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範《史家與史學》：

原書於一九四八年由商務印書館初版發行，無自序。
一九五二年，先生有跋一紙，即今之扉頁《題辭》。
熊氏云「公精於禮，言史一本於禮」，是將先生神思一語道破。

……先生受業於碩學名儒繆荃蓀。繆荃蓀（1844—1919），
字炎之，一字筱珊，晚號藝風老人，江蘇江陰人。
清光緒進士，曾任翰林院編修、清史館總纂，學識淵博，深通理學，
在清末民初，與王壬秋、張季直、趙爾巽齊名，譽稱四大才子。

履踐的是「以經學為禮學，以禮學為理學」的治學路向，
亦即打通漢宋門戶，把史學與哲學相結合。柳門高足、
史地學家張其昀撰文紀念恩師時，即稱這是「柳師治學的真面目和真精神」。

……把發生於柳、梁兩先生間的學術分歧，
歸結為「新—舊」、「中—西」、「變革—保守」兩極者，
在今日學界不屬少數，而對柳氏的「文化保守」，批評者有之，辯護者亦有之。
細想起來，這種非此即彼的「兩分法」不免過於簡約化。
身處數千年未遇的大變局之中，前輩諸賢因知識、閱歷、境遇
乃至個性方面的種種差異，所感所思不盡相同，要皆反映應對內外事勢的壓迫，
中國文化選擇進退維艱，需要時間與過程的長期磨勘。

其間各方的認識，交叉、重疊、互變的情景十分的復雜，
絕沒有像昔日路線鬥爭論者武斷的那樣，「親不親，路線分」，
是非曲直一言立判。同樣，在今天，如果僅僅停留在對國史評估的知識層面，
由我們去代替他們爭一高下優劣，說輕些，是淺看了這段學術史的意義；
說重些，就會對前賢有失敬重與同情。
極而言之，只要對當下社會仍保持著一份敏感，不逃避良知的責問，
類似的知性困境實際上還在繼續，遠沒有到「歷史終結」的分上。

……讀者可以注意，第六章「史識篇」有言曰：「治史之識，
非第欲明撰著之義法，尤須積之以求人群之原則。由歷史而求人群之原理，
近人謂之歷史哲學。吾國古亦無此名，而其推求原理，固已具於經子。」
學界多強調先生之學為經世之學，是亦持之有故，然猶不及深義。

先生視經世之本為「正身心」，故將「史識」的境界，歸於窮究天人之際，
鑒識「人生之規律」，認為此境界決不遜於西人之「歷史哲學」。
因此，柳先生所說以人群之原則求史義，非現今所謂的襲取歷史社會學方法，
而是倡導史學必須站到「人學」的高度。
需要提示的是，這一考察歷史的制高點，貫徹於全書各篇，
且為撬動其余各側面展開的「阿基米德支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