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四年總統大選後，台灣出現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政治局面。總統由民進黨候選人當選，但立法院沒有任何政黨過半，而原生的第三勢力，而不是由藍綠分裂產生的民眾黨，成為國會關鍵的少數。這原本是一個考驗政治人物智慧的時刻，也是台灣民主政治成熟與否的重要分水嶺。

在許多民主國家，這種情況並不罕見。尤其在內閣制國家，國會沒有任何政黨過半時，通常由第一大黨與其他政黨組成聯合政府。第一大黨釋出部分部會，由合作政黨共同執政，換取國會多數支持，使政府得以穩定施政。這不是權宜之計，而是成熟民主政治長久形成的制度文化。

雖然台灣採總統制，而非內閣制，但當總統面對朝小野大的局面，尋求跨黨合作，本來就是一種符合民主政治精神的選項。當時，總統當選人賴清德曾請尚未正式出任行政院長的卓榮泰與柯文哲接觸，希望尋求合作空間。可惜最後未能成功，民眾黨選擇了另一條道路。

今天回頭檢視，我認為，這是民眾黨成立以來最大的戰略失誤，也是台灣這兩、三年政治內耗的重要轉折點。

許多人認為，小黨若加入執政聯盟，容易「功勞歸大黨，責任共同扛」。然而，這種說法適用於責任難以切割的國會合作，卻未必適用於行政分工。

如果民眾黨當時取得文化部、衛生福利部、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數位發展部等若干部會，部長、副部長及政務官由民眾黨推薦，部會的施政成果便具有清楚的辨識度。文化政策成功，是文化部的成績；科技政策受到肯定，是國科會的成績；醫療改革獲得支持，是衛福部的成績。這些成果，都會直接累積成民眾黨的執政品牌，而不是像今天一樣，在國會裡共同承擔所有政治攻防的責任。

相反地，今天藍白合作主要發生在立法院。國會的責任，本來就是共同承擔。法案通過、預算刪減、議事衝突、法案延宕，社會很少仔細區分是哪一黨主導、哪一黨修改、哪一黨堅持，人民看到的只有成為多數席次的「藍白聯手」。

更弔詭的是，由於民眾黨居於關鍵少數，沒有民眾黨的支持，許多法案與預算案便無法通過。因此，在不少選民眼中，民眾黨承擔的政治責任，甚至超過自己的席次比例。這正是國會合作最大的代價：席次最少，責任卻未必最少；功勞未必最多，批評卻可能更加集中。

更大的損失，是民眾黨錯失了培養第二代領導人才的機會。

一個政黨如果永遠只有黨主席有全國知名度，而沒有部長、副部長、政務委員、地方首長等行政人才，就很容易淪為「一人政黨」。今天社會能立即說出民眾黨具有中央行政歷練的人物有幾位？除了黨主席之外，又有幾位能獨當一面？

如果二○二四年取得數個重要部會，經過兩、三年的歷練，民眾黨今天很可能已經培養出數位具有全國知名度與行政能力的政治人物。他們不但可以競選縣市首長，也可以成為未來行政院長、甚至總統候選人的儲備人才。一個政黨的生命力，不是只有一位明星政治人物，而是一整個可以接班的人才梯隊。

反觀今天的民眾黨，二○二四年政黨票約二成二，是成立以來的最高峰；然而近兩年的多份民調，支持度已明顯低於當時水準，部分民調甚至低於一成。支持度下降固然可能受到司法案件、黨內組織、地方經營、提名爭議等多重因素影響，但有一點卻不容否認：民眾黨原本標榜「超越藍綠」的品牌特色，已逐漸模糊。

不少選民已不再把民眾黨視為獨立的第三勢力，而認為它只是國民黨在立法院的合作夥伴，甚至貼上「小藍」或「國民黨的附隨組織」的標籤。一個以超越藍綠起家的政黨，最後卻失去了與藍營的區辨性，這不能不說是一項值得深刻反省的戰略錯誤選擇。

如果二○二四年走的是另一條路，今天或許不是這樣的局面。民眾黨既能擁有自己的部會、自己的行政團隊、自己的施政成績，也能向社會證明：「我們不只是會監督，更有能力治理國家。」地方選舉時，也可以推出一批真正具有中央行政歷練的人才，而不是讓整個政黨仍然高度依賴少數政治明星。

對國家而言，綠白聯合執政的意義，更遠大於民眾黨本身。如果執政聯盟在立法院形成穩定多數，行政與立法便可以透過聯盟內部協商解決重大爭議，而不必讓國家長期陷入朝野全面對抗。近兩、三年來，國會圍繞重大法案、預算審查與財政制度等議題的激烈衝突，使政治能量大量消耗在彼此否決與攻防之中。社會對相關法案是否合憲、預算刪減是否合理，也出現高度分歧。

如果當時形成聯合執政，許多爭議未必完全消失，但至少可以透過執政聯盟內部協商化解，而不是讓國會長期陷於僵局。政府也可以把更多心力放在經濟發展、能源轉型、人工智慧、少子化、高齡化、國防安全等真正攸關國家未來的重大課題，而不是日復一日消耗於政治對立。

歷史沒有如果，但歷史可以留下教訓。

二○二四年，是民眾黨最接近由第三勢力蛻變為成熟執政政黨的一次機會。它原本可以透過聯合執政，建立行政能力、培養第二代人才、累積執政品牌，同時協助國家建立穩定的國會多數，降低政治內耗，提升治理效率。然而，它最終選擇了另一條道路。這也許是領導人的性格，決定政黨的命運，也影響到國家的命運。

今天回頭檢視，民眾黨支持度大幅下滑、品牌辨識度下降、人才未見成長，而國家也因朝野長期對立付出高昂的治理成本。無論人們是否認同當年的政治選擇，都不能忽視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如果二○二四年綠白選擇聯合執政，今天的民眾黨，甚至今天的台灣，會不會比現在走得更穩、更遠、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