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正勝〈傅斯年的史學革命〉：

傅斯年的史學革命特重材料，
他回國後說了一些比較宣言性的話，
如「近代的歷史學只是史料學」、「史學便是史料學」。
除少數人能同情地理解外，這些宣言往往受到相當的扭曲，
一般論者多認為傅斯年只要做史學最基礎的工作，
不等於史學，或根本不是史學。

殊不知他之重視史料即代表一種史學理論，而他的主張絕非無的放矢。
他有他面臨的問題，當時最大的勢力當然是顧頡剛。
史學即是史料學，以求實的態度破疑古派的陷虛。
按照疑古的作法，古史資料既然只反映傳述資料者的心態，
不同時代的資料連串起來只描繪了這些心態的「經歷」，
實無資料所說的史「事」可言。
傅斯年不之此途，他要找遍一切可用的材料，來重建歷史。

……傅斯年怎麼會想到要辦這麼一個研究所（史語所）？
一般多說他留學德國，深受蘭克的影響。但他一生只提「蘭克」二、三次，
藏書中沒有任何蘭克的著作，向來的通說恐怕不必然多麼可靠。
我對這個問題尚無絕對把握，不過，但從他離歐返國前夕的資料來分析，
探求當時他主要思索的問題，對這個爭議也許有些啟發。

傅斯年負笈歐洲，首先三年半在倫敦大學，然後轉赴柏林大學又過三年，
於十五年（1926）的秋天束裝返回中國。歐洲六年半的遊學生涯，
他大部分的時間研讀包括實驗心理學在內的自然科學，
有數學、化學、物理和統計等。傅去國半年多時，寫信給胡適，
感嘆北京大學六年「一誤于預科乙部，再誤于文科國文門」。
這種心態留歐期間大概沒有大改變，
直到十四年（1925）給顧頡剛的信還說自己「不弄史學」。
他雖然留下不少檔案資料，片紙隻字幾乎巨細靡遺，
但我們只知他在柏林大學的後期才開始閱讀比較語言學，並學習東方語文。

一般史學圈外人進入史學領域內，
可能面對什麼問題？所要挑戰和超越的是什麼對象？
對傅斯年來說應該是很具體的，活生生的，而非不痛不癢地移植什麼蘭克史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