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羅《哥林多前書》15：36提到「若不死就不能生」，闡述耶穌受難，釘死十字架，三日後復活的生命意義。釘死十架象徵舊生命的消逝，復活標誌著新人的誕生。生與死，宛若白日與黑夜綿延千萬年的爭戰，彷彿善與惡之間無止境的鬥爭。這場爭戰始自亞當、夏娃背離與神的契約，被逐出伊甸園；耶穌受難、死而復活，為這場爭戰帶來重大的轉折，吹響了善良與白日勝利的號角，基督徒成了光明之子；這場爭戰的結束是最後審判的到來，帶著神對人的應許，帶著神對人的愛，通過最後審判的人復活獲得永生，回到永生的天國。

　　看了保羅的話，不由自主地想到孔子曾經說過的話：「不知生，焉知死。」一個與基督信仰完全不同的人生觀，徹底肯定人性、肯定現世，完全符合孔子儒學力倡入世淑世的情懷。孔子與基督信仰的差異，根源於對人性的根本立場不同。基督信仰強調，人的原罪以及因其他原因產生的罪，無法通過軟弱的人本身來消除，唯有超越的上帝才能去除。儒學的思路卻不相同，強調人性本善，肯定人性的積極面，朝著良善的追求，成為去除人世間不公不義之儒學的標誌。在傳統中國由上而下的政治‧社會結構下，原本藉助統治精英的道德自律，維繫社會之公平、正義，但當統治精英本身都身陷道德淪喪的困境中，體系的崩潰，成為可見的後果。面對人性的「陰暗面」，儒學顯得蒼白無力。

　　純粹從倫理學的角度，我們無法斷定這兩種人生觀的優劣，然而，若落實在人世間，儒學重人世、重人倫的人生觀，卻在歷史的過程裡，面臨日益嚴重的道德危機，所以，宋代理學開始強調「存天理，去人欲。」一定程度上是對人性淪喪危機的因應。但「天理自在人心」，人成為自己的「天」(俗語說的「每個人頭上一片天」)，人反倒成了上帝，結果，問題陷入「墮落的人來面對自身的墮落」的理論怪圈，後來理學無以為繼，正是出於這個理論上無法自圓其說的困境。反之，在基督信仰下，尤其是16世紀宗教改革以後，人皆可以通過閱讀聖經文本，親近上帝。但人還是人，在永生的盼望下，超越的上帝提供了抑止人類墮落沈淪、甚至奮發向上的原動力。

　　18世紀以後，現代文明在「理性」的大旗下誕生、茁壯，強化人對自身的信心，隱然有「我就是神」的自負，成為現代的理性人行動的起點。即使科學理性已經歷三百年的快速發展，理性的光芒，迄今仍未能照亮人世間每個角落，很多人依然處在貧困、生老病死的生命困境中。當一個人的腦力、體力漸衰之際，當他的手不再萬能掌握萬事，「我就是上帝」的預設，只不過是表面繁勞的現代外表下潛藏著的破敗光景。

　　儒學良善積極的人性觀，在宋代以後遭遇前所未有的困境，迄今仍未能在理論層面獲得解決。儒家原為人世間的「我」留下一席之地，卻始能未能克服本身的障礙，原本欲尊榮「人」，最終則只能任「人」毀棄。基督信仰雖將人「壓」在神的座前，人在神面前「一無是處」，但藉著神對人無盡的愛，承受來自神的恩典，在耶穌受難後來到人間的「聖靈」的啟迪、引領下，人可以從「零」開始，追求生命的上揚。原本重視人生、「有我」的儒學，生命反倒沈淪；原本「無我」的基督信仰，卻為「人之尊嚴」留下鞏固的據點，得以活出生命的光采。

　　重視人性，最終人卻無法維持其生命與尊嚴，基督信仰看似完全抹殺人性，否定現世，但在「神造人—神愛人」的邏輯下，為人留下在世間奮鬥的積極動力。過去的中國，在農業機制下，儒家人倫日用之學能發揮維繫社會秩序的機能；但在日漸工業化的現代，在工商業成為日常生活之基調時，儒學人倫已無法維繫社會運作。在個人真實地獲得「獨立」的現代裡，我們面對著越來越多的困惑。現代人一面高舉自己，另一面卻對自己的存在高度懷疑。高舉自己，根源於否定、懷疑自己，缺乏自信的人吹捧自己，浮誇之風益發成為現代人的行為模式，「漂泊的生命」成為現代人的印記。

　　夜深人靜之際，如果你對自己的生命產生困惑，不妨拿出書架上那本塵封已久的《聖經》看看，或許，書的扉頁裡竟能透出生命的光芒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