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永發《明清帝國及其近現代轉型》：

過去中國大陸學者傾全力論證毛澤東的觀點：
中國從晚明以來出現資本主義萌芽，
而這一個嫩芽遭到鴉片戰爭以來帝國主義侵略的扼殺，
一九八○年代以來，鄧小平要求資本主義補課，
毛澤東這個觀點隨著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的歷史進步觀的揚棄，
而不再有學者關心了。

但是關於中國社會不會出現西方那種關心和參與政治的資產階級，
仍然是令人深思的問題。
從長期的中國經濟史來看，中國商人富可敵國的例子史不勝書，
其實如前指出，單就資產總額來說，
明清以來的中國富商恐怕不會比歐美資本家遜色，
但是傳統商人始終生活在政治的陰影底下，
並沒有發展出一套保障私有財產不受政治侵奪的機制，
遑論要以組織力量來影響和控制政治了；
面對皇權及其附庸的官權，只有迂迴因應的辦法。

他們既未發展出徹底肯定私有財產的思想，
也未在生活價值和品味上形成獨特的群體想法，
而總是尋求官府庇護或皇家特權。

另一方面，中國始終沒發展出有利於商業發展的制度，
即以貨幣而言，明清以來，紙鈔因為浮濫發行而徹底破產，
改由本身具有商品價值的銅錢和白銀充當交易媒介，
借貸制度異常落後，沒有銀行，只有專門做匯兌銀兩生意的錢莊，
政府本於愛民之旨，雖然有高利貸的限制，
其實皇室經常帶頭違法，而民間對借貸的需要始終緊迫，
所以各地當鋪林立，高利貸以千奇百怪的形式盛行。

王家範《史家與史學》：

我說的理論不足，既是針對過去有些理論對事實的說服力不強，
也包含了有許多史實還需要用理論加以新的歸納。

例如「資本主義萌芽問題」，原來用以支撐的理論概念，
如雇傭勞動、資本、手工工場等，
作為表識經濟「超越」的時代界碑，大家已經感覺到有問題。

雇傭勞動，戰國秦漢就有；說有強制性，
現代的雇傭勞動就一點也沒有強制性了嗎？
美國現代史上的黑奴勞動，怎麽說？更明顯的，
家庭手工業與現代經濟的相容性，不僅為十七至十八世紀中英經濟史所證明，
也為十九世紀以後的經濟史所證明，它們同樣可以成為現代經濟大家庭的一員，
特別是在發展中國家的起飛過程之中。

到過浙江義烏小商品市場的人都會有強烈的感覺：
家庭小手工業，同樣可以鬧出大市場。當然這些都還是「小節」或枝節。
我覺得，從整體看，向現代社會的轉型，
必然地包含有從「全球化」的世界裏汲取各種自己所沒有的新資源、
改善自身結構的問題，同時這種發展又不得不回到自身經濟發展的延續性上來。

轉型是變革，但所有的變革都必定是延續中的變革，
新舊並用，桔變成枳，從某種意義上說都是不可避免的，也可以說是正常的。
因此，我們在對經濟史上一些現象評價時，
用「進步」、「落後」來蓋棺論定，或許會犯「無辜殺戮」的罪名？
甚至用哪個年代來個「刀切豆腐兩面光」，可能多少有點弄巧成拙的味道，
用老子的說法，叫做「破壞自然」。
當然上面的一些反問都是消極性的，
那麽積極的解釋方案應該是什麽呢？這就需要創新。

……我覺得，在今天，中國社會經濟史確實有發展創新的很大空間。
此時，既要充分關注和尊重世界學術的新潮，
但也沒有必要率意切斷自己的學術傳統，包括「政治經濟學」的色彩。
我們有數千年中國獨特發展的經濟史經驗材料，特別是百年以來，
直至今日正在深入的經濟改革實踐，總結歷史經驗，
並善於從現實生活中汲取營養（而不是疏離現實），
依靠理論與實證的雙重推進，有理由相信，
中國社會經濟史有能力應對世界學術界的挑戰，做出我們自己應有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