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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rpt：《絕望者的練習：齊奧朗訪談錄》
2026/05/15 0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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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rpt：《絕望者的練習：齊奧朗訪談錄》
書名：絕望者的練習：齊奧朗訪談錄
作者：E.M. 齊奧朗（E.M. Cioran）
譯者：馬雅
出版社：北京聯合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26/1
在生命最後的二十五年裡，齊奧朗陸續接受來自世界各地的採訪。在這些談話中，齊奧朗回憶在羅馬尼亞的童年和青春歲月、移居法國的經歷、思想的來源、與友人的關係，並談及自己為何拋棄母語，改用法語寫作。訪談真實呈現了貫穿齊奧朗作品的核心主題，匯聚了其碎片化思想的精髓：無聊、失敗、死亡、神秘主義……機鋒與笑語之間，折射出這位“異端”思想家的矛盾本性——激進的悲觀主義中，總是伴隨著歡快、幽默和嘲諷。
【Excerpt】
〈與讓-弗朗索瓦．杜瓦爾的對談〉
讓-弗朗索瓦．杜瓦爾（以下簡稱杜瓦爾）：我們該怎麼開始這次訪談呢？您曾說過，我們的本能被談話所侵蝕。
齊奧朗：當我們交談時，就像寫作時一樣，什麼也解決不了。除了在內心。我們要卸下負擔。要把自己清空。在這之後便可以用某種超然的態度來看待所有令人厭煩、令人擔憂的問題……我們就會少憂慮一些。這就是對話的意義所在。
杜瓦爾：關於您作品的談話是否有助於消除誤解？
齊奧朗：我不反對誤解。當然，我很希望人們能準確地描述我。但我認為，誤解也可以是有益的。因為它能讓人們反思。但是這並不成理論……
杜瓦爾：如果有人以您的作品為主題寫大學論文，您會不高興嗎？
齊奧朗：已經有一些關於我的論文了。但我反對論文，我反對這種體裁。您知道嗎，我來巴黎就是為了寫論文！我在羅馬尼亞已經取得了哲學教師資格，還在一所中學教了一年書，然後我說：我要去巴黎，寫一篇論文。我當時必須得找這麼個藉口……當然，我是在撒謊。我根本都沒有花心思選主題，就逃去了西方。我和大學斷絕了關係，我甚至與大學為敵。我認為這是一種危險，是思想的死亡。所有的教學——無論多麼好！多麼出色！——說到底都是不利於人的精神發展的。所以我認為，我一生中做過的最好的事情之一，就是與大學斷絕關係。
杜瓦爾：但您沒有與您所依戀的傳統斷絕關係，您喜歡帕斯卡爾、波德萊爾……
齊奧朗：這是我最常想到的兩位法國人。我很久以前就不讀他們的作品了，但我還是常常想到波德萊爾和帕斯卡爾，甚至想得過多。我時常以他們為參考，也由此感到一種隱秘的意氣相投。後來有件奇怪的事情，西班牙一位非常優秀的教授寫了一篇關於我的文章，說我有法國所有倫理作家的風格，除了帕斯卡爾以外！當我讀到這裡時，我說：一派胡言！因為我生命中最偉大的時刻之一，也是最震撼的時刻，就是十七歲時在布加勒斯特的一個公共圖書館裡讀到帕斯卡爾寫給他姐姐的信，當他的姐姐要他照顧好自己的時候，他寫道：您不知道健康的壞處，也不知道生病的好處。這讓我感覺醍醐灌頂！這句話基本描述了我當時對人生的感受。甚至可以說，正是帕斯卡爾的這句話讓我後來開始對他感興趣。
杜瓦爾：但您喜愛的帕斯卡爾永遠是最初的帕斯卡爾？
齊奧朗：是的，是的，那是純粹主觀的帕斯卡爾，作為案例的帕斯卡爾！我親近的是懷疑論者帕斯卡爾、撕裂的帕斯卡爾、可能不是信徒的帕斯卡爾、沒有恩典的帕斯卡爾、沒有宗教庇護的帕斯卡爾。我只與這個帕斯卡爾相像……因為我們可以很容易地想象一個沒有信仰的帕斯卡爾。另外，帕斯卡爾也只有從這個角度來看才有趣……我一生都在思考帕斯卡爾。但那是他碎片的一面，您知道，他是碎片之人，也是片刻之人……碎片中有更多的真理。
杜瓦爾：您也像他一樣是個碎片之人，您的寫作也是碎片化的。
齊奧朗：是的，都是碎片化的。但我這樣做的原因則完全不同。我是因為感到無聊。當我想創作某些東西時，我就會有種我稱之為膚淺的感覺。儘管如此，我還是努力深入了一些事物，因為我寫的一切都圍繞著同樣的事情。但我不喜歡強調，不喜歡論證。這沒有意義。只有教師才會論證。
杜瓦爾：您就像您曾經提到過的暴君形象，不屑於提供解釋。您是否從不論證，只會斷言？
齊奧朗：沒錯！我不論證任何東西。我以法令推行它們——當然，這要放在引號裡。我所說的只是事情的結果，是經歷內在過程後的結果。您也可以說，我給出了結果，但沒有寫下過程。我沒有選擇發表滿滿三頁的文寮，而是把內容刪除，只留下結論。差不多就是這樣。
杜瓦爾：您寫的是短句和碎片……在這兩種情況下，人們都希望不要說得太多，把字數控制在最少的極限。
齊奧朗：完全沒錯。我不想讓人們改變意見，不想說服別人。我不喜歡說服。
杜瓦爾：尼采推崇拉爾夫瓦爾多．愛默生，把他看作短句大師。他也認為解釋是一種自我貶低、自我貶值。
齊奧朗：我讀愛默生的作品不多。我說不出原因，但我幾乎不瞭解他。不過我不幸地讀了很多其他的書。例如，我對艾米莉．狄金森的詩歌很感興趣，她是一位優秀的、偉大的詩人！而她讀過很多愛默生的作品。我曾經很崇拜她——現在依然如此。所以我應該也讀讀愛默生的。其他一些作家也都說過愛默生是他們的靈感來源。甚至尼采年輕的時候也這麼說過。我還是讀過他的一些作品，但我不能說自己瞭解他。您知道，其實我認為只有當我們重讀一位作家的作品時，他才會存在。當我自稱欣賞一個人或者說我讀過他的作品時，那意味著我重讀過他的作品，讀過好幾次。一本書若是只讀一次的話，代表不了什麼。比如，我很瞭解陀思妥耶夫斯基，但那是因為我已經讀過他五六遍了。莎士比亞也是。若是只讀一遍，便只能瞭解一點而已。我生命中所有重要的作家都會被我重讀。
杜瓦爾：您也被認為是短句大師。在辭典裡，人們經常給您貼上虛無主義者的標籤。
齊奧朗：無所謂……這對我來說完全無所謂。我並不是虛無主義者。人們可以說我是，但這並沒有什麼意義。對我來說，這只是一個空洞的標籤。可以簡單地說我迷戀虛無，或者空虛。這都沒錯。但這並不說明我是個虛無主義者。因為通常意義上，當人們說虛無主義者時，他們指的是一個以暴力的方式，懷著或多或少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或者天知道是什麼的想法，把一切都砸爛的人！但我絕非如此。所以您可以說我是形而上學意義上的虛無主義者。但這並不能掩蓋任何事。我更喜歡懷疑論者的說法——雖然我是個假的懷疑論者。如果您願意的話，可以說我什麼都不信，這就是……可是就連這話說得也不對！
杜瓦爾：您曾經在《存在的誘惑》中寫道，每一個字都說得太多。您如何將這一點與您在形式和風格方面的考量相協調？這不矛盾嗎？
齊奧朗：聽著，我的想法是這樣的。我從三十七歲才開始用法語寫作。我原本以為這很容易。以前我從來沒有用法語寫過東西，除了寫給一些女人的信以及一些情況所需的信件以外。一下子，用法語寫作給我帶來了極大的困難。這種完全僵化的語言對我來說是一種天啓。因為羅馬尼亞語作為斯拉夫語和拉丁語的混合，是一種極其靈活的語言。使用這種語言的時候我們可以隨心所欲，因為它並非一種凝結定型的語言。而法語則是一門無法動搖的語言。我意識到，我寫下的初稿——真正的初稿——根本不能出版。這是不可能的！羅馬尼亞語中沒有對清楚和簡潔的要求，而我知道，在法語中，我的文字必須簡潔。我開始有了一種“異鄉人情結”，我成了一個用非母語寫作的人。尤其還是在巴黎……這很重要。我來自羅馬尼亞的特蘭西瓦尼亞，那裡曾經屬於奧匈帝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它由維也納管轄。我出生在1914年戰爭之前，所以我其實是奧匈帝國人。在我生活的地區，人們說德語、匈牙利語等。我的父母連一個法語詞也不懂。然而在首都布加勒斯特，每個人都向法國靠攏。所有的知識分子都流利地說著法語。所有人！而我，我置身於這些人之中，只是一個學生……顯然，我當時有一些自卑情結。
等我到了巴黎後，十年的時間裡，除了我剛才說的偶爾寫幾封信之外，我沒有再寫過一個法語詞。1947年在諾曼底的時候，我才突然意識到這件事很荒謬！為什麼要用一種沒人能看懂的語言寫作呢？我撕掉了自己寫下的所有東西。回到巴黎的時候我便懷揣著一個想法——我再也不用母語寫作了。我對自己要求很嚴格：我想用盡可能簡潔清晰的法語來寫作，不讓自己受到那些當代詩人的影響。最終，我寫下的是一種傳統的、有些抽象的法語。但我只能用法語寫下這樣的東西。如果可以這麼說的話，我能理解法語中這些抽象的細微差別。但是，有人可能會問，為什麼要如此介意風格呢？因為您知道帕斯卡爾……他把《致外省人信札》寫了十七遍！所以我對自己說：如果帕斯卡爾寫了十七遍《致外省人信札》，那麼我作為一個異鄉人也要努力……您知道，我一下子就用羅馬尼亞語寫了一兩本書！我甚至沒有重讀過，就直接發表了初稿！自然，這幾本書都寫得很糟糕。那時候我還沒有這種情結。但當我讀到帕斯卡爾和所有那些痴迷於語言的法國作家時，我便做出了極大的努力。比如，《解體概要》我寫得很快。但那只是初稿。我之後又重寫了四次。徹底重寫！我還刪掉了大量內容。顯然，這使得這本書失去了一種原始的自發性。但這是為了讓它有一種堅實感，並且盡可能消除異鄉人的氣質。但您提出的問題是對的：如果一個人懷疑一切，那為什麼還要努力寫好一部作品呢？為什麼還要寫作呢？確實，這樣的矛盾不可避免。
……
杜瓦爾：您剛才提到：為什麼要寫作？這個問題您依然沒有回答。
齊奧朗：為了我自己。我意識到寫下來對我有好處。我曾多次被問到這個問題。尤其在西班牙——這是我唯一激起水花的國家——有兩個學生這樣問過我。從銷售量的角度來看，我寫的書並不算成功。但它喚醒了一些東西。這讓我很高興，因為我一直偏愛西班牙。另一方面，在德國和英國，我的作品完全沒有任何反響！這還是次要的……總之我收到了兩位安達盧西亞學生的來信，信裡說：您的人生觀裡不包括寫作，如您所說！我回答說：歸根結底，我寫下的所有東西都是出於迫切需要，我想擺脫一種對我來說難以忍受的狀態。因此，我曾經——現在依然如此——將寫作視為一種治療。這就是我作品的深層次意義。……
……
那麼有人可能會問，這樣的話為什麼還要把作品發表呢？讓我繼續解釋吧：發表作品也很重要，這與人們的想法恰恰相反。為什麼呢？因為一旦你的書出版了，你所表達的東西就會變成外物，它們不再是你的全部，而只是你的一部分。因此，我們期待的那種減輕負擔的感覺也就更顯著了。這些東西不再是你自己了。你將自己從某些東西中解放出來了。就像在生活中，每個人都會說：當話說出口時，訴說悲傷之人便得到了解放。而囿於沈默之人則會自我毀滅、陷入崩潰甚至投身犯罪。傾訴可以讓人解放。寫作也是如此。這些看似顯而易見，卻是我的親身體驗。所以我對每個人說，發表你的手稿吧，別管太多，這對你總是有好處的。這樣一來，你的那些頑念就不再那麼嚴重了⋯⋯
比如我一生都被死亡困擾著，但我在書中談論它，這一事實意味著……雖然死亡仍然困擾著我，但程度有所減輕。這些是人們無法解決的問題，是理所應當的頑念——它們不是頑念，而是龐大的現實。我寫過關於自殺的文字，但我每次都這樣解釋：寫下關於自殺的文字，就意味著戰勝自殺。這很重要。
但理論上，我一個字也不該寫，也不該發表——如果我絕對忠於自己的話。但我無法做到這一點，因為我畢竟要對自己負責，想要多少適應一下生存。我必須做出這樣的妥協和交易，正是這一切讓我活著。我確信，如果我沒有寫作，我早就已經自殺了。我對此非常確信。但我把這些東西投射到身外，就像咳出污物。
本訪談未曾發表，由瑞士記者兼作家讓-弗朗索瓦．杜瓦爾於1979年6月採寫。
……
書名：絕望者的練習：齊奧朗訪談錄
作者：E.M. 齊奧朗（E.M. Cioran）
譯者：馬雅
出版社：北京聯合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26/1
在生命最後的二十五年裡，齊奧朗陸續接受來自世界各地的採訪。在這些談話中，齊奧朗回憶在羅馬尼亞的童年和青春歲月、移居法國的經歷、思想的來源、與友人的關係，並談及自己為何拋棄母語，改用法語寫作。訪談真實呈現了貫穿齊奧朗作品的核心主題，匯聚了其碎片化思想的精髓：無聊、失敗、死亡、神秘主義……機鋒與笑語之間，折射出這位“異端”思想家的矛盾本性——激進的悲觀主義中，總是伴隨著歡快、幽默和嘲諷。
【Excerpt】
〈與讓-弗朗索瓦．杜瓦爾的對談〉
讓-弗朗索瓦．杜瓦爾（以下簡稱杜瓦爾）：我們該怎麼開始這次訪談呢？您曾說過，我們的本能被談話所侵蝕。
齊奧朗：當我們交談時，就像寫作時一樣，什麼也解決不了。除了在內心。我們要卸下負擔。要把自己清空。在這之後便可以用某種超然的態度來看待所有令人厭煩、令人擔憂的問題……我們就會少憂慮一些。這就是對話的意義所在。
杜瓦爾：關於您作品的談話是否有助於消除誤解？
齊奧朗：我不反對誤解。當然，我很希望人們能準確地描述我。但我認為，誤解也可以是有益的。因為它能讓人們反思。但是這並不成理論……
杜瓦爾：如果有人以您的作品為主題寫大學論文，您會不高興嗎？
齊奧朗：已經有一些關於我的論文了。但我反對論文，我反對這種體裁。您知道嗎，我來巴黎就是為了寫論文！我在羅馬尼亞已經取得了哲學教師資格，還在一所中學教了一年書，然後我說：我要去巴黎，寫一篇論文。我當時必須得找這麼個藉口……當然，我是在撒謊。我根本都沒有花心思選主題，就逃去了西方。我和大學斷絕了關係，我甚至與大學為敵。我認為這是一種危險，是思想的死亡。所有的教學——無論多麼好！多麼出色！——說到底都是不利於人的精神發展的。所以我認為，我一生中做過的最好的事情之一，就是與大學斷絕關係。
杜瓦爾：但您沒有與您所依戀的傳統斷絕關係，您喜歡帕斯卡爾、波德萊爾……
齊奧朗：這是我最常想到的兩位法國人。我很久以前就不讀他們的作品了，但我還是常常想到波德萊爾和帕斯卡爾，甚至想得過多。我時常以他們為參考，也由此感到一種隱秘的意氣相投。後來有件奇怪的事情，西班牙一位非常優秀的教授寫了一篇關於我的文章，說我有法國所有倫理作家的風格，除了帕斯卡爾以外！當我讀到這裡時，我說：一派胡言！因為我生命中最偉大的時刻之一，也是最震撼的時刻，就是十七歲時在布加勒斯特的一個公共圖書館裡讀到帕斯卡爾寫給他姐姐的信，當他的姐姐要他照顧好自己的時候，他寫道：您不知道健康的壞處，也不知道生病的好處。這讓我感覺醍醐灌頂！這句話基本描述了我當時對人生的感受。甚至可以說，正是帕斯卡爾的這句話讓我後來開始對他感興趣。
杜瓦爾：但您喜愛的帕斯卡爾永遠是最初的帕斯卡爾？
齊奧朗：是的，是的，那是純粹主觀的帕斯卡爾，作為案例的帕斯卡爾！我親近的是懷疑論者帕斯卡爾、撕裂的帕斯卡爾、可能不是信徒的帕斯卡爾、沒有恩典的帕斯卡爾、沒有宗教庇護的帕斯卡爾。我只與這個帕斯卡爾相像……因為我們可以很容易地想象一個沒有信仰的帕斯卡爾。另外，帕斯卡爾也只有從這個角度來看才有趣……我一生都在思考帕斯卡爾。但那是他碎片的一面，您知道，他是碎片之人，也是片刻之人……碎片中有更多的真理。
杜瓦爾：您也像他一樣是個碎片之人，您的寫作也是碎片化的。
齊奧朗：是的，都是碎片化的。但我這樣做的原因則完全不同。我是因為感到無聊。當我想創作某些東西時，我就會有種我稱之為膚淺的感覺。儘管如此，我還是努力深入了一些事物，因為我寫的一切都圍繞著同樣的事情。但我不喜歡強調，不喜歡論證。這沒有意義。只有教師才會論證。
杜瓦爾：您就像您曾經提到過的暴君形象，不屑於提供解釋。您是否從不論證，只會斷言？
齊奧朗：沒錯！我不論證任何東西。我以法令推行它們——當然，這要放在引號裡。我所說的只是事情的結果，是經歷內在過程後的結果。您也可以說，我給出了結果，但沒有寫下過程。我沒有選擇發表滿滿三頁的文寮，而是把內容刪除，只留下結論。差不多就是這樣。
杜瓦爾：您寫的是短句和碎片……在這兩種情況下，人們都希望不要說得太多，把字數控制在最少的極限。
齊奧朗：完全沒錯。我不想讓人們改變意見，不想說服別人。我不喜歡說服。
杜瓦爾：尼采推崇拉爾夫瓦爾多．愛默生，把他看作短句大師。他也認為解釋是一種自我貶低、自我貶值。
齊奧朗：我讀愛默生的作品不多。我說不出原因，但我幾乎不瞭解他。不過我不幸地讀了很多其他的書。例如，我對艾米莉．狄金森的詩歌很感興趣，她是一位優秀的、偉大的詩人！而她讀過很多愛默生的作品。我曾經很崇拜她——現在依然如此。所以我應該也讀讀愛默生的。其他一些作家也都說過愛默生是他們的靈感來源。甚至尼采年輕的時候也這麼說過。我還是讀過他的一些作品，但我不能說自己瞭解他。您知道，其實我認為只有當我們重讀一位作家的作品時，他才會存在。當我自稱欣賞一個人或者說我讀過他的作品時，那意味著我重讀過他的作品，讀過好幾次。一本書若是只讀一次的話，代表不了什麼。比如，我很瞭解陀思妥耶夫斯基，但那是因為我已經讀過他五六遍了。莎士比亞也是。若是只讀一遍，便只能瞭解一點而已。我生命中所有重要的作家都會被我重讀。
杜瓦爾：您也被認為是短句大師。在辭典裡，人們經常給您貼上虛無主義者的標籤。
齊奧朗：無所謂……這對我來說完全無所謂。我並不是虛無主義者。人們可以說我是，但這並沒有什麼意義。對我來說，這只是一個空洞的標籤。可以簡單地說我迷戀虛無，或者空虛。這都沒錯。但這並不說明我是個虛無主義者。因為通常意義上，當人們說虛無主義者時，他們指的是一個以暴力的方式，懷著或多或少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或者天知道是什麼的想法，把一切都砸爛的人！但我絕非如此。所以您可以說我是形而上學意義上的虛無主義者。但這並不能掩蓋任何事。我更喜歡懷疑論者的說法——雖然我是個假的懷疑論者。如果您願意的話，可以說我什麼都不信，這就是……可是就連這話說得也不對！
杜瓦爾：您曾經在《存在的誘惑》中寫道，每一個字都說得太多。您如何將這一點與您在形式和風格方面的考量相協調？這不矛盾嗎？
齊奧朗：聽著，我的想法是這樣的。我從三十七歲才開始用法語寫作。我原本以為這很容易。以前我從來沒有用法語寫過東西，除了寫給一些女人的信以及一些情況所需的信件以外。一下子，用法語寫作給我帶來了極大的困難。這種完全僵化的語言對我來說是一種天啓。因為羅馬尼亞語作為斯拉夫語和拉丁語的混合，是一種極其靈活的語言。使用這種語言的時候我們可以隨心所欲，因為它並非一種凝結定型的語言。而法語則是一門無法動搖的語言。我意識到，我寫下的初稿——真正的初稿——根本不能出版。這是不可能的！羅馬尼亞語中沒有對清楚和簡潔的要求，而我知道，在法語中，我的文字必須簡潔。我開始有了一種“異鄉人情結”，我成了一個用非母語寫作的人。尤其還是在巴黎……這很重要。我來自羅馬尼亞的特蘭西瓦尼亞，那裡曾經屬於奧匈帝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它由維也納管轄。我出生在1914年戰爭之前，所以我其實是奧匈帝國人。在我生活的地區，人們說德語、匈牙利語等。我的父母連一個法語詞也不懂。然而在首都布加勒斯特，每個人都向法國靠攏。所有的知識分子都流利地說著法語。所有人！而我，我置身於這些人之中，只是一個學生……顯然，我當時有一些自卑情結。
等我到了巴黎後，十年的時間裡，除了我剛才說的偶爾寫幾封信之外，我沒有再寫過一個法語詞。1947年在諾曼底的時候，我才突然意識到這件事很荒謬！為什麼要用一種沒人能看懂的語言寫作呢？我撕掉了自己寫下的所有東西。回到巴黎的時候我便懷揣著一個想法——我再也不用母語寫作了。我對自己要求很嚴格：我想用盡可能簡潔清晰的法語來寫作，不讓自己受到那些當代詩人的影響。最終，我寫下的是一種傳統的、有些抽象的法語。但我只能用法語寫下這樣的東西。如果可以這麼說的話，我能理解法語中這些抽象的細微差別。但是，有人可能會問，為什麼要如此介意風格呢？因為您知道帕斯卡爾……他把《致外省人信札》寫了十七遍！所以我對自己說：如果帕斯卡爾寫了十七遍《致外省人信札》，那麼我作為一個異鄉人也要努力……您知道，我一下子就用羅馬尼亞語寫了一兩本書！我甚至沒有重讀過，就直接發表了初稿！自然，這幾本書都寫得很糟糕。那時候我還沒有這種情結。但當我讀到帕斯卡爾和所有那些痴迷於語言的法國作家時，我便做出了極大的努力。比如，《解體概要》我寫得很快。但那只是初稿。我之後又重寫了四次。徹底重寫！我還刪掉了大量內容。顯然，這使得這本書失去了一種原始的自發性。但這是為了讓它有一種堅實感，並且盡可能消除異鄉人的氣質。但您提出的問題是對的：如果一個人懷疑一切，那為什麼還要努力寫好一部作品呢？為什麼還要寫作呢？確實，這樣的矛盾不可避免。
……
杜瓦爾：您剛才提到：為什麼要寫作？這個問題您依然沒有回答。
齊奧朗：為了我自己。我意識到寫下來對我有好處。我曾多次被問到這個問題。尤其在西班牙——這是我唯一激起水花的國家——有兩個學生這樣問過我。從銷售量的角度來看，我寫的書並不算成功。但它喚醒了一些東西。這讓我很高興，因為我一直偏愛西班牙。另一方面，在德國和英國，我的作品完全沒有任何反響！這還是次要的……總之我收到了兩位安達盧西亞學生的來信，信裡說：您的人生觀裡不包括寫作，如您所說！我回答說：歸根結底，我寫下的所有東西都是出於迫切需要，我想擺脫一種對我來說難以忍受的狀態。因此，我曾經——現在依然如此——將寫作視為一種治療。這就是我作品的深層次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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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有人可能會問，這樣的話為什麼還要把作品發表呢？讓我繼續解釋吧：發表作品也很重要，這與人們的想法恰恰相反。為什麼呢？因為一旦你的書出版了，你所表達的東西就會變成外物，它們不再是你的全部，而只是你的一部分。因此，我們期待的那種減輕負擔的感覺也就更顯著了。這些東西不再是你自己了。你將自己從某些東西中解放出來了。就像在生活中，每個人都會說：當話說出口時，訴說悲傷之人便得到了解放。而囿於沈默之人則會自我毀滅、陷入崩潰甚至投身犯罪。傾訴可以讓人解放。寫作也是如此。這些看似顯而易見，卻是我的親身體驗。所以我對每個人說，發表你的手稿吧，別管太多，這對你總是有好處的。這樣一來，你的那些頑念就不再那麼嚴重了⋯⋯
比如我一生都被死亡困擾著，但我在書中談論它，這一事實意味著……雖然死亡仍然困擾著我，但程度有所減輕。這些是人們無法解決的問題，是理所應當的頑念——它們不是頑念，而是龐大的現實。我寫過關於自殺的文字，但我每次都這樣解釋：寫下關於自殺的文字，就意味著戰勝自殺。這很重要。
但理論上，我一個字也不該寫，也不該發表——如果我絕對忠於自己的話。但我無法做到這一點，因為我畢竟要對自己負責，想要多少適應一下生存。我必須做出這樣的妥協和交易，正是這一切讓我活著。我確信，如果我沒有寫作，我早就已經自殺了。我對此非常確信。但我把這些東西投射到身外，就像咳出污物。
本訪談未曾發表，由瑞士記者兼作家讓-弗朗索瓦．杜瓦爾於1979年6月採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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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訂分類：Selected & Extra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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