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範《史家與史學》：

學術前輩吳承明主張「史無定法」，我是深為敬服的。我的體會，這裏至少包含有兩層意思：一是每一種理論或方法都有它使用的前提和合理的邊界，不是放諸什麽場合都「普遍皆準」的，越過邊界也可能變成謬誤。計量統計比一般定性更準確是沒有問題的，然而十七至十八世紀中國的GDP或人均收入，既缺乏足夠可信的數據統計條件，僅以某些個別情況的數據大膽推算，就有些強自為之。

類似的還的水稻、棉花、棉布平均產量、工作日計算與工作日報酬，就是江南這麽一個「小」的範圍，高低相差甚大，豐歉懸殊，其它相關環節與因素也多，「平均值計算」的條件具備嗎？說給我家鄉農民聽，他們笑道：「城裏人不懂，即使現在上報的數字也不準。」目下十七至十八世紀的經濟史有動不動搞「大課題」計量統計的新風，又不加說明是「示意」，我以為不夠謹慎。另外，《大分流》以為經濟發展與生產者的人均收入提高一定是同步關聯的，這多少也是太迷信原有理論的假設。

二是復雜的社會現象，包括經濟現象，往往需要從多種側面、從不同視角去反復考察，因此使用的理論也可以是多樣靈活的，什麽合理就用什麽，不必死守一家一派，不應有門戶之見，更不必矯枉而過正。反歐洲中心主義是學術變革的進步，但把不同於自己主張的理論統統加上這頂帽子，就不是寬容和開放的態度。反歐洲中心主義的意思，應該是不要唯歐洲是從，並非不要與歐洲論長比短。中西互動比較是必要的。這種比較，不只是經濟的比較，還必須進行整體歷史環境，特別是制度環境的比較。

以誰為「中心」這話本來就不妥，但相對的強弱優劣，在歷史上是客觀存在的，不過是各有千秋，隨時而變罷了。我對《大分流》不滿意的地方，也在這裏。例如，從發展經濟、提高經濟效率的角度去比較，歐洲的某些制度（例如對工商和城市的政策）確比中國好――不論是十七至十八世紀之前還是之後――難道就可以用歐洲中心主義的理由棄之不顧了嗎？這對幫助中國經濟進步有什麽好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