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正勝《新史學之路》：

總結錢穆古代史學所呈現的學術風格，我個人有幾點看法。

首先，他的知識雖然旁通經史子集，
但歸結於史，用史實破經說，結束晚清以來瀰漫於學界的今文學，
廓清經學的混淆，把傳統史學的作用發揮到極致。

其次，他在二十世紀古代史學
兩大潮流──「傳說經歷」與「史蹟重建」之外自樹一幟，
有所同，也有所不同。他以疑古自任，所疑「皆超於頡剛」，
但對顧頡剛「傳說的經歷」似乎缺乏同情的了解。
他的歷史研究也是想要重建歷史，
但對傅斯年強調的新資料和新工具始終抱著矜持的排拒。

學術上的態度，他與顧、傅有距離，
正如思想文化上他之對待胡適一樣，都是異曲同工的。
這些方面錢穆顯然都處於時代潮流之外，
終其一生，扮演著主流批評者的角色。

錢穆治學強調博綜群籍，會通其意，的確指出史家優劣的關鍵。
但由於輕忽新資料，致使「博綜」猶有遺珠之憾；
而過於強調「慧眼」或「深識」，學者只能憑其用心與體會，
缺少可以依傍的進階，則難以師法。

我曾概括錢氏治學的情性與眾不同，
有其志氣，不一定有其學識；有其學識，不一定有其才情。
不論學術或思想上，他都可稱得上是一位特立獨行之士，
在二十世紀的中國必佔有適當的歷史地位。

錢穆可能是中國歷史上著述最多的學者，以後恐怕也少有人能夠超越。
他或許自認為一生並不得意，故到六十三歲寓居九龍鑽石山，
為《莊老通辨》寫下爭辯幾十年的感慨，
引述歐陽脩《易傳》的話說：「二千年前有一個孔子，脩與之同說，
二千年後焉知無一人與脩同其說？」前後三、四千年，
會通其心者不過三兩人而已。這段話透露錢氏的學問心境，
雖有「千萬人吾往矣」的氣概，似乎仍然難掩「夕陽殘照」的孤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