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座大人南下參加一個採訪活動，聽到了一位多年沒見的老友森兄的訊息，距離上次見面，應該已有三、四年的吧。真是太巧了，等太座回來說起此事，當然馬上拿起電話，和森兄與銘兄相約聚餐。

物換星移，世事多變。見了面，才知道森兄已經離開他工作多年的大公司了，這幾年之間，他放棄了是重量級企業家親信的地位，放棄了百大企業之列的副總高位與高薪，在這些年間，他曾經到工地第一線，也曾經到生命關懷類的公益基金會，在殯儀館搬運大體當義工。

問他有沒有目前新機構的新名片？森兄笑笑說：人和人的往來，在哪邊落腳的身分，是必要的嗎？

真是醍醐灌頂！一桌人相識大笑：是啊，人和人往來，背負的機構，真的那麼重要嗎？

太座大人有感而發，她談到了過去半年內，離開時報後的流浪與瓢泊，以及她突然查覺當她不再擁有《時報》機構身分後，才發現她的「不真實的履歷表」之體悟。森兄與銘兄，專注地聽著，也分享起他們近半百人生的體驗與相關刻骨銘心的經驗。

「沒有機構，我就是我，人生能如此是不容易啊！」談到此，一桌人不約而同地歎著。

說著說著，太座大人把話題轉向我身上，她說，她不像我這樣的夠軔性，能夠自己走出來。

森兄與銘兄好奇地看著我，以為有什麼了不得的心法？

需要說嗎？望著太座的鼓勵眼神，我打開話匣子了。那是在2007年10月中，原本堅持要在《新新聞》求去後，我開始了「新聞2.0」的夢想之旅。世間事卻不可預料，原本談好的計畫與合作模式，都生變。

在合作對象的要求下，我和《新新聞》老東家鬧到有點不愉快，不願意掛名、更不願意領津貼，甚至，連勞保、健保都移出來了，斷絕一切的態度很強硬。讓有著師父之情的老東家很不諒解。

但是，合作對象內部有太多太多的問題糾結，原本給我的承諾都變成空話一場。那一刻，我變成了「沒有身分」的人，沒有落腳處、沒有固定薪資，甚至，連勞健保都無處掛單‧‧‧

那時，卻又是總統大選的關鍵時刻。這樣的時刻，我又不能不發聲，所以，我只好學習「野武士」的精神，到處打遊擊，四處寫稿、協助各類媒體做題目，拉拉雜雜打零工，並且決心開始嘗試部落格，漸漸地自我摸索一條沒有先例可尋的「不恃過去人物，不用已成勢力！」的野武士自由報業之旅‧‧‧

這樣的飄移是一種外強中乾，表面上，好像我的世界無限大；實質上，我是一個游魂，而且，還是被自己曾經最信賴的一群人不理解的遊魂。因為，他們和許多外在的人看的都一樣，看到我忙東忙西、四處超連結，似乎「神通廣大」還常常把一些寄託與使命，希望我能承接與完成。

那一天，2007年10月中，是在立法院旁的中興樓邊，碰到了一位現在已入閣的前不分區女立委，她很關心地問我離開《新新聞》後的日子，也對那段日子內我的一些文章與觀點發表意見，這位女立委大我幾歲，一直有點像姐姐一樣地照顧我，聊著聊著，聊到我的情況。

女孩子啊！淚腺比較發達，她竟拿起面紙擦眼淚，以誇張的憂慮口氣說：「在台灣社會，男孩子不能沒有身分，會有很大的壓力，以後，要怎樣稱呼你呢？」

當場，我愣住了，這是問題嗎？當時只覺得這位姐姐，真是太單純與多愁善感了。

心魔，還是種下了。之後，每當我面對採訪對象，不管是進辦公室前的通報，還是拿起電話，當對方問：「請問哪一位？」我愣住了，是該說《新新聞》的黃創夏？還是某某媒體的特約主筆？或是正幫某雜誌專案的顧問？

身分與機構，果然是個壓力與困擾。

怎麼辦？有大半年的時間，我困擾了。突然接到李家同校長的電話，那是清華校刊轉載了我在部落格的一篇文章「李家同の鞋底晃啊晃‧‧‧」，李校長看到了，向清大畢聯室要了我的連絡電話，聊起了二十幾年前的往事。

後來，李校長接連打了好幾通電話鼓勵我，還寄給我好幾篇文章，更好心邀請我去和他一起做一些有益社會的事。雖然我因雜務太多，終於沒有真正去投入。但是，二十幾年前，李校長講的：「沒有任何外人可以去定義你是誰？自己是什麼，就讓自己來定義！」那一幕，總在我腦海盤旋。

就在李校長當年的教誨支撐下，我豁出去了，哪有那麼多「身分與稱謂」要傷腦筋。我就是「黃創夏」，誰問我，就是說「黃創夏」。

太座大人從旁觀察到我的變化，也看到我的自信從新建立。所以，在森兄與銘兄面前，鼓勵我分享這樣的心路歷程。更鼓勵我寫出來與更多人分享這樣的體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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