢版。拱廊街不是單純的街道，而是“外部的內部化”：玻璃屋頂把天光馴化為室內照明，商店櫥窗把街道組織成連續的陳列面，行人像在客廳裏漫步一樣穿越商品世界。它是資產階級將自然、城市和公共空間一起收編進消費結構的建築形式。研究拱廊街，也就是研究資產階級如何把整個社會改造成一個佈置精巧的內部世界，同時又通過商品的對象化、拜物教化把內部變成了外部。這也正是《拱廊街計劃》的深層傳記基礎：本雅明既不是從童年記憶的“內部”去追溯十九世紀的“逝去的時間”，也不是作為一個思想領域的遊蕩者去外部去對這個“黃金時代”做社會學式的觀察，而是在寓言“辯證意象”的單子結構中去探討和呈現一個批判的歷史概念和認識論方法，同時在一個廢墟和“象形文字”的國度建立起一份可供援引的檔案。就其中的意義生產和形象生產的“敘事策略”而言，本雅明的普魯斯特批評不但帶有某種“自傳性”或方法論意義上的“自我指涉”，而且的確在文本分析的層面在其童年回憶與拱廊街計劃之間架設起一座寓言批評的橋樑。
通過把生活的“內在性”還原為它在歷史上被生產出來的過程，通過把這種布爾喬亞私人空間的審美化外觀物質化、經濟化、政治化，個人史和世界歷史在本雅明筆下折疊在一起。不過，將本雅明帶入現代性世界最深處、讓他在這片廢墟上巡視得最久的並非私人記憶的“舊日韶光重現”，而是第一個作為異化的人凝視巴黎的波德萊爾。
……
《BM》這本雜誌是由資深編輯林道群創辦香港「本事出版」（Book Matter） 滿一週年於 2024年起推出的文化刊物。
本期收錄張旭東的一篇文章〈碎片、辯證意象與覺醒——作為批評機器與歷史機器的《拱廊街計劃》〉，以下摘要分享其中有關本雅明書寫普魯斯特的片段。
書名：BM 第四期
主編：林道群
出版社：香港本事出版
出版日期：2026/7
《BM》第四期是中西文史專號。包括三個小專輯：本雅明《拱廊街計劃》的翻譯和批評，並全面回顧了三十多年來中文翻譯本雅明的成績和檢討； 第二個專輯是一組現代主義精神群像的評論和介紹，他們包括詹姆斯喬伊斯、普魯斯特、漢娜阿倫特等等； 第三個小輯是一篇答問錄，關於五行志的研究。
【Excerpt】
〈碎片、辯證意象與覺醒〉/ 張旭東
——作為批評機器與歷史機器的《拱廊街計劃》
……
從布爾喬亞室內到拱廊街：個人史折疊
但若只把《拱廊街計劃》看作一項關於十九世紀巴黎的知識工程，就仍然低估了本雅明為它所做的思想和個人生活範疇裏的總動員。《拱廊街計劃》同時還是本雅明個人經驗、階級出身和精神軌跡的一次巨大折疊。理解這一點，可以幫助我們理解他為什麼如此執著於室內空間、櫥窗、收藏、漫遊、舊物、童年和夢境。
本雅明出生於柏林上層猶太資產階級家庭。他的童年世界由厚重的傢俱、天鵝絨、家庭教師、女僕、禮儀、室內陳設和被精心隔離出來的舒適環境所構成。這個世界一方面給予他感官訓練、物之細節的經驗和對室內文化的敏感，另一方面也構成一座“絲絨監獄”，把階級衝突、貧困和工業社會的嚴酷現實擋在外面。在《1900年前後的柏林童年》這部回憶散文集中，本雅明追憶的並不是一個純真的兒童世界，而是一個夢境化的、充滿壓抑的資產階級內部世界。這部文集的創作始於1932年，完成於1938年，不但寫作時間同《拱廊街計劃》高度重合，而且兩部著作事實上共用同一對象——十九世紀市民階層文明的物質文化、建成環境和經驗紋理，但卻是從看似相反的方向接近這個對象：一個通過童年回憶的親密性，另一個通過歷史唯物主義批判的非個人化、對象化的“批判文獻學”裝置。前者作為後者的感性出發點和個人經驗基礎，可以說“像軟體動物在空殼中一樣居住在十九世紀”裏面（Berlin Childhoodaround 1900, translated by Howard Eiland, p. 98）；後者作為商品資本主義幻像，則是一種把室內變成室外的歷史現象學的寓言式外化。
《1900年前後的柏林童年》並不是按照時間順序組織的敘事，而是一個空間星座：涼廊、電話間、菜市場、小人書、動物園、滑冰場、姑媽的客廳。每一篇小品都上演着孩子的感知及身體與一個物質上特定的環境之間的遭遇。柏林住宅院落中的露天迴廊提供了“我的夢形成於其中的模子”，成為他經驗的搖籃。城市鐵路和拍地毫的節奏搖着孩子入睡；藏身處將孩子帶入與物質世界的接觸並感受其衝擊的強度；一切向孩子無言地走來，一切變得如此鮮明。對市民內室物質性的癡迷涵蓋了織物、傢俱、包裹每一個表面的套子和襯裏。在此孩子不是世界的觀察者，而是嵌入其中、被其吸收的生物。在門簾後面，孩子變成了某種飄動的白色之物，像一個幽靈；而在飯桌下面，他又立刻變成了神廟中的木偶。內室不僅僅容納孩子，也將他生成為一種特定的主體，一個由十九世紀市民家居的物質環境所塑造、與之不可分割的主體。還有姑媽客廳裏散發出的“幾乎過於古老的布爾喬亞階級的安全感”——其具體體現是那些“固執地將許多世紀的裝飾合為一體而浸透着自身及其永恆性”的傢俱（87-88），然而這種永恆性恰恰又是因為孩子的感知而被驚動和打斷。在關於長筒襪的小品中，孩子發現了一個哲學真理：他把手伸入捲起的襪子內部，抽出“禮物”——只是發現“袋子”已經消失：“它教會我形式與內容、面紗與被覆蓋者是同一個東西。”這已經不是一個平淡無奇的家常軼事，而是商品拜物教的微型寓言：外觀（袋子）與實體（襪子）之間的同一性，同時揭示和摧毀了掩蓋它的形式。
本雅明並不是简單地“背叛”自己的簽產階級出身，而是把其中最精細、最內在、最感性的部分反過來改造為武器。對室內空間的迷戀，最終覺成了對資本主義內部性的解剖；對收藏和舊物的興趣，最終變成了對被商品選轉排斥之物的救贖；對悠閒散步和城市細節的敏感，最終變成了對遊蕩者的批判；對童年夢境的追憶，最終變成了關於集體夢境與歷史覺醒的模型。有關“布爾喬亞文明的黄金時代”的“童年記饭”僅在個人生活的模循或密能範第中是不能被充分理解的，它帶有十足的寫作實驗、心理實驗和歷史批判意味，其意識一潛意識層面的激進性幾乎可以同本雅明對麻醉品的興趣以及這方面的長期實踐相提並論。本雅明對普魯斯特所做的具有批評穿透力的分析，相當程度上也得益於對其室內空間、私人空間、童年記憶的“意識流”經驗的深刻的、惺惺相惜的理解。在相當程度上，本雅明對普魯斯特的分析和闡釋，提供了從“柏林童年”到“巴黎拱廊街”之間的傳遞和過渡。
在《普魯斯特的形象》（1929）一文中，本雅明追問普魯斯特在其一生寫作中如此狂熱地追求的東西到底是什麼，他文字上的無止境的努力又究竟包含着什麼。本雅明的回答是這樣一種批評的假設：“我們是否可以說，一切生命、作品和事物不過是生活中一些最平常、最飄忽不定、最多愁善感、最隱晦不明的時刻一覽無遺地展現在能將它把握住的人們眼前？”（《啟迪》，張旭東、王斑譯，第217頁）他一邊用即將出現在《1900前後的柏林童年》中的語句寫下“（普魯斯特）在記憶的蜂巢裏他為自己營造了容納思想幼蟲的房屋”，一邊又把這種普魯斯特式的“追憶逝水年華”比作“對一個在類似性的國度裏被扭曲了的世界的鄉愁”。明眼的讀者可以讀出，這裏的“類似性”已經是商品交換價值或“一般等價物”的代名詞了。下面這段話則以本雅明文學批評特有的風格，將普魯斯特的形象同波德萊爾的形象疊印在一起。他寫道：
普魯斯特呈現給我們的不是無邊的時間，而是繁複交錯的時間。他真正的與趣在於時間流逝的最真實的形式，即空間化形式。這種時間流道內在地表现為回憶，外在地表现為生命的衰老。觀察回憶與生命衰老之間的相互作用意味着突入普魯斯特世界的核心，突入一個繁複交錯的宇宙。這是一個處於相似性狀態的世界，它是通感（correspondances）的領域。浪漫主義者們第一個懂得了通感，波德萊爾最為狂然地擁抱了它，但普魯斯特則是唯一能在我們體驗過的生活中將它揭示出來的人。這便是memoire involontaire（非意願記憶）的作品。這種讓人重返青春的力量正與不可抵禦的衰老對稱。當過去在鮮嫩欲滴的“此刻”中映現出來時，是一種重返青春的痛苦的震驚把它又一次聚合在一起。
與以通感、非意願記憶為標記的經驗內部相對的，則是歷史寓言及其代理人的問題。本雅明就這個問題這樣寫道：
最重要的話並不總由人高聲宣告。同樣，我們也不總是私下裏與那些最接近的人、最親密的朋友或那些最樂於聆聽懺悔的人分享非說不可的話。如果不僅人是這樣，而且時代也以這種天真的——換句話說，誤入歧途的，瑣碎的——方式同路人交流純屬自身的東西，那麼十九世紀與之傾訴衷腸的不是左拉和阿納托利．法朗士，而是年輕的普魯斯特。這個無足輕重的勢利眼、花花公子、社會名流竟若無其事地捕獲了這個頹敗時代最驚人的秘密，好像它不過是另一個疲憊不堪的斯旺。普魯斯特被挑中了來為記憶把十九世紀孕育成熟。（219-220，譯文略有改動）
在沉入時代最深的夢境、作為一個“密探”和“特務”從其內部向外傳遞難以言傳的寓意形象的意義上，普魯斯特的意識流寫作方法及“非意願／非自主記憶”法則是波德萊爾在人群中像遊蕩者和商品一樣說話寫詩的對應物甚至對等物。這種從“異化的人”角度對巴黎城或巴黎上流社會生活進行的凝視，帶有“憂鬱”和“理想”的全部的感性敏感和道德顛覆性。如果波德萊爾作為本階級的叛逆和商品資本主義現代性的經典寓言家的形象更容易辨認的話，那麼普魯斯特優渥的物質環境和“像尼羅河一樣氾濫着、灌溉着真理的國土”的文字，則需要本雅明無與倫比的寓言批評將其表面溫文爾雅、私底下卻激烈而具有顛覆性的內在面象揭示出來：
在其創造性中，［普魯斯特］對植物性生命的嗜好值得認真看待。奧爾特加．伊．伽賽特最早提醒我們注意普魯斯特筆下人物的植物性存在方式。這些人物都深深地植根於各自的社會生態環境，隨着貴族趣味這顆太陽住置的移動而移動，在從蓋爾芒特或梅塞格里斯家那邊吹來的風中搖晃個不停，並同各自命運的叢林糾經在一起而不能自拔。詩人的骂悲，學舌正來自這樣的環境。普魯斯特最精確、最令人信服的概察總是像昆蟲吸附着枝葉和花瓣那樣緊緊地貼着它的對象。它在接近對象時從不暴露自己的存在。突然聞，它振翅撲向前去，同時向受驚的旁觀者表明，某種非計算所能把握的生命業已不知不覺地潛伏進一個異類的世界。真正的普魯斯特的讀者無時無刻不陷入小小的震驚。在文體遊戲的偽裝下，普魯斯特發現了是什麼在影響着他，讓他像精靈一樣在社會綠葉的華蓋下為其生存而奮鬥。（譯文略有改動）
如果說這種變色龍般的捕食者在迷彩偽裝的掩護下悄悄接近獵物的姿態仍是局限於作者的方法範疇內的論述，那麼下面這段話則充分闡述了普魯斯特寫作風格與方法的社會學意義、歷史批判意義乃至政治上的激進性：
普魯斯特的好奇心裏有種偵探成份。在他眼裏，社會最上層的一群人是一個犯罪團夥，一群無與倫比的陰謀家：他們是消費者的黑手黨。這個團夥把一切同生產有關的事情都從自己的世界裏剔除乾淨，至少要求把這類事情優雅地、羞羞答答地藏在教養良好的職業消費者特有的做派之下。普魯斯特對勢利眼的分析是他的社會批評的頂峰，其重要性遠在他對藝術的頂禮膜拜之上。因為勢利眼的態度無非是從純粹消費者角度出發的，對生活前後一致、井井有條，而又鐵一般堅硬、冷酷的看法。在這個撒旦的魔幻世界裏，有關大自然生產力的哪怕是最遙遠、最原始的記憶也被刪除了，因此普魯斯特發現變態的關係比常態的關係更有用，甚至在愛情上也是如此。無論從邏輯上講還是從理論上講，純粹的消費者也就是純粹的剝削者；在普魯斯特的世界裏，這個形象速到了其真實歷史存在的全部具體性。這個形象之所以具體，是因為它既深不可測又避移不定。普魯斯特描繪的是這樣一個階級，它在任何場合都把自己的物質基礎偽裝起來，並由此同某種早已沒有任何內在的經濟上的重要性，但卻足夠充當上流中產階級面具的封建主義文化結合在一起。普魯斯特知道自己是個幻減者，他無情地去除了“自我”和“愛”的光彩，同時把自己無止境的藝術變成了他的階級的最活躍的秘密，即其經濟活動的一層面紗。這樣做當然不是為這個階級效力。因為普魯斯特作品中表現出來的是一種鐵石心腸，是一個走在其階級前面的人的桀傲不馴。他是他創造出來的世界的主人。在這個階級尚沒有在其最後掙扎中最充分地展露其特徵之前，普魯斯特作品的偉大之處是難於為人所充分領悟的。
這段話也可以被視為本雅明形式批評／美學批評同社會批判／歷史批判之間的有機關聯的方法論展示。本雅明曾注意到波德萊爾和普魯斯特身上都帶有某種“名門子弟”（fils de famille）氣質（“惡毒而可愛、不忠且躁動”），隨即評論道：“歷史投射進了私人關係”（《拱廊街計劃》，J28a, 3）。從這個角度看，巴黎拱廊街恰恰是柏林資產階級室內空間的宏觀放大版，一如普魯斯特的巴黎上流社會是波德萊爾的巴黎人群的“內心孤島的風景畫”和頹廢版。拱廊街不是單純的街道，而是“外部的內部化”：玻璃屋頂把天光馴化為室內照明，商店櫥窗把街道組織成連續的陳列面，行人像在客廳裏漫步一樣穿越商品世界。它是資產階級將自然、城市和公共空間一起收編進消費結構的建築形式。研究拱廊街，也就是研究資產階級如何把整個社會改造成一個佈置精巧的內部世界，同時又通過商品的對象化、拜物教化把內部變成了外部。這也正是《拱廊街計劃》的深層傳記基礎：本雅明既不是從童年記憶的“內部”去追溯十九世紀的“逝去的時間”，也不是作為一個思想領域的遊蕩者去外部去對這個“黃金時代”做社會學式的觀察，而是在寓言“辯證意象”的單子結構中去探討和呈現一個批判的歷史概念和認識論方法，同時在一個廢墟和“象形文字”的國度建立起一份可供援引的檔案。就其中的意義生產和形象生產的“敘事策略”而言，本雅明的普魯斯特批評不但帶有某種“自傳性”或方法論意義上的“自我指涉”，而且的確在文本分析的層面在其童年回憶與拱廊街計劃之間架設起一座寓言批評的橋樑。
通過把生活的“內在性”還原為它在歷史上被生產出來的過程，通過把這種布爾喬亞私人空間的審美化外觀物質化、經濟化、政治化，個人史和世界歷史在本雅明筆下折疊在一起。不過，將本雅明帶入現代性世界最深處、讓他在這片廢墟上巡視得最久的並非私人記憶的“舊日韶光重現”，而是第一個作為異化的人凝視巴黎的波德萊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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