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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rpt：劍橋中國文學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之〈從一九三七年迄今的中國文學〉
2025/02/18 0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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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rpt：劍橋中國文學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之〈從一九三七年迄今的中國文學〉
書名：劍橋中國文學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主編：孫康宜、宇文所安
作者：孫康宜等11人
出版社：聯經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17/08
內容簡介
由美國耶魯大學孫康宜教授、哈佛大學宇文所安教授主編，田曉菲、伊維德、艾朗諾、王德威、奚密、賀麥曉、石靜遠等知名英美漢學家執筆撰寫的《劍橋中國文學史》，以1375年為界分為上、下兩卷，以斷代而非文體的結構方式，介紹從殷商晚期的甲骨文、青銅器銘文，到當代的中國文學這三千多年的發展歷程，和中國文化中關於寫作的故事。上下各卷各章因作者各異其趣的學術與表達風格，呈現不同的敘述面貌。
【Excerpt】
〈從一九三七年迄今的中國文學〉/ 奚密
二 萬內戰結束及新時代的開始（一九四九—一九七七）
2.現代主義的實驗
相較於傳統中國文學，另一些作家對近代歐美文學的發展有更大的興趣。雖然台灣實施嚴格的審查制度，但只要藝術實驗不觸犯政治禁忌，即使不被當局全然接受，卻也能被容忍。台灣與美國親近的結盟關係以及台灣的經濟發展也創造了一個環境，使得台灣易於吸納西方的文化影響，特別是來自美國的影響。然而，對現代主義訴求——包括佛洛依德學派的心理分析，及存在主義作家們，如叔本華、尼采、沙特、卡繆（Albert Camus, 1913-1960）——並不能完全以政治與經濟衝擊來解釋。在壓抑的社會文化背景下，現代主義因其強調個人性、無意識與疏離，得到許多作家與藝術家的共鳴。
現代主義特色的實驗在小型私人經營的雜誌找到豐沛的土壤。《現代詩》季刊由紀弦（之前筆名為路易士）於一九五三年創立。在一九五六年二月一日的第十三期，他宣告現代派成立，其「六六信條」出現在封面上。他們自稱「我們要有所揚棄並發揚光大地包容了自波特萊爾以降一切新興詩派之精神與要素的現代派之一群」（第一條）。此六大信條定義現代詩為「橫的移植，而非縱的繼承」（第二條），「知性之強調」（第四條），以及「純粹性」（第五條）。
這組織鬆散的「現代派」號稱有龐大的會員，由八十人至一百人以上。其背後的主要角色為具有魅力與精力旺盛的紀弦，以及林亨泰與方思（一九二五—）。在六項信條內，第二條最具爭議，成為未來數十年批評的對象。第六條原本記載「無政府」，但印刷時改換為「反共」。因為共產主義壓制創作自由，所以紀弦對反共不遺餘力，但他對信條的改換，令人聯想到這是基於他與一九四九年前的「左派」作家聯繫而採取的預防措施。
《現代詩》季刊於一九五〇年代末有走下坡的跡象，在歷經四十五期之後，於一九六四年停刊。紀弦在成功高中擔任教師，退休後於一九七二年移居美國，後居於北加州。《現代詩》季刊在新任編輯梅新（一九三五―一九九七）主持下於一九八二年復刊，維持出版約莫十年。
回應「現代派」的「反傳統」立場，一群詩人——覃子豪（一九一二—一九六三）、夏菁（一九二五—）、余光中以及鄧宇平於一九五四年三月創立了「藍星詩社」，並發行了許多詩刊。由於他們熟稔西方詩作，故對實驗並不排斥。舉例而言，覃氏推崇法國象徵主義，余氏將英詩中譯，但他們強調抒情性以抗衡現代派提倡的「知性詩」。這兩大社團間的差異引發一九五七年與一九五八年間熱烈的論戰。
在一九五四年十月，三位駐守高雄左營的海軍軍官張默（一九三一—）、洛夫（一九二八—）以及瘂弦（一九三二—）創立了「創世紀詩社」。在新創時期，此詩社宣揚「新民族詩型」，但他們在一九五八年開始擁抱超現實主義。「超現實主義」在那時被粗略地理解成一個激進實驗的代號，而非一個具有明確定義的文學觀念。這份季刊於一九六九年停刊，一九七二年復刊。其新刊在洛夫的領導下，支持對中國詩傳統的回歸。
即使這些詩社間存在差異，他們都共同對反共文學產生反感，厭惡傳統主義，而支持創作自由。他們企圖為現代詩取得合法性，畢竟相較於在文化舞台受到特權待遇的古典文學，現代詩仍明顯處於邊緣位置。即便他們具有如此的態度，相當多的作家如紀弦和癌弦皆藉由競逐並贏得官方發起的文學獎而參與了官方論述。若說在體制眼中，這些獎項給予詩人們某些象徵性資本，這些可觀的獎金卻無疑地為詩人們提供了令人垂涎的資源，得以資助各種不同性質的新詩雜誌。
相較於中國大陸接二連三的政治運動扼殺了作家的發聲管道，台灣受到的管制便明顯地較小，其於一九五〇及六〇年代在文學或藝術上均見證了蓬勃的現代主義運動。商禽（一九三〇—二〇一〇）可說是至今最偉大的中國超現實主義作家。他僅有基礎學歷，沒有家庭，從軍多年，他運用疏離以及寓言手法創造一個傳統價值被摧毀的世界。他的詩主要是散文詩，特色是運用直率的敘述框架、漫無邊際的文句，以及低調就事論事的語調，正如其成名作〈長頸鹿〉：
那個年輕的獄卒發覺囚犯們每次體格檢查時身長的逐月增加都是在脖子之後，他報告典獄長說：「長官，窗子太高了！」而他得到的回答卻是：「不，他們瞻望歲月。」
仁慈的青年獄卒，不識歲月的容顏，不知歲月的籍貫，不明歲月的行蹤；乃夜夜往動物園中，到長頸鹿欄下，去逡巡，去守候。
詩人不動聲色地把世俗與荒誕熔接在一起，將感官與文字結合，這與他所採用的散文式與漫無邊際的文句有相合之處。正如監獄與動物園圖像所指，這首詩暗示人的處境是無望與荒謬的。基於獄卒表面上的青澀所形成的那難以置信的天真形象，傷感的狀況在在獲得提升，而不是滅弱，這可說是對現實強烈的批評。
相似地，在洛夫的詩裡，也可以找到對生活的黑暗解讀。他對超現實主義及存在主義的興趣，引發他從憂鬱的抒情詩體，轉向苦悶地沉思死亡與救贖，如他的作品《石室之死亡》。此詩集由六十四首詩組成，每首十行，這組詩於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三年間寫成，當時詩人於金門擔任新聞聯絡官，時常遭受共產黨的抨擊。
在何其芳與里爾克的影響下，瘂弦在他的生涯早期，以具節奏感與沉思性的抒情詩書寫中國北方。他的成熟作品（一九六四年後即停止創作詩）裡的角色陷於卑微的境遇，如陷於貧苦狀況的退休上校，以及遭受男人意淫及女人詛咒的北京戲班伶人。藉由其精練的語言、暗示性的意象、琅琅上口的音樂性以及超然的視角，瘂弦哀悼現代生活的空虛與荒謬。《如歌的行板）共有三十八行，每句皆以「……之必要」結尾。此詩同時性地收錄了如萬花筒般對都市生活的觀照，有的詩句輕鬆愉快又令人備感威脅，有的令人愉悅卻也如例行公事，有的無憂無慮卻也令人感到混亂。此詩以河流的意象收尾，詩寫道：「觀音在遠遠的山上／罌粟在罌粟的田裡。」觀音是佛教中慈悲的女神，亦是台北近郊的山名。相襯於象徵生命永恆流動的河流背景，將菩薩與美麗卻隱含死亡意味的罌粟並置，引發善與惡，美麗與恐怖間的對立。他們並存於生活，不可能存此去彼。
如上述詩人們，鄭愁予（原名鄭文韜，一九三三—）的家庭亦有軍事背景。早年他的抒情詩便揮灑自如地將古典用語與現代的感性意象融匯一堂，而引人注目。身為老練的登山客，他也書寫台灣的山岳以及原住民。從愛荷華大學取得碩士學位後，他便在耶魯大學擔任中文講師多年。
周夢蝶是周起述（一九二一—二〇一四）的筆名。他是來自河南的軍人，一九四八年隨軍抵台，留下他的妻子與三個小孩。一九五九至一九八〇年，他在作家知名的集會地——台北市城中區明星咖啡館街邊擺書攤為生，主要賣的是詩集。其詩雜糅古典與現代中文，熔鑄道家與佛家哲學。其筆名「夢蝶」字面意義為「夢到蝴蝶」，典故出於道家經典《莊子》。因果與無常的觀念遍布其關於愛情與生活的詩，矛盾的意象常用以表現如禪般的洞見：「所有的眼都給眼矇住了／誰能於雪中取火，且鑄火為雪？」周夢蝶過著物質缺乏、禁欲的生活。即便在一九九七年獲得國家文藝奬，他也未改其生活方式。
年輕詩人們亦活躍於戰後的文學舞台，他們在就讀高中或大學時的一九五〇年代便開始寫詩，像是林泠（一九三八—）、白萩（一九三七—）、敻虹（一九四〇—）、黃荷生（一九三八—）、黃用、方思、方莘（一九三九—）、朵思（一九三九—）以及葉珊（一九四〇—）。他們展現令人驚豔的廣度與深度。有些人數年後停止寫作，其餘的則筆耕不輟，成為台灣文學的重要角色。
其中最重要的年輕詩人是葉珊，原名為王靖獻。他的作品雜糅方言與具古典氣息的中文，他的早期作品富愁思卻不多愁善感，情感強烈卻含蓄。一九六六年獲得愛荷華大學藝術創作碩士後，他赴加州柏克萊，學於陳世驤門下，取得比較文學博士。他自一九七〇年後曾在美國、香港及台灣擔任教授。
葉珊於一九七〇年代初將筆名改為楊牧。他對中國及歐洲經典都相當精通，他展現出的多才多藝及成熟度讓他不僅被視為是台灣的重要詩人，也是華語界公認的重要詩人。〈延陵季子掛劍〉（一九七二）將季子人性化，其為東周時代吳國出使的公子。西元前五四四年，季子出使魯國，途經徐國與徐國國君交好。徐君對季子的佩劍露出羨豔之色，季子暗自決定返程時要將此劍贈與徐君。然而一年後當他返回徐國，徐君已經過世了。季子到徐君的墓旁，將劍懸掛在樹上。然而此詩並未重複標準的儒家解釋（重信諾），卻營造出一番孤獨與寂寞的氣氛——儒門裡劍術的式微，象徵著季子所哀悼的中國文化的衰頹。
同年所寫的〈十二星象練習曲〉對越戰有深刻的反省。此連串的十二組詩將十二個中國時辰（地支）對應西洋十二星座，而將「地」與「天」配對。此詩將戰爭的去人性化效果與人性化的性愛並置。此組詩由強烈與超現實的意象組成，以士兵敘述者之死作結。
若說一九五〇年代台灣的詩人們創造了第一波的現代主義，小說這文類則是靠小說家自身的努力開花結果。現代主義風潮奠基於雜誌及報紙副刊所提供的豐饒土壤。其中最為關鍵的當屬夏濟安（一九一六—一九六五）於一九五六年九月創立的《文學雜誌》。夏濟安是文學批評家夏志清（一九二一—二〇一三）的胞兄，夏濟安於一九四〇年代任教於西南聯大及北京大學，一九四九年後，他在台灣大學外文系擔任教授。他於一九五五年在美國印第安那大學逗留一個學期後回台，創辦《文學雜誌》。此期刊扮演引介西方現代主義給台灣讀者的重要角色，其引介範圍涵蓋卡夫卡、杜思妥也夫斯基、海明威及福克納（William Faulkner, 1897-1962），這對年輕作家產生塑形之作用，其中許多人是夏氏台大外文系的學生。此刊物於一九六〇年八月停刊。
幾位夏濟安的學生於一九六〇年三月創立了《現代文學》雜誌，白先勇（一九三七—）為主持人，王文興（一九三九—）與陳若曦等為編輯。此雜誌於一九六三年九月停刊（於一九七七年八月復刊，一九八四年三月再度停刊），但至此，這群新世代小說家業已永遠改變台灣文學。
白先勇來自廣西省一個顯赫的家庭，有著伊斯蘭教背景；其父白崇禧（一八九三—一九六六）於一九四六年任國防部長。白先勇於一九五七年就讀國立台灣大學，後在《文學雜誌》上刊登他第一篇小說。一九六三年他赴美求學，並撰寫一系列題為《紐約客》的故事。一九六五年起他開始創作大家所熟悉的《台北人》的故事。首篇〈永遠的尹雪艷〉中，尹雪艷是位來自上海，花邊韻事不斷的社交名媛，年歲不可思議地並未在她身上留下痕跡。她時常為大陸新移民舉辦麻將牌局，身為稱職的女主人，她鉅細靡遺地重現老上海的豪奢與風華。她台北的住所成為失去所有的男女的舒適避風港，這些人失去了權力、財富、青春與美麗。尹雪艷就像一位女神看著凡人玩著他們的無聊遊戲，她情感疏離且巧妙地以紆尊降貴的身分與「客人」交際，而這些「客人」則以豐厚的小費來支持她的生活方式。她的「冷淡」展現在她與一位中年生意人的感情韻事上，此人被一位憤懑的員工刺死。她在他的喪禮短暫地露面後，晚上又在她的公館裡主持了牌局；所有事情不過是例行公事。
無論是關懷新移民或是海外華人菁英，白氏的小說經常處理離鄉別井以及失去自我認同所導致的創傷。它們也處理忍受生活滄桑的普遍性主題。〈遊園驚夢》是另一篇代表作，篇名取自知名崑曲《牡丹亭》的其中一齣，內容敘述愛情對死亡產生的力量。故事發生於戰後台北，聚焦於錢將軍的寡婦錢夫人，她過去是上海的崑曲伶人，因其在《牡丹亭》裡的主角戲分而知名。她並未像其他伶人通常的宿命般成為他人的小妾，而是幸運地成為票友錢將軍的填房夫人。她唯一不能擁有的是愛情。在她前「姊妹」所舉辦的聚會的戲會上，錢夫人發現她被英俊又殷勤的副官吸引，這讓她回想起她與她先生的副官在上海短暫的韻事。由此，這宴會上業餘戲會的表演將幻想與現實、欲望與宿命間不可踰越的鴻溝帶至台前。意識流、色彩象徵以及暗示性細節的運用將錢夫人痛苦的「覺醒」變得栩栩如生。
王文興在他大學較早時期開始寫作短篇小說。他在一九六五年於愛荷華大學取得藝術創作碩士後，返台於母校任教。一九六六年王開始創作第一部長篇小說《家變》，並於一九七三年出版。這部作品無論在形式與內容都引發爭論。篇名「家變」表面上指涉主角年邁父親的消失，他僅著襯衫便拋棄妻兒離家。對主角其父下落渺無結果的追尋穿插著過去的插曲，逐步揭露父子之間漸漸升高的緊張關係，兒子視其父為失敗者，視家庭系統為偽君子與壓迫者。諷刺的是，在父親消失後，家庭反而幸福。
《家變》因其「異端」的想法與實驗性的語言被批評。新詞、無規則的句法以及中文語音象徵，散布在其語言實驗中。王文興花了超過二十年完成第二部小說《背海的人》，其特色是更大膽的語言實驗。上集於一九八一年出版，下集於一九九七年完成，一九九九年出版。主角是位半盲的老兵，因侵占公款而不光榮地退役。為了躲賭債，他藏身於漁村，藉著騙術與偷竊謀生。最終，他被村民捉住並遭殺害。以喬伊斯的語言，此小說探查了存在狀態的荒謬。
其他扮演重要角色的雜誌包括《文星》（一九五七）、尉天驄（一九三五—）創辦的《筆匯》（一九五九）、尉素秋創辦，尉天驄主編的《文學季刊》（一九六六）以及林海音主編的《純文學》（一九六七）。
林海音出生於日本，旋即被帶至台灣。當她五歲時，她父親拒絕在日本占據下生活，舉家遷往北京。她於北平新聞專科學校畢業後，擔任《世界日報》編輯，與同事夏承楹（教育家，編輯，以及專欄作家，以何凡為筆名，一九一〇—二〇〇二）結婚。他們在一九四八年攜三子回台。一九五三年，林海音成為《聯合報》副刊主編，任期十年。她的短篇小說〈燭芯〉呈現女性在傳統社會的內心戲。因女僕得女夫的喜愛而娶為姨太太，妻子藉由裝病來折磨姨太太，讓她日夜照顧。她比姨太太長命，但這不過是個空洞的勝利，她躺臥床上就如閃爍的燭火，而無愛的一生的體驗則是其痛苦之源。
《城南舊事》收入了一九五七至一九六〇年間林海音寫就的自傳性小說。透過英子（林海音的小名）的童稚視角，此部小說重塑了一九二〇年代的北京，其中有難忘的角色與動人的插曲。小說於八○年代在中國被拍成電影，讓林氏在中國廣受歡迎。
在林海音的把關之下，《聯合報》副刊刊載戰後遭到忽略的本土台灣老作家的作品。由於林的緣故，鍾理和於一九五六年完成的代表作《笠山農場》，於其逝世後的一九六一年出版。一九七九年林亦幫忙籌建鍾理和紀念館。同等重要的是，她發掘本土人才，像是鄭清文（一九三二—）、黃春明（一九三九—）、陳映真（一九三七—二〇一六），王禎和（一九四〇—一九九〇），以及七等生（一九三九—）。
七等生是劉武雄的筆名，一九六二年開始寫作。其筆名可能源自「竹林七賢」——一個於西元三世紀，性格奇特崇尚新道家主義的團體。一九六七年四月，他於《文學季刊》發表〈我愛黑眼珠〉，引發爭議。該故事相當簡單。在一個下雨的午後，主角李龍第出發到城內戲院和妻子會面。由於洪水突然而至，人群恐慌地互相踐踏，以逃到安全的地方。李背負著一位生病的女人（後證明為妓女）到屋頂上，整夜與她相伴。翌晨，他妻子在另一個屋頂發現了他，但他不理睬她的叫喊與揮手。其妻子感到憤怒，於是嘗試游向他，卻被洪水沖走。洪水消退後，他回到家，不知道是否還能尋回妻子。
小說的篇名乃是故意模稜兩可：李氏的妻子與這位妓女都有黑眼珠。置身於出乎意料的情況，李氏被迫面對存在的道德狀況。若說他看起來對妻子冷淡亦不負責任，這是因為與妓女待在一起的決定是源於他厭惡人們展現出的自私，以及由於他選擇普遍性的愛多於個人關係。
黃春明在屏東師院畢業前，已於一九五六年發表首篇小說。他的許多小說感同身受地描繪社會底層的男女，敘述他們卑微求生下的尊嚴與希望。在〈看海的日子〉（一九六六）中，一位變老的妓女藉由懷上孩子而尋得新生命，孩子的父親（恩客）並不知情，她回到海邊的故鄉落腳。漁產豐富的海洋召喚著生命原初的動力、淨化、重生與社群，那是由於她生下的男孩和辛勤的工作而得以重新融入其中。〈兒子的大玩偶〉寫於一九六九年，內容較為悲觀。「三明治人」的為生方式是藉由裝扮成小丑以及在身前身後穿上兩大片板子，為當地戲院的電影宣傳。他疲累地整天奔走，才能回到有老婆與兒子的家中。然而兒子卻只認得他扮成小丑的臉，在看到他的真面目時反而哭了出來。
在其他小說中，黃春明以諷刺與批判的眼光檢視了一九六〇至七○年代的台灣，此時的台灣歷經快速的經濟發展以及社會變遷。現代化的代價在其作品裡歷歷可見，像是〈莎哟娜拉，再見〉、〈蘋果的滋味〉以及〈小寡婦〉，它們均諷刺了對外來事物的盲目崇拜，以及經濟利益競爭下民族自尊心的喪失。〈溺死一隻老貓〉背景設定在鄉下的農村，一座新的游泳池要被蓋起來以善用當地的天然泉水。阿盛伯激烈地反對，認為這泳池會破壞風水也傷風敗俗。在傳統與現代性、古老的信仰（如風水）與新觀念（如觀光）的碰撞下，阿盛伯無可避免地敗北。他跳入新建的泳池而溺死。故事結尾，小孩子在泳池戲水的濺水聲淹沒阿盛伯出殯的祭儀樂聲。雖然阿盛伯的迷信是可笑的，然而此故事哀悼著基於人與人之間的誠信與緊密的社群關係之文化的喪失。
王禎和是另一位諷刺文學大家。王氏乃花蓮本地人，就讀於國立台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其任職於電視公司多年，撰寫許多影評。短篇小說〈嫁粧一牛車〉最初於一九六七年發表在《文學季刊》。主角萬發（意為萬事興盛）靠著租來的牛車運貨為生。他貧窮的狀況因為妻子的好賭而加劇，她對於賣掉他們的女兒來還賭債毫無內疚。為了補貼他微薄的收入，他們把屋後的寮房租給成衣街販。當萬發發現妻子與街販有染後，他將街販趕出門。但一連串的不幸讓這家庭陷入絕境。此街販對他們施以援手，搬回寮房，繼續與萬發嫂的姦情，而這次萬發對此表示默許。在每週「排定」的日子，萬發便離家到當地的小吃店獨酌。
這小說記錄了萬發承受屈辱時揪心的無能為力。隨著故事的進展，他的重聽負載著象徵意義，如同街販的「狐臭」和萬發嫂難看的臉與姿態象徵著個性上的缺陷。小說點綴著許多台語（或是客家）字彙與片語，小說裡生動的對話增添逼真的效果。
陳映真是陳永善的筆名，他來自基督教家庭，畢業於淡江大學英文系。一九五九年他發表第一篇短篇小說，一九六一年在《文學季刊》擔任編輯。一九六八年七月，正當陳映真要赴愛荷華參加「國際寫作計畫」前，遭到逮捕並被判處坐牢十年。身為「民主台灣聯盟」成員之一，陳被控閔讀「左派書籍」以及參與為「共產主義宣傳」。一九七五年因蔣介石去世特赦出獄，但於一九七八年再度被捕。
陳氏於一九六〇年代的小說處理了兩種角色：年輕知識分子與社會中被踐踏的一群。前者可以在〈我的弟弟康雄〉以及〈第一件差事〉裡見到，後者則可在〈將軍族〉見到。在〈將軍族〉中，兩位主角甚至沒有名字：從大陸來台的中年老兵綽號「三角臉」，來自南台灣的年輕女孩，由於小兒麻痹而跛著一隻腳，就單單被稱為「伊」或「小瘦丫頭兒」。他們首次相遇於一支巡迴的康樂隊。「三角臉」得知女孩被家庭賣給皮條客，但逃走，成為康樂隊裡的丑角。一天早上，他將所有的退伍金留給她，讓她還清家裡債務，而他則不告而別。五年後，他們再次於一個樂社相遇。現在的她亭亭玉立，成了樂隊指揮。他了解到那筆退休金並未如他所願幫助到她，相反地，她被賣給另一個皮條客，那人戳瞎她一隻眼睛，強迫她做妓女。終於她存夠錢為自己贖身，並且尋找「三角臉」以便還他錢。相逢隔日，田地裡發現了他們的屍體，兩人雙雙並臥，穿著他們顯眼的樂隊制服。
不少陳映真作品的主角都選擇了死亡。若說〈將軍族〉裡頭對純潔的信仰和為愛的犧牲帶有浪漫的理想主義味道，那麼〈我的弟弟康雄〉裡康雄的自殺便表現出道德上的罪惡感，以及感受生命的空虛與徒勞後的絕望。在另一篇小說〈第一件差事〉中，一位年輕警察處理的第一件案件就是去調查一位三十四歲商人於小旅館自殺。他與旅館老闆、（死者的）情婦、體育老師（死者死前曾與其接觸過）約談，這就像一塊塊的拼圖，洩漏不同的人生觀。
聶華苓（一九二五—）如同林海音一樣，也是身兼編輯與作家的雙重角色。她是從大陸來的流亡學生，並於一九六〇年發表第一部長篇小說《失去的金鈴子》。她擔任自由派的《自由中國》文藝欄編輯長達十一年，直到此雜誌於一九六〇年被停刊，主編雷震（一八九七―一九七九）遭到逮捕。此雜誌名義上的創辦者是胡適。一九六四年，聶華苓獲邀參加由美國詩人安格爾（Paul Engle, 1908-1991）主持的愛荷華作家工作坊。聶氏後與其結為連理。他們夫婦從一九六七年開始「國際寫作計畫」，第一批邀請的作家包含台灣的瘂弦與香港的戴天（一九三九—）。
聶氏的第二部長篇小說《桑青與桃紅》曾於一九七〇年在《聯合報》連載，因其觸及政治禁忌遭到審查停刊。其後在香港《明報月刊》連載，於一九七六年在香港出版。此書分為四部分，每部分包含桃紅的信以及桑青日記的摘要。藉由並置於現時所寫的信與於一九四五至一九七〇年間的日記摘要，此小說揭露從置身於戰火破壞的中國年輕且天真的桑青，轉變成放逐於美國放浪形骸、理想破滅的桃紅。與當時大部分寫就於台灣的作品不同，此書批判中國的道德淪喪，無論是處於共產黨或是國民黨的統治下。本書也從女性主義的角度來檢視離散，描繪了女主角性的放縱而不加辯解。
在聶華苓之前，十七歲的作家李昂（原名施叔端，一九五二—）已經探討了女性性欲（female sexuality）。〈花季〉（一九六九）採用一位青年少女的第一人稱敘事，她在某個早晨跳課去買聖誕樹。在花店裡挑不到滿意的，她便與花匠共乘摩托車到鄉間的花圃。當她被帶離愈來愈不熟悉的環境時，她想像花匠企圖強暴她。最終，什麼都沒發生。這故事情節簡潔，抓住一位青年少女對性既迷惑又恐懼的心理。遭受強暴的夢魘僅不過是幻想的產物，如同她喜愛閱讀的童話故事筆下的愛情夢想。
書名：劍橋中國文學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主編：孫康宜、宇文所安
作者：孫康宜等11人
出版社：聯經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17/08
內容簡介
由美國耶魯大學孫康宜教授、哈佛大學宇文所安教授主編，田曉菲、伊維德、艾朗諾、王德威、奚密、賀麥曉、石靜遠等知名英美漢學家執筆撰寫的《劍橋中國文學史》，以1375年為界分為上、下兩卷，以斷代而非文體的結構方式，介紹從殷商晚期的甲骨文、青銅器銘文，到當代的中國文學這三千多年的發展歷程，和中國文化中關於寫作的故事。上下各卷各章因作者各異其趣的學術與表達風格，呈現不同的敘述面貌。
【Excerpt】
〈從一九三七年迄今的中國文學〉/ 奚密
二 萬內戰結束及新時代的開始（一九四九—一九七七）
2.現代主義的實驗
相較於傳統中國文學，另一些作家對近代歐美文學的發展有更大的興趣。雖然台灣實施嚴格的審查制度，但只要藝術實驗不觸犯政治禁忌，即使不被當局全然接受，卻也能被容忍。台灣與美國親近的結盟關係以及台灣的經濟發展也創造了一個環境，使得台灣易於吸納西方的文化影響，特別是來自美國的影響。然而，對現代主義訴求——包括佛洛依德學派的心理分析，及存在主義作家們，如叔本華、尼采、沙特、卡繆（Albert Camus, 1913-1960）——並不能完全以政治與經濟衝擊來解釋。在壓抑的社會文化背景下，現代主義因其強調個人性、無意識與疏離，得到許多作家與藝術家的共鳴。
現代主義特色的實驗在小型私人經營的雜誌找到豐沛的土壤。《現代詩》季刊由紀弦（之前筆名為路易士）於一九五三年創立。在一九五六年二月一日的第十三期，他宣告現代派成立，其「六六信條」出現在封面上。他們自稱「我們要有所揚棄並發揚光大地包容了自波特萊爾以降一切新興詩派之精神與要素的現代派之一群」（第一條）。此六大信條定義現代詩為「橫的移植，而非縱的繼承」（第二條），「知性之強調」（第四條），以及「純粹性」（第五條）。
這組織鬆散的「現代派」號稱有龐大的會員，由八十人至一百人以上。其背後的主要角色為具有魅力與精力旺盛的紀弦，以及林亨泰與方思（一九二五—）。在六項信條內，第二條最具爭議，成為未來數十年批評的對象。第六條原本記載「無政府」，但印刷時改換為「反共」。因為共產主義壓制創作自由，所以紀弦對反共不遺餘力，但他對信條的改換，令人聯想到這是基於他與一九四九年前的「左派」作家聯繫而採取的預防措施。
《現代詩》季刊於一九五〇年代末有走下坡的跡象，在歷經四十五期之後，於一九六四年停刊。紀弦在成功高中擔任教師，退休後於一九七二年移居美國，後居於北加州。《現代詩》季刊在新任編輯梅新（一九三五―一九九七）主持下於一九八二年復刊，維持出版約莫十年。
回應「現代派」的「反傳統」立場，一群詩人——覃子豪（一九一二—一九六三）、夏菁（一九二五—）、余光中以及鄧宇平於一九五四年三月創立了「藍星詩社」，並發行了許多詩刊。由於他們熟稔西方詩作，故對實驗並不排斥。舉例而言，覃氏推崇法國象徵主義，余氏將英詩中譯，但他們強調抒情性以抗衡現代派提倡的「知性詩」。這兩大社團間的差異引發一九五七年與一九五八年間熱烈的論戰。
在一九五四年十月，三位駐守高雄左營的海軍軍官張默（一九三一—）、洛夫（一九二八—）以及瘂弦（一九三二—）創立了「創世紀詩社」。在新創時期，此詩社宣揚「新民族詩型」，但他們在一九五八年開始擁抱超現實主義。「超現實主義」在那時被粗略地理解成一個激進實驗的代號，而非一個具有明確定義的文學觀念。這份季刊於一九六九年停刊，一九七二年復刊。其新刊在洛夫的領導下，支持對中國詩傳統的回歸。
即使這些詩社間存在差異，他們都共同對反共文學產生反感，厭惡傳統主義，而支持創作自由。他們企圖為現代詩取得合法性，畢竟相較於在文化舞台受到特權待遇的古典文學，現代詩仍明顯處於邊緣位置。即便他們具有如此的態度，相當多的作家如紀弦和癌弦皆藉由競逐並贏得官方發起的文學獎而參與了官方論述。若說在體制眼中，這些獎項給予詩人們某些象徵性資本，這些可觀的獎金卻無疑地為詩人們提供了令人垂涎的資源，得以資助各種不同性質的新詩雜誌。
相較於中國大陸接二連三的政治運動扼殺了作家的發聲管道，台灣受到的管制便明顯地較小，其於一九五〇及六〇年代在文學或藝術上均見證了蓬勃的現代主義運動。商禽（一九三〇—二〇一〇）可說是至今最偉大的中國超現實主義作家。他僅有基礎學歷，沒有家庭，從軍多年，他運用疏離以及寓言手法創造一個傳統價值被摧毀的世界。他的詩主要是散文詩，特色是運用直率的敘述框架、漫無邊際的文句，以及低調就事論事的語調，正如其成名作〈長頸鹿〉：
那個年輕的獄卒發覺囚犯們每次體格檢查時身長的逐月增加都是在脖子之後，他報告典獄長說：「長官，窗子太高了！」而他得到的回答卻是：「不，他們瞻望歲月。」
仁慈的青年獄卒，不識歲月的容顏，不知歲月的籍貫，不明歲月的行蹤；乃夜夜往動物園中，到長頸鹿欄下，去逡巡，去守候。
詩人不動聲色地把世俗與荒誕熔接在一起，將感官與文字結合，這與他所採用的散文式與漫無邊際的文句有相合之處。正如監獄與動物園圖像所指，這首詩暗示人的處境是無望與荒謬的。基於獄卒表面上的青澀所形成的那難以置信的天真形象，傷感的狀況在在獲得提升，而不是滅弱，這可說是對現實強烈的批評。
相似地，在洛夫的詩裡，也可以找到對生活的黑暗解讀。他對超現實主義及存在主義的興趣，引發他從憂鬱的抒情詩體，轉向苦悶地沉思死亡與救贖，如他的作品《石室之死亡》。此詩集由六十四首詩組成，每首十行，這組詩於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三年間寫成，當時詩人於金門擔任新聞聯絡官，時常遭受共產黨的抨擊。
在何其芳與里爾克的影響下，瘂弦在他的生涯早期，以具節奏感與沉思性的抒情詩書寫中國北方。他的成熟作品（一九六四年後即停止創作詩）裡的角色陷於卑微的境遇，如陷於貧苦狀況的退休上校，以及遭受男人意淫及女人詛咒的北京戲班伶人。藉由其精練的語言、暗示性的意象、琅琅上口的音樂性以及超然的視角，瘂弦哀悼現代生活的空虛與荒謬。《如歌的行板）共有三十八行，每句皆以「……之必要」結尾。此詩同時性地收錄了如萬花筒般對都市生活的觀照，有的詩句輕鬆愉快又令人備感威脅，有的令人愉悅卻也如例行公事，有的無憂無慮卻也令人感到混亂。此詩以河流的意象收尾，詩寫道：「觀音在遠遠的山上／罌粟在罌粟的田裡。」觀音是佛教中慈悲的女神，亦是台北近郊的山名。相襯於象徵生命永恆流動的河流背景，將菩薩與美麗卻隱含死亡意味的罌粟並置，引發善與惡，美麗與恐怖間的對立。他們並存於生活，不可能存此去彼。
如上述詩人們，鄭愁予（原名鄭文韜，一九三三—）的家庭亦有軍事背景。早年他的抒情詩便揮灑自如地將古典用語與現代的感性意象融匯一堂，而引人注目。身為老練的登山客，他也書寫台灣的山岳以及原住民。從愛荷華大學取得碩士學位後，他便在耶魯大學擔任中文講師多年。
周夢蝶是周起述（一九二一—二〇一四）的筆名。他是來自河南的軍人，一九四八年隨軍抵台，留下他的妻子與三個小孩。一九五九至一九八〇年，他在作家知名的集會地——台北市城中區明星咖啡館街邊擺書攤為生，主要賣的是詩集。其詩雜糅古典與現代中文，熔鑄道家與佛家哲學。其筆名「夢蝶」字面意義為「夢到蝴蝶」，典故出於道家經典《莊子》。因果與無常的觀念遍布其關於愛情與生活的詩，矛盾的意象常用以表現如禪般的洞見：「所有的眼都給眼矇住了／誰能於雪中取火，且鑄火為雪？」周夢蝶過著物質缺乏、禁欲的生活。即便在一九九七年獲得國家文藝奬，他也未改其生活方式。
年輕詩人們亦活躍於戰後的文學舞台，他們在就讀高中或大學時的一九五〇年代便開始寫詩，像是林泠（一九三八—）、白萩（一九三七—）、敻虹（一九四〇—）、黃荷生（一九三八—）、黃用、方思、方莘（一九三九—）、朵思（一九三九—）以及葉珊（一九四〇—）。他們展現令人驚豔的廣度與深度。有些人數年後停止寫作，其餘的則筆耕不輟，成為台灣文學的重要角色。
其中最重要的年輕詩人是葉珊，原名為王靖獻。他的作品雜糅方言與具古典氣息的中文，他的早期作品富愁思卻不多愁善感，情感強烈卻含蓄。一九六六年獲得愛荷華大學藝術創作碩士後，他赴加州柏克萊，學於陳世驤門下，取得比較文學博士。他自一九七〇年後曾在美國、香港及台灣擔任教授。
葉珊於一九七〇年代初將筆名改為楊牧。他對中國及歐洲經典都相當精通，他展現出的多才多藝及成熟度讓他不僅被視為是台灣的重要詩人，也是華語界公認的重要詩人。〈延陵季子掛劍〉（一九七二）將季子人性化，其為東周時代吳國出使的公子。西元前五四四年，季子出使魯國，途經徐國與徐國國君交好。徐君對季子的佩劍露出羨豔之色，季子暗自決定返程時要將此劍贈與徐君。然而一年後當他返回徐國，徐君已經過世了。季子到徐君的墓旁，將劍懸掛在樹上。然而此詩並未重複標準的儒家解釋（重信諾），卻營造出一番孤獨與寂寞的氣氛——儒門裡劍術的式微，象徵著季子所哀悼的中國文化的衰頹。
同年所寫的〈十二星象練習曲〉對越戰有深刻的反省。此連串的十二組詩將十二個中國時辰（地支）對應西洋十二星座，而將「地」與「天」配對。此詩將戰爭的去人性化效果與人性化的性愛並置。此組詩由強烈與超現實的意象組成，以士兵敘述者之死作結。
若說一九五〇年代台灣的詩人們創造了第一波的現代主義，小說這文類則是靠小說家自身的努力開花結果。現代主義風潮奠基於雜誌及報紙副刊所提供的豐饒土壤。其中最為關鍵的當屬夏濟安（一九一六—一九六五）於一九五六年九月創立的《文學雜誌》。夏濟安是文學批評家夏志清（一九二一—二〇一三）的胞兄，夏濟安於一九四〇年代任教於西南聯大及北京大學，一九四九年後，他在台灣大學外文系擔任教授。他於一九五五年在美國印第安那大學逗留一個學期後回台，創辦《文學雜誌》。此期刊扮演引介西方現代主義給台灣讀者的重要角色，其引介範圍涵蓋卡夫卡、杜思妥也夫斯基、海明威及福克納（William Faulkner, 1897-1962），這對年輕作家產生塑形之作用，其中許多人是夏氏台大外文系的學生。此刊物於一九六〇年八月停刊。
幾位夏濟安的學生於一九六〇年三月創立了《現代文學》雜誌，白先勇（一九三七—）為主持人，王文興（一九三九—）與陳若曦等為編輯。此雜誌於一九六三年九月停刊（於一九七七年八月復刊，一九八四年三月再度停刊），但至此，這群新世代小說家業已永遠改變台灣文學。
白先勇來自廣西省一個顯赫的家庭，有著伊斯蘭教背景；其父白崇禧（一八九三—一九六六）於一九四六年任國防部長。白先勇於一九五七年就讀國立台灣大學，後在《文學雜誌》上刊登他第一篇小說。一九六三年他赴美求學，並撰寫一系列題為《紐約客》的故事。一九六五年起他開始創作大家所熟悉的《台北人》的故事。首篇〈永遠的尹雪艷〉中，尹雪艷是位來自上海，花邊韻事不斷的社交名媛，年歲不可思議地並未在她身上留下痕跡。她時常為大陸新移民舉辦麻將牌局，身為稱職的女主人，她鉅細靡遺地重現老上海的豪奢與風華。她台北的住所成為失去所有的男女的舒適避風港，這些人失去了權力、財富、青春與美麗。尹雪艷就像一位女神看著凡人玩著他們的無聊遊戲，她情感疏離且巧妙地以紆尊降貴的身分與「客人」交際，而這些「客人」則以豐厚的小費來支持她的生活方式。她的「冷淡」展現在她與一位中年生意人的感情韻事上，此人被一位憤懑的員工刺死。她在他的喪禮短暫地露面後，晚上又在她的公館裡主持了牌局；所有事情不過是例行公事。
無論是關懷新移民或是海外華人菁英，白氏的小說經常處理離鄉別井以及失去自我認同所導致的創傷。它們也處理忍受生活滄桑的普遍性主題。〈遊園驚夢》是另一篇代表作，篇名取自知名崑曲《牡丹亭》的其中一齣，內容敘述愛情對死亡產生的力量。故事發生於戰後台北，聚焦於錢將軍的寡婦錢夫人，她過去是上海的崑曲伶人，因其在《牡丹亭》裡的主角戲分而知名。她並未像其他伶人通常的宿命般成為他人的小妾，而是幸運地成為票友錢將軍的填房夫人。她唯一不能擁有的是愛情。在她前「姊妹」所舉辦的聚會的戲會上，錢夫人發現她被英俊又殷勤的副官吸引，這讓她回想起她與她先生的副官在上海短暫的韻事。由此，這宴會上業餘戲會的表演將幻想與現實、欲望與宿命間不可踰越的鴻溝帶至台前。意識流、色彩象徵以及暗示性細節的運用將錢夫人痛苦的「覺醒」變得栩栩如生。
王文興在他大學較早時期開始寫作短篇小說。他在一九六五年於愛荷華大學取得藝術創作碩士後，返台於母校任教。一九六六年王開始創作第一部長篇小說《家變》，並於一九七三年出版。這部作品無論在形式與內容都引發爭論。篇名「家變」表面上指涉主角年邁父親的消失，他僅著襯衫便拋棄妻兒離家。對主角其父下落渺無結果的追尋穿插著過去的插曲，逐步揭露父子之間漸漸升高的緊張關係，兒子視其父為失敗者，視家庭系統為偽君子與壓迫者。諷刺的是，在父親消失後，家庭反而幸福。
《家變》因其「異端」的想法與實驗性的語言被批評。新詞、無規則的句法以及中文語音象徵，散布在其語言實驗中。王文興花了超過二十年完成第二部小說《背海的人》，其特色是更大膽的語言實驗。上集於一九八一年出版，下集於一九九七年完成，一九九九年出版。主角是位半盲的老兵，因侵占公款而不光榮地退役。為了躲賭債，他藏身於漁村，藉著騙術與偷竊謀生。最終，他被村民捉住並遭殺害。以喬伊斯的語言，此小說探查了存在狀態的荒謬。
其他扮演重要角色的雜誌包括《文星》（一九五七）、尉天驄（一九三五—）創辦的《筆匯》（一九五九）、尉素秋創辦，尉天驄主編的《文學季刊》（一九六六）以及林海音主編的《純文學》（一九六七）。
林海音出生於日本，旋即被帶至台灣。當她五歲時，她父親拒絕在日本占據下生活，舉家遷往北京。她於北平新聞專科學校畢業後，擔任《世界日報》編輯，與同事夏承楹（教育家，編輯，以及專欄作家，以何凡為筆名，一九一〇—二〇〇二）結婚。他們在一九四八年攜三子回台。一九五三年，林海音成為《聯合報》副刊主編，任期十年。她的短篇小說〈燭芯〉呈現女性在傳統社會的內心戲。因女僕得女夫的喜愛而娶為姨太太，妻子藉由裝病來折磨姨太太，讓她日夜照顧。她比姨太太長命，但這不過是個空洞的勝利，她躺臥床上就如閃爍的燭火，而無愛的一生的體驗則是其痛苦之源。
《城南舊事》收入了一九五七至一九六〇年間林海音寫就的自傳性小說。透過英子（林海音的小名）的童稚視角，此部小說重塑了一九二〇年代的北京，其中有難忘的角色與動人的插曲。小說於八○年代在中國被拍成電影，讓林氏在中國廣受歡迎。
在林海音的把關之下，《聯合報》副刊刊載戰後遭到忽略的本土台灣老作家的作品。由於林的緣故，鍾理和於一九五六年完成的代表作《笠山農場》，於其逝世後的一九六一年出版。一九七九年林亦幫忙籌建鍾理和紀念館。同等重要的是，她發掘本土人才，像是鄭清文（一九三二—）、黃春明（一九三九—）、陳映真（一九三七—二〇一六），王禎和（一九四〇—一九九〇），以及七等生（一九三九—）。
七等生是劉武雄的筆名，一九六二年開始寫作。其筆名可能源自「竹林七賢」——一個於西元三世紀，性格奇特崇尚新道家主義的團體。一九六七年四月，他於《文學季刊》發表〈我愛黑眼珠〉，引發爭議。該故事相當簡單。在一個下雨的午後，主角李龍第出發到城內戲院和妻子會面。由於洪水突然而至，人群恐慌地互相踐踏，以逃到安全的地方。李背負著一位生病的女人（後證明為妓女）到屋頂上，整夜與她相伴。翌晨，他妻子在另一個屋頂發現了他，但他不理睬她的叫喊與揮手。其妻子感到憤怒，於是嘗試游向他，卻被洪水沖走。洪水消退後，他回到家，不知道是否還能尋回妻子。
小說的篇名乃是故意模稜兩可：李氏的妻子與這位妓女都有黑眼珠。置身於出乎意料的情況，李氏被迫面對存在的道德狀況。若說他看起來對妻子冷淡亦不負責任，這是因為與妓女待在一起的決定是源於他厭惡人們展現出的自私，以及由於他選擇普遍性的愛多於個人關係。
黃春明在屏東師院畢業前，已於一九五六年發表首篇小說。他的許多小說感同身受地描繪社會底層的男女，敘述他們卑微求生下的尊嚴與希望。在〈看海的日子〉（一九六六）中，一位變老的妓女藉由懷上孩子而尋得新生命，孩子的父親（恩客）並不知情，她回到海邊的故鄉落腳。漁產豐富的海洋召喚著生命原初的動力、淨化、重生與社群，那是由於她生下的男孩和辛勤的工作而得以重新融入其中。〈兒子的大玩偶〉寫於一九六九年，內容較為悲觀。「三明治人」的為生方式是藉由裝扮成小丑以及在身前身後穿上兩大片板子，為當地戲院的電影宣傳。他疲累地整天奔走，才能回到有老婆與兒子的家中。然而兒子卻只認得他扮成小丑的臉，在看到他的真面目時反而哭了出來。
在其他小說中，黃春明以諷刺與批判的眼光檢視了一九六〇至七○年代的台灣，此時的台灣歷經快速的經濟發展以及社會變遷。現代化的代價在其作品裡歷歷可見，像是〈莎哟娜拉，再見〉、〈蘋果的滋味〉以及〈小寡婦〉，它們均諷刺了對外來事物的盲目崇拜，以及經濟利益競爭下民族自尊心的喪失。〈溺死一隻老貓〉背景設定在鄉下的農村，一座新的游泳池要被蓋起來以善用當地的天然泉水。阿盛伯激烈地反對，認為這泳池會破壞風水也傷風敗俗。在傳統與現代性、古老的信仰（如風水）與新觀念（如觀光）的碰撞下，阿盛伯無可避免地敗北。他跳入新建的泳池而溺死。故事結尾，小孩子在泳池戲水的濺水聲淹沒阿盛伯出殯的祭儀樂聲。雖然阿盛伯的迷信是可笑的，然而此故事哀悼著基於人與人之間的誠信與緊密的社群關係之文化的喪失。
王禎和是另一位諷刺文學大家。王氏乃花蓮本地人，就讀於國立台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其任職於電視公司多年，撰寫許多影評。短篇小說〈嫁粧一牛車〉最初於一九六七年發表在《文學季刊》。主角萬發（意為萬事興盛）靠著租來的牛車運貨為生。他貧窮的狀況因為妻子的好賭而加劇，她對於賣掉他們的女兒來還賭債毫無內疚。為了補貼他微薄的收入，他們把屋後的寮房租給成衣街販。當萬發發現妻子與街販有染後，他將街販趕出門。但一連串的不幸讓這家庭陷入絕境。此街販對他們施以援手，搬回寮房，繼續與萬發嫂的姦情，而這次萬發對此表示默許。在每週「排定」的日子，萬發便離家到當地的小吃店獨酌。
這小說記錄了萬發承受屈辱時揪心的無能為力。隨著故事的進展，他的重聽負載著象徵意義，如同街販的「狐臭」和萬發嫂難看的臉與姿態象徵著個性上的缺陷。小說點綴著許多台語（或是客家）字彙與片語，小說裡生動的對話增添逼真的效果。
陳映真是陳永善的筆名，他來自基督教家庭，畢業於淡江大學英文系。一九五九年他發表第一篇短篇小說，一九六一年在《文學季刊》擔任編輯。一九六八年七月，正當陳映真要赴愛荷華參加「國際寫作計畫」前，遭到逮捕並被判處坐牢十年。身為「民主台灣聯盟」成員之一，陳被控閔讀「左派書籍」以及參與為「共產主義宣傳」。一九七五年因蔣介石去世特赦出獄，但於一九七八年再度被捕。
陳氏於一九六〇年代的小說處理了兩種角色：年輕知識分子與社會中被踐踏的一群。前者可以在〈我的弟弟康雄〉以及〈第一件差事〉裡見到，後者則可在〈將軍族〉見到。在〈將軍族〉中，兩位主角甚至沒有名字：從大陸來台的中年老兵綽號「三角臉」，來自南台灣的年輕女孩，由於小兒麻痹而跛著一隻腳，就單單被稱為「伊」或「小瘦丫頭兒」。他們首次相遇於一支巡迴的康樂隊。「三角臉」得知女孩被家庭賣給皮條客，但逃走，成為康樂隊裡的丑角。一天早上，他將所有的退伍金留給她，讓她還清家裡債務，而他則不告而別。五年後，他們再次於一個樂社相遇。現在的她亭亭玉立，成了樂隊指揮。他了解到那筆退休金並未如他所願幫助到她，相反地，她被賣給另一個皮條客，那人戳瞎她一隻眼睛，強迫她做妓女。終於她存夠錢為自己贖身，並且尋找「三角臉」以便還他錢。相逢隔日，田地裡發現了他們的屍體，兩人雙雙並臥，穿著他們顯眼的樂隊制服。
不少陳映真作品的主角都選擇了死亡。若說〈將軍族〉裡頭對純潔的信仰和為愛的犧牲帶有浪漫的理想主義味道，那麼〈我的弟弟康雄〉裡康雄的自殺便表現出道德上的罪惡感，以及感受生命的空虛與徒勞後的絕望。在另一篇小說〈第一件差事〉中，一位年輕警察處理的第一件案件就是去調查一位三十四歲商人於小旅館自殺。他與旅館老闆、（死者的）情婦、體育老師（死者死前曾與其接觸過）約談，這就像一塊塊的拼圖，洩漏不同的人生觀。
聶華苓（一九二五—）如同林海音一樣，也是身兼編輯與作家的雙重角色。她是從大陸來的流亡學生，並於一九六〇年發表第一部長篇小說《失去的金鈴子》。她擔任自由派的《自由中國》文藝欄編輯長達十一年，直到此雜誌於一九六〇年被停刊，主編雷震（一八九七―一九七九）遭到逮捕。此雜誌名義上的創辦者是胡適。一九六四年，聶華苓獲邀參加由美國詩人安格爾（Paul Engle, 1908-1991）主持的愛荷華作家工作坊。聶氏後與其結為連理。他們夫婦從一九六七年開始「國際寫作計畫」，第一批邀請的作家包含台灣的瘂弦與香港的戴天（一九三九—）。
聶氏的第二部長篇小說《桑青與桃紅》曾於一九七〇年在《聯合報》連載，因其觸及政治禁忌遭到審查停刊。其後在香港《明報月刊》連載，於一九七六年在香港出版。此書分為四部分，每部分包含桃紅的信以及桑青日記的摘要。藉由並置於現時所寫的信與於一九四五至一九七〇年間的日記摘要，此小說揭露從置身於戰火破壞的中國年輕且天真的桑青，轉變成放逐於美國放浪形骸、理想破滅的桃紅。與當時大部分寫就於台灣的作品不同，此書批判中國的道德淪喪，無論是處於共產黨或是國民黨的統治下。本書也從女性主義的角度來檢視離散，描繪了女主角性的放縱而不加辯解。
在聶華苓之前，十七歲的作家李昂（原名施叔端，一九五二—）已經探討了女性性欲（female sexuality）。〈花季〉（一九六九）採用一位青年少女的第一人稱敘事，她在某個早晨跳課去買聖誕樹。在花店裡挑不到滿意的，她便與花匠共乘摩托車到鄉間的花圃。當她被帶離愈來愈不熟悉的環境時，她想像花匠企圖強暴她。最終，什麼都沒發生。這故事情節簡潔，抓住一位青年少女對性既迷惑又恐懼的心理。遭受強暴的夢魘僅不過是幻想的產物，如同她喜愛閱讀的童話故事筆下的愛情夢想。
自訂分類：Selected & Extra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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