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五點醒來，禱告後，聽著窗外漸大的雨聲，腦中突然想起日前紛紛擾擾的中研院某院長事件，一時之間陷入長考，分析起整起事件背後的結構問題。
　　
　　生產工具的改變提升生產力，理論上對所有人都適用，都能運用這生產方式。但在現實上，生產方式涉及生產工具本身的投入，因此，生產力提昇獲得的利益，就不會是如理論上那般平均分配。我在講漢代歷史中的代田法時，就著重說明這一點。
　
　　1980年代，台灣經濟起飛，當時的生產力結構是「石化業(國營)—紡織業」的組合，成為台灣在世界巿場上擴大財富分配的動力。從世界巿場裡掙得的財富流入國內，導致諸多變化，一方面是民間資本積累擴大，為1989年開放新銀行、六輕設廠等「經濟自由化」、台灣正式走入資本主義社會奠定基礎。但80年代的石化業仍為國營，台灣的貧富分化尚未顯著。
　
　1990年代，主要產業是半導體與相關工業，以竹科為基地的半導體工業，成為台灣擴大財富的基石，半導體產業的分工水平，顯然較紡織業來得高，在資本密集、技術密集的產業型態下，加上來自1980年代的財富積累，國家開始退出生產部門，揭開了台灣貧富差距的序幕。
　　
　　這些變化說明：隨著產業的資本、技術與知識投入的增加，生產財富的「社會範圍」也相應減少。換言之，產業型態的變化與財富分配方式息息相關。循著這個脈絡看，接下來，台灣期待在生物科技這種產業型態上，就預測或分析的角度看，將為台灣帶來什麼樣的變化？
　
　　生技產業的資本、技術和知識投入的程度更高，意味著能加入這場「創造財富—分配」遊戲的人越少，能夠從生技產業的獲利獲得分配的人，預期將較半導體產業階段來得更少，換言之，能直接分享這來自世界巿場財富的人更少，台灣貧富差距擴大的動力將更為加強。
　
　　生物科技的知識特性，充分說明了中研院從「不食人間煙火」的知識殿堂，即將「翻轉」成為「利益均霑」的學商兩棲體制，院士選舉更為「資本家」開放了席次。中研院學術光環的褪色，正說明了生技產業之知識特性，以及資本主義對學術堡壘的侵蝕。中研院長的「獲利」事件更說明只有少數人能成為這場遊戲的贏家。
　　
　　循著上述推論，將告訴我們什麼訊息，當執政者為了台灣的經濟發展，高舉生物科技之優先性時，這位執政者是不是忘了告訴我們什麼？或者說，在推動生物科技背後的「潛台詞」是什麼？
　　
　　為了追求世界巿場的分配，提升產業型態是必要的選擇，但是，國家是維護公義、調節社會財富分配的機制，執政者是不是應該誠實地告訴我們，在生物科技成為主要產業時，國家應該採取什麼行動，來因應這產業內在動力可能對「公義」造成更巨大的傷害？
　　
　有人或許會說，執政者未必慮及這一點。我只能說，作為執政者，甚至她的家族成員已投入生物科技產業多年，難道沒有利益存乎其間？但她終究忘了告訴人民這種情況的發生(就經濟結構來，這是很可能發生的)。
　
　　執政者一面告訴你，發展生物科技是要追求經濟成長的光明未來，另一面又應許一個公平分配的世界。卻又不告訴你，前者與後者間似乎存在著某種結構上的「互斥」關係。未來，政、商、學三界精英將形成某種壟斷。可以預期，公義仍將虛懸，多年後，我們仍將繼續怨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