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大師專輯】

端木愷一片丹心照東吳       

 端木愷繪像（汪士倫繪製）

端木愷（一九O三年五月十四日－一九八七年五月三十日），安徽當塗人，畢業於上海復旦大學政治系，並於東吳大學修習法科獲雙學士。留學美國紐約大學獲法學博士。歷任司法院、行政院秘書長，安徽大學法學院院長。執業律師多年，致力東吳大學在台復校並擔任校長十四年，被譽為具有宏觀有教無類的教育家。

 

一九八一年夏天，因在流氓管訓隊考上東吳大學英文系，被警備總部提前釋放出來的林建隆，收到一紙裝在東吳大學專用信封的便箋，信箋開頭先恭喜他考上東吳，也知悉他在何種處境下考上的，深信他的資質必定十分秀異。最後鼓勵他：「一定要排除萬難，堅定地念下去！」 信末署名端木愷。

林建隆不知端木愷是誰，進了東吳念了一年仍不知校內人事，只心無旁鶩埋首在圖書館用功，還因此獲得「圖書館管理員」的稱號。苦讀一年，由於出獄不久，有著太多的煩惱牽絆，加上兩個弟弟也先後入獄、父親又罹患重病、摯友臥軌自殺身亡等種種打擊，他無奈地遞出休學申請書，沒想到校長因此單獨召見他，問他是否還記得一年前那紙條上寫了些什麼字？

林建隆這才恍然大悟端木愷的「身份」。經懇談後，端木愷了解他的困境，不但退回林建隆前一年所繳的學雜費，還減免他未來三年的學雜費，並且勉勵林建隆：「其實我不只希望你堅定的念下去，我更希望有朝一日，你能回東吳來教書，如果我沒有看錯人，像你這樣的異端，相信定能發揮另類的長才…」

林建隆果真沒有讓端木愷失望，東吳畢業後到美國留學，學成回到東吳教書，並且成了書市列名暢銷書排行榜前幾名的「流氓教授」作家及詩人。

端木愷治校理念除了重視普遍原則外，也留意特殊人才，在林建隆生命的轉折處扮演重要的生命導師。林建隆很遺憾沒有好好保存端木校長那紙紆尊降貴給他寫的信箋，好讓後人同感一個教育家「有教無類」的襟懷。

 

宦海浮沈不為己

端木愷，字鑄秋，一九0三年出生於安徽當塗縣，父親端木璜生曾參與國父孫中山的革命大業，民國成立後曾任國民革命軍第一軍參謀長，戍衛京畿淵口。許是血液中流有革命軍人血液，五四運動興起，在上海讀英人所辦麥倫中學的端木愷，亦起而成為學生代表到處奔走呼應，卻因此被英人校長勒令退學，轉入澄衷中學，畢業後考入上海復旦大學政治系，夜間同時在東吳大學修習法科，獲得文學及法學雙學位。其後留學美國，一九二七年獲得紐約大學法學博士學位，旋即束裝歸國服務家國社會。

由於端木愷具有深厚的政治及法律學養，很快被四方延攬，歷任國民革命軍軍官團政治教官、安徽省政府教育廳秘書兼科長，後轉任安徽大學法學院院長，先後擔任過國立中央大學、東吳大學行政法教授。一九三四年端木愷出任國民政府行政院政務處參事，抗日戰爭爆發後，端木愷任安徽省政府民政廳廳長。後隨政府遷往重慶擔任行政院參事，繼而出任行政院會計長、國家總動員會議副秘書長、代理秘書長、行政院糧食部政務次長。一九四六年代表出席制憲國民大會。不久，因派系鬥爭以及政見不同，辭職遷居上海，開辦「端木愷律師事務所」。一九四七年復出，先後曾擔任立法委員、司法院秘書長、行政院秘書長等要職。

林林總總，看起來端木愷歷任政府要職，權高望重，實皆為臨危受命，扮救火員角色，火滅人離絕不戀棧。端木愷自謂「一生只辭職而不求職」，對於當代中國的建設貢獻卓著，總在國家需要他時擔負重責，使命達成後即辭官，有任怨而不避怨的愛國情操，不計毀譽貢獻其才學智慧，在同儕間因有「儒俠」之稱謂。

 

人權律師，不畏譏讒

一九四九年大陸淪陷，端木愷攜全家隨政府播遷到台灣，高層屢徵端木愷任公職皆不就，重執律師業，於台北開設「端正法律事務所」。

端木愷執業律師，以端正社會風氣及法治精神為信念，受理案件取捨嚴明，紓解冤屈無敢肆意，凡有涉外案情，悉以國家利益尊嚴為前提。手訂受託辦案「三不」原則：（一）無理由的案件不辦。（二）向法院關說請託的案件不辦。（三）離婚案件不辦。民事以和解為原則，儘量做到解紛止訟。刑事以不做告訴人或自訴人方面的律師為原則。接辦案件無論大小都要有敬業精神，不可有一點疏忽，嘗言：「法律如刀之兩刃，能助人，亦能害人。」必須善盡其責。收費標準以律師公會章程為準，對於貧苦需要盡義務的案件不能拒絕，也要盡心盡力的去辦。

執業期間，曾辦了幾件國際矚目的官司傳頌一時。其中以一九四七年汪精衛妻子陳璧君的叛國罪最為轟動。汪精衛在南京成立偽政府後病逝日本，抗戰勝利後國民政府起訴汪妻陳璧君，並收押了汪精衛一家大小。端木律師受汪妻之託擔任辯護律師，雖認為汪精衛叛逆對不起國家人民，死有應得，其妻在旁助勢也罪無可逭，但是他的家人是無辜的，應該要跳脫中國傳統「誅連九族」的觀念。基於尊重人權理念，明知當局甚為不悅，端木愷仍慨然受理此案。經過冗長的興訟過招，最後勝訴，汪精衛的兒女、女婿及外孫都無罪開釋。陳璧君為感念端木律師行誼，特將在獄中手抄汪精衛生前著作《雙照樓詩詞藁》贈予端木律師，並親書信函頌揚端木律師「中公道而重人權，明是非而雪冤」，可謂字字血淚。

另外還有一九五0年涉及台灣中華民國及大陸「偽政府」權益的「兩航飛機案」，和一九六八年「青果社金碗案」均為備受矚目的大案，最後均能為國家及被告爭取到最大利益及有利判決。不過也因「兩航飛機案」擠身為國際名律師遭謗，讓當年蔣總統有所誤解，被迫退黨。法界對此案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惟端木律師「毀譽褒貶一任世情」，從未為自己辯護。摯友私下詢及此事，端木律師僅以「若不如此，如何保住那七十架飛機？」一語帶過，足見其一切以國家為重，個人毀譽事小。此事最終亦獲得蔣總統的諒解，並親自將黨證歸還給端木愷。

 

致力東吳復校，從補習學校開始

端木愷隨國民政府遷台後，除了受聘擔任總總府國策顧問的「閒差」外，不再接受任何握有實權的公職，有一時期司法院長故世出缺，最高當局曾有意徵召端木愷擔任此職，為他婉拒，因此時端木愷除了律師業務外，正致力「東吳大學」在台復校，百務待舉，不忍為了個人享高位而放棄他對「東吳」的責任。

一九五一年東吳校友倡議在台復校，一九五二年籌組董事會，首推曾為中華民國第一任司法院院長的王寵惠擔任董事長，積極籌劃復校事宜。恪於法令只能先籌設補習學校，於台北市漢口街借屋設立東吳補習學校，設法政、商業會計及英文三科，另設比較法律一科，限大學肆業二年者報考。一九五四年教育部以東吳補習學校辦學績效卓著，核准先行恢復法學院，設法律、政治、經濟、會計四系，並附設外國語文學系，為台灣第一所私立大學院校。

一九五七年東吳購得士林外雙溪土地，石超庸擔任院長，積極推動建校事宜。兩年內完成第一棟教學大樓及學生活動中心。一九六一年全校由台北市漢口街遷到外雙溪，設備雖然仍嫌簡陋，東吳師生至少有了一個屬於自己的美麗校園。石超庸擔任院長十年，擘劃經營，嚴謹務實，為東吳奠定了穩定的根基。

一九六九年端木愷被董事會推舉擔任校長，扛起擴展校務的重責大任。端木校長深感在台灣辦教育就是一個窮字，曾謂「私立學校校長就是職業乞丐」，尤其是東吳，既無強硬的教會背景，又不願以學店方式解決財政困難，但他相信自有辦法。他一向佩服武訓先生乞食辦學的精神，相信只要「盡其在我」，並自詡一向「做什麼，像什麼」，校長亦若是，天下沒有克服不了的事情。

年近古稀的端木愷，除了拚「老命」四處奔波募款，為東吳籌措建設資金。積極開源之外也盡量節流，首先從自己做起，長達十四年任期，從不支薪，自備座車，校長辦公室不裝冷氣，要等到所有辦公室有能力設置空調才裝。有趣的是，端木校長雖極尊重教師，絕不會在薪資上虧待教職員，但他也會適時「慫恿」較具財力的同仁「捐薪」。與端木校長亦師亦友長達三十年忘年交的武憶舟律師說：端木校長聘本人到東吳擔任專任，由副教授而教授，因校長一句建議「你做專任，有律師收入可予挹注，不在乎區區薪給吧。」武律師因此在東吳教學前後達三十餘年未支薪給或研究費，累積有千餘萬元之譜，真為東吳撙節不少開銷。

端木愷不僅對東吳大學貢獻良多，也常為私立學校請命爭取補助。有一次他去見當時的行政院長蔣經國，告訴院長「我國為什麼私人可以擁有軍隊？」經國先生聽了大為震驚，這無異為叛國行為。原來是私立學校都用自己的錢聘任軍訓教官，與「私人擁有軍隊」何異。院長一聽也認為誠然不妥，於是下令教育部及國防部，此後教官薪資皆由國家支給，私立院校從此撙節一大筆經費。

一九八三年，端木校長年屆八十一歲，加上曾三度因不同癌症動過手術，體力大不如前而申請退休。在他積極籌劃下，十四年期間東吳增加了十二個學系，七個研究所，三個博士班。在建築方面，除科學館、圖書館、音樂館、教師研究大樓以及教職員生宿舍多幢外，另開闢位於台北市延平南路的城區部，並先後建成兩幢八層（含地下一層）大樓，建樹可謂相當可觀。

而最讓人敬佩的是端木校長包容開明的精神。他寫信鼓勵在牢獄中考上大學的新生如「流氓教授」林建隆。在任內更聘請了好些位不見容於當局或他校的知識份子，如追隨雷震的傅正、與孫立人有關係的侯家駒、民社黨的顧紹昌，甚至有台獨傾向的教授，好幾位院長不具國民黨籍，有四分之一以上的學系主任是女性，凡此在當年均屬異數，也因此有許多奇才異士願意在東吳任教提升師資水準。其作為與他一向訓勉東吳學子的校訓「養天地正氣  法古今完人」的精神，確然相當契合。

 

強人風骨溫婉心

    端木愷擔任東吳校長十四年，實際上他來台灣後不久就擔任東吳大學同學會會長，並積極參與復校籌備工作。復校後一直在法律系義務兼課，其後又擔任董事會董事及代理董事長，前後總計四十年，人生的大半投注在東吳。

    缷任後他在給摯友傅在源先生的私函中提到：東吳校長不知不覺竟擔任了十四年，用盡了我的社會關係和友好情誼，總算沒有交白卷。新任校長楊其銑先生有一封給美國基督教亞洲高等教育聯合基金會的信，告訴他們我捐贈一千三百萬元，一幢值一千萬的住宅和籌募的故宮紫檀木家具一組，以半價售給故宮博物院得款二千三百萬，合計四千六百萬元，全部在臨去之前供獻了。

    由此看出端木愷真的傾其所有貢獻了給東吳。除此，據其長女端木儀民透露，父親在生前，不只把子女給長輩的生日紅包全都捐給學校，有次甚至慎重地召集家庭會議告訴家人，他決定把所有財產捐給東吳大學。她還想起，有次從美國回台灣探親，發現自己從小練習的鋼琴不見了，才發現，原來是父親把鋼琴捐給了學校音樂系，成為東吳大學音樂系創系時的第一台鋼琴，她也笑說，包括家中的電風扇都不放過，通通送到學校，簡直就是「校庫通家庫」。

    端木愷與夫人陳季蘋結縭超過一甲子，端木夫人賢淑過人，相夫教子，伉儷情深，育有三子三女，均受到良好教養成為社會中堅分子。一九八七年五月三十日，端木愷距夫人遽逝不到十個月也因病去世，享年八十五歲。

端木儀民女士形容其父親「威儀撲克面，柔軟體恤心」，從端木校長一生的行宜看來，確是最佳註解。

 （原載2025年7月7、8日金門日報）

端木愷的座右銘：「盡其在我」；「做什麼像什麼」；「隨遇而安，隨分報國」。

參考資料及書目：維基百科、東吳大學校史室、端木愷校長紀念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