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長孺《魏晉南北朝隋唐史三論》：

兩漢時期特別是西漢，是奴隸生產制最盛的時代，
奴婢在全國總人口中的比例可能是中國歷史上最高的。

但如所周知，較之自耕農與自由佃農仍要少得多。
漢代大冶鐵商人卓王孫、程鄭等擁有成百上千的奴僮；
魚鹽商人刁間使用奴隸「逐魚鹽商賈之利」，起富數千萬；
竇少君被掠賣為奴，與他奴一起上山燒炭；張安世家僮七百人皆有手伎作業。
總之，漢代手工業大量使用奴婢生產，乃為人所熟知，無須贅舉。

自武帝時董仲舒建議限田及「去奴婢，除專殺之威」，
至師丹要求限田限奴婢，王莽禁止土地和奴婢買賣，
說明土地兼併和奴隸制度一直是西漢突出的社會經濟問題。

經過三百年，到了西晉，
推行限田性質的占田制時，連帶的已不是限奴婢，而是限客了，
這無疑是一個巨大的變化，當然這其中有一個緩慢而長期的變化過程。
正是在大量奴隸勞動的基礎上，並實現了一定程度的專業化和簡單協作，
才帶來了西漢商品貨幣關係的繁榮。

西漢時在社會經濟領域裡，商品市場上最活躍的商人是奴隸主，
主場上的商品不小一部分是由奴隸勞動生產的。
東漢中葉以後商業不如西漢繁盛，反映奴隸生產制已日趨衰落。
也正是由於商品經濟的衰弱，
東漢時，實物逐漸在納稅和交換關係中代替了貨幣。
漢代算賦本來徵納錢，東漢時期有跡象表明，
正在轉變為納布帛，而且由按丁口交納演變為按戶交納。

我們只能說兩漢時代的勞動者除了真正的奴隸以外，
其他的勞動者，有如雇傭、刑徒、都帶有奴隸的烙印，這就是奴隸社會。

魏晉以後，除了法律認可的封建依附者而外，
其他生產勞動者，被蔭庇的佃客、蔭戶、官府手工作坊中的工匠，
都帶有類似農奴的烙印，如此而已。

構成漢代奴隸社會的特點之一，是奴隸來源的局限性。
漢代奴隸除了出於西南夷的所謂滇僰僮及所獲匈奴等諸族戰俘以外，
不管出於掠賣、家長賣、自賣乃至出自罪人，基本上都是漢族人。
由於奴隸多從本族平民轉化而成，
自然會減少在籍編戶數量從而損害國家的利益，因而政府禁止掠賣良人。

據考察，從西漢到東漢早期，
奴婢價格比較穩定，東漢晚期價格開始增高，曹魏時又高於兩漢。
逐步高昂的奴隸價格正反映奴隸來源的缺乏，也表明奴隸生產制的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