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世浩《從史記到漢書》：

蓋中國自古便重視歷史，存在一記史修史的大傳統。
但自春秋戰國以下，由於王權的衰弱與戰亂的影響，致使「史記放絕」，
史學傳統面臨了衰亡的危機。至秦朝統一天下，
又因統治者深惡「是古非今」，使這樣的趨勢達到了頂點。
除了少數「文略不具」的簡單記載外，秦人幾乎刻意的滅絕了一切史學。
西漢開學，承秦之制，雖不如秦人打擊學術之甚，但對於史學亦未重視。
致使西漢一代既無先秦修史之官，亦無先秦官修之史，史學幾近中絕。

而另一方面，秦人以詐力得天下，又以刑法治天下。
漢承秦道而不改，至武帝又復始皇之所為，孔子之道淪為緣飾其暴政之工具。
故自先聖先公至周公、孔子以來所傳承之禮樂大道，因而瀕臨絕滅之危機。
太史公生於此時，有興亡繼絕之志，故以父子兩代之力
著作《太史公》一書，上欲重續中國史學中斷之傳統，
下欲繼承孔子《春秋》「撥亂反正」之志，以俟後世之聖人君子。

然而太史公這樣的想法，卻無可避免的要在其書中揭露
漢朝不改秦道統治之真相，因此對漢家形成了政治上的挑戰。
漢代統治者一開始並未意識到這一點，但隨著《太史公》一書的散播日廣，
對朝廷統治的負面影響日益浮現，漢代官方開始採取了不同的防制措施。
其後經歷兩漢之際約兩百年間，共四個階段的前後轉折過程，
終於在東漢明帝時找出了最佳的解決方法。
這個方法就是，撰述一部完全站在漢廷立場說話，
又足以取代《太史公》影響的史書，這就是班固的《漢書》。

蓋明帝之出發點，乃為謀一家一姓之私；
班固之出發點，乃為謀個人利祿之私，兩私相合，遂成《漢書》。
然東漢朝廷雖因《漢書》之出現，解決了《太史公》對
其統治所引起的負面影響，卻使得中國史學從此走上了另外一條路。

從太史公原來的思想中，史學本為通古今於一體，以論治道得失之學。
故後世史學之繼其書者，當代代「下至于茲」，不斷撰作新的當代史。
如此將古與今結合為一體，以對當世政治有指導，
以維繫周公、孔子所傳之理想於不墜，這才是太史公心目中的理想的史學，
這才是中國史學原本應該走的道路。

但班固為尊顯漢室，不僅變亂刪改《史記》論治之微言，又割離古今，
使當代史傳統為之亡絕。而後世史學皆法《漢書》，遂使當代史傳統不復重視。
中國史學此後成為一殘缺不全，不敢面對現實之史學。

既不敢作當代史，又何能論當世治道之優劣？
《史記》所傳「通古今之變」大義，至此衰矣。
故鄭樵於《通志‧總敘》即言之：「自《春秋》之後，惟《史記》擅
著作之規模，不幸班固非其人，遂失會通之旨，司馬氏之門戶至此衰矣。」
嗚呼！所衰者，豈止一家之門戶乎？蓋自《漢書》後近二千年，著名史家無數，
或有如司馬光、鄭樵等作通史者，
然竟無一人敢冒大不諱書寫當代史。遂使孔子、史公以來，
中國史學之真精神與真傳統於茲淪亡，其始作俑者，即是班固。

……錢穆在〈孔子與春秋〉中，曾論東漢學術之大變曰：「光武中興，
不僅把新莽『發得周禮』的新聖典賤視了，即前漢聖典《公羊春秋》那些
存三統作新王一類的話，也漸漸變成當代之忌諱。
所以即如公羊學大師何休，也要說公羊春秋裡有所謂非常異義可怪之論了。
那時則漢宣帝所謂的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雜用之，
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之說，也變成了光武以下之國是。
於是博士官學僅成為利祿之途，失卻其從來王官學地位的真尊嚴，
而十四博士也終於要倚席不講了。這一變，卻是中國歷史上一絕大的大變。
……若既不尊一家言，又不重王官學，把西漢公羊家此兩種精神都放鬆了，
此即成為後起之經學。其實這樣來研究古經籍，則經學也只成為一種史學了。」

……然賓四先生所論而未及者在於，我中華之史學亦本為論治行道而作，
其本旨與六藝無異，證諸《史記》一書可知。
故東漢一朝之變，不僅架空了經學欲行孔子之制於當代的本來面目，
亦斷滅了史學挑戰當代的根本精神。
從《史記》到《漢書》的發展過程，正是統治者以政治干涉學術之重要例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