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季敦》及清代惲敬《散季敦說》揭金石學大蔽一文啓示錄

《散季簋》（散季敦,《集成》04126）首先被記載於宋代的金石書裡，被稱做“散季敦”，其實是件偽銘器，乃“王年月偽器”之一，其銘文曰：

『唯王四年八月初吉丁亥，散季肇作朕王母叔姜寶敦，散季其萬年子孫永寶。』

在銘文裡用了“王”字於紀年月之文字內，即知乃是宋人受了孔子在《春秋》裡講“春，王正月”的尊周天子的思想，以為在銘文裡加上了“王”於“唯四年八月初吉丁亥”內是合於孔子的想法，自為真理。不料事實是，此乃係因春秋時代以來，周天子勢衰，只有尊王的諸侯及貴族之後如孔子，會在紀年月時使用“唯王年月”，故“唯王年月”始於春秋時代，到戰國中期以後七國征戰，人人想當天子，沒人再把周天子放在眼下，連尊天子的諸侯都沒有，而“唯王年月”的使用也罕見了；像是當戰國的蘇秦合縱而六國封相後，途經周室，連周天子都嚇的親自相迎，可見一般。

此一偽銘之偽，其實直到今日都沒有研究者看出，但這不是重點，而是在清代中葉，有一學者惲敬，對於親戚買來的所謂《散季敦》，寫了一篇《散季敦說》，裡面講到了：對於古代文獻裡的各種記載，其實其中的講法互有矛盾，釋者各說，所以想推明古制，始終無定。而流傳下來的古器物，存在著不同時代形制差異，有真品與贗品，有完整與殘缺的銘文區別，卻想依據某一方面來判定是非，這就是研究金石學的最大弊病（『況古器之流傳者，有時代之異制，有真贗之異物，有全缺之異文，而欲據一端以定是非，此言金石之大蔽也』。）所以他的文章結論是指出了：『君子之于學也，舉其大而略其小，用心于有益而不用心於無益焉。』

他的觀點，應是自王國維以來，真以為地下出土物會給研究上帶來第三種證據的樂觀想法，在人性面前實被擊潰而完全走向遠離理想。因為，自從清代以來，金石學大盛，又有鉅利在前，而有銘文的青銅器甚至以字計價，故清初以來，金石家知出土青銅器大都無銘，於是在巨利之下，金石家夥同古玩商、盜墓者玩起在出土無銘青銅器上紛紛加上偽銘文，於是偽銘器自清初起大出，開啓第二波立基在偽銘文之上的偽古文運動，到今天，絕大多數有討論研究價值的較長篇的銘文皆是遠自北宋，但大盛於清初以來，至今仍綿綿不決的偽造銘文。雖則其銘文裡有瑕疵者能被揭發者已可以有不少，但也有其銘文中規中矩，實屬揭發不易的偽銘文，仍無法只從銘文上判斷出來的仍不在少數。

那麼就要說到，為何真實的較長篇記事的銘文那麼少呢？原因之一，那就是其實，那些較長篇銘文屬於記事性質的真器，在兩千年中多己被消失，因為，有這些有紀念價值要保留給後世子孫的銘器，在國亡後被銷融製成新器或做其他器物，如秦滅六國，集中六國兵器等全部融化製成金人。而被埋於土中的周代王族貴族的青銅器，日常器血或明器者不算，那些需“子子孫孫永寶用”的器，都不會被子孫陪葬於墓中，而保留在子孫手中家祭用而“永寶用”，不然就是違背祖訓的不孝子孫了！於是在國亡族滅時，這些有史料記事價值的銘器也就被敵方擄去融掉另做它用了。也可以知道，今天大多數有“子子孫孫永寶用”銘文字句的長篇銘器為何大多數是假銘文之故了。

因為每一次的考古挖掘，能出土有長銘文的記事銘器實可遇不可求，像清代出土的《小盂鼎》就可謂其中之寶了。於是從事考古者為求表現，於是紛紛造假銘器以求考古成果，此所以不少考古成果都是偽器充斥之故。因為，偽銘之製作，絕不是像坊間一些金石研究者出的辨偽等書，因為只是能辨那些極低水平的仿造品，所以灌輸大家偽銘文至多都是粗糙不堪，那些《毛公鼎》《散氏盤》及所有出自清初以來的精仿偽銘歷歷在目而全然不曉，能如張之洞之洞察《毛公鼎》《大盂鼎》之偽的在金石界決無其人，所以可惜哉，張之洞乃不得不為讀書種子了！

所以惲敬講從出土金石來研究古制，因為有時代之異制，有真贗之異物，有全缺之異文，而欲據一端以定是非，此言金石之大蔽也。而認為是從事金石學乃是“無益”之學。吾人檢視其學，補充之，此乃因偽銘器過多，金石學實處在雞肋的地位，棄之可惜，但要是想從事的結果，都是替偽學張目，除非明辨真偽，但也著實難矣。故金石之學今日實己走入死胡同。想研究周史，還是得回到傳統古籍去，《詩經》《今文尚書》是西周史的惟一可信史料。至於講竹簡，也是不堪，偽簡太多，吾人已另言之了。（2026,3,14）

［附錄］清代惲敬《散季敦說》：『婺源董文舫明經，言其戚鐵樓程君于江右市中得古銅敦，敬因索觀之。越二日，有健足負巨廂頓於地，啟之，則敦與汪雲海所作圖在焉。圖之上下書“程讓堂賢良、董小查太史所作識考”，而搨敦銘於其右。文舫登敦於幾，觀之，追然古也。其尺寸，讓堂言之，銘及文不合。博古、考古二圖，小查言之，而文舫複以說請。說曰：“文王臣散宜生，古注家皆以散為氏，宜生為名。近世釋者本大戴禮“堯娶於散宜氏”之文，以散宜為氏，生為名。今以銘考之，其諸注家之說是歟？然商、周之間無二名者，惡來名革，飛廉以獸名謂之，非名也。若是，則宜生何以二名？其諸初氏散宜，子孫去宜氏散歟？抑散與散宜為二氏歟？明堂位曰：“有虞氏兩敦，夏後氏四連，殷六瑚，周八簋。”釋者皆以為黍稷器，而周禮玉府“共玉敦以歃，敦之用固不一歟？儀禮惟公食大夫言“簋”，婚、喪、虞、特牲為士禮，言“敦”；少牢為大夫禮，亦言“敦”。釋者遂有士用敦之說，而於特牲之分鉶、簋，不可通變，言“同姓從周制”，敦與簋之等亦不一歟？周禮舍人“共簠簋”，注言：“方曰簠，圓曰簋。”說文：“簋方簠圓。”禮圖言：簠，外方內圓，簋，外圓內方。鄭、許其各據一端言之歟？敦以瓦，瓬人為簋亦以瓦。釋者言天地外神以瓦，宗廟以木，簋之質亦不一歟？

其敦、簠、簋皆以銅，始於何時歟？自兩漢至今幾二千年，學者依經據傳，推明古制，以必求其是，而終不可得。況古器之流傳者，有時代之異制，有真贗之異物，有全缺之異文，而欲據一端以定是非，此言金石之大蔽也。是故君子之于學也，舉其大而略其小，用心于有益而不用心於無益焉。程君捐館舍己一年，子孫善藏此敦，則古者能守之義也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