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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張我佛先生～談一段和蔣總司令共生死的因緣

 

陳宗嶽

 

前言：

 

　　民國八十六年七月的某一天，在時任退輔會將官聯誼會執行長的陳宗堯將軍引薦下，赴台北市士林區雨農路的一間公寓裡，與時年八十四歲、官拜情報上校的張我佛先生，做了一段為時兩個小時的訪談，張我佛先生除了敘述了那段與蔣中正總司令「同車共生死」的因緣，也希望藉著此段訪談能填補國史與黨史對這段幾乎改寫近代歷史之戰事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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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訪談後在審視張我佛先生提供的相關資料時，看到張我佛先生在民國七十二年七月的一段自述中有云：

 

　　民國五十四年六月三十日，蒙　蔣公在總統府召見，重提舊事，慰勉有加。

 

　　民國七十二年五月二十七日，黃杰將軍在輾轉知道當年的小少尉現居台北，乃約其至家中垂詢當年情形，除感嘆黨史、戰史均缺，並致贈墨寶一幅誌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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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又過了五年，有次在與曾長時間擔任黃杰將軍的參謀與秘書的段雄先生訪談時，談及他追隨黃杰將軍的經過之間，再提及這段歷史時，段雄先生豁然開朗的說：「他過去心中一直有一個懸念－不知　蔣公為何會對黃杰將軍那麼的提攜？如今聽到這段鮮為人知的歷史，才知早在民國十九年兩人就有這樣一段特殊因緣，其後　蔣公會對黃杰將軍格外關切，也就令人瞭然於胸了。」

 

　　而今，距當年訪談已相隔十五年，張我佛先生也仙逝五年餘，抽得閒暇將這篇訪問稿重新整理，也算為曾經參與其中的人物，補上這片歷史的空白。

 

本文：

 

　　民國十九年，時年十七歲，才剛從高中畢業的張我佛，以本名張袖鴻，考入軍政部上海第六艦隊電訊人員訓練班第二期，經過八個月的訓練，在民國十九年四月，以第一名的成績，在同期六十八人之中，脫穎而出，也因而奉派到正值中原大戰的「蔣總司令討逆行營列車」上，擔任少尉報務員。

 

　　六月十八日，在毫無預警的情況下，遭逢馮玉祥五百餘名騎兵的突擊，因緣際會的和蔣中正總司令共度了一段同生死的危厄劫難，也親眼目睹了蔣總司令臨危不亂、置死生於度外的鎮定器度。如今，回想起來，依舊令張我佛先生感嘆、欽佩不已。

 

度危難、挽狂瀾

 

　　民國十九年四月爆發的「中原大戰」，起因於北伐統一後，為撙節國防經費而召開的裁軍會議，因為與會將領對中央裁軍主張的誤解和歧異態度，而導致中央由蔣總司令領導的第一集團軍和其餘二、三、四集團軍之間的戰爭。由於寡眾懸殊，戰爭初期，第一集團軍始終處於劣勢，直到被突破的戰線被頂住，加上左右突出戰線合圍反形成了口袋戰術，才一掃頹勢，獲得「空前勝利」。

 

　　因為這場勝利，不僅使得來自江浙企業的經援更為充沛，同時，心理傾向支持卻暫採中立的東北軍，至此也宣布支持中央，並出兵入關，鏖戰八個月，戰況慘烈到河南某些地區「十室十空」的中原大戰，就此嘎然劃上休止符。而張我佛先生和蔣總司令的這段共生死的機緣，就發生在這場「空前勝利」之前，因為蔣總司令能化險為夷、安然渡過這次劫難，才有日後力挽頹勢的「空前勝利」，以及「黃金十年」的建設和對日抗戰的勝利。否則，中國近代史必將因而重新改寫。

 

敵騎夜襲總司令行營列車

 

　　民國十九年六月十八日凌晨，馮玉祥所屬五百多名騎兵，趁著黑夜，騎著沒有馬鞍的光背馬，先偷襲了歸德機場，破壞了八架飛機，再突擊指揮中樞－蔣總司令行營列車。

 

　　由於事出突然，車隊官兵一百二十八人倉皇應戰，擔任列車守衛的警衛隊官兵九十五人，在近身肉搏戰之中，奮戰一個小時後傷亡殆盡。其餘擔任發報的電台士兵，也爬上車頂，藉著搬上車頂的麵粉袋做屏障，抽隙還擊；尚存的士兵，則伏在車輪旁邊還擊；行營車廂內的十六名官兵，則以藍鋼車體為屏障，並從緊閉著的車窗槍孔，向外朝槍響火光亮處還擊。

 

　　由於行營車廂較高，騎在光背馬上的馮玉祥騎兵，必須採取仰攻，否則子彈無法射進車廂內，因而一夾馬腹，在躍身馬背的同時，手上半自動駁殼槍連開兩槍，稱得上騎術、槍法俱是一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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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駁殼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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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車廂內還擊的官兵，如果中彈，一定都在眉心附近。由於射進的子彈漸多，且仰射進車廂的流彈，在觸及車頂的反彈下，有危及端坐在車廂後方、正審視地圖的蔣總司令安全之顧慮，因而由行營秘書長高齡柏先生下令關閉射孔，以隔絕流彈。另以刺刀刺阻想從車廂聯接縫處侵入的敵軍。

 

衝鋒號中解圍困

 

　　到午夜四點多，張我佛感受到車頂和車廂外同僚反擊的槍聲漸疏，情況已經到了最危急的時候；突然，聽到車廂外響起一連串的衝鋒號聲，再經過一陣槍響、人聲和馬嘶的紛沓之後，車廂門外突然響起三聲輕扣的聲響，經過查證之後，原來是時任混成旅少將旅長的黃杰將軍，在率領特勦班實施拂曉訓練時，意外發現前方有硝煙，經查勘，發覺竟然是蔣總司令行營列車正遭受圍攻，雖然黃杰將軍當時所部只有百餘人，仍然下令立即吹起衝鋒號，並率部直撲行營列車周遭敵軍。

 

　　馮玉祥騎兵在久攻不下，天又已亮，卻還深陷在中央軍的陣營中，加上周遭衝鋒號響起，不知有多少部隊將向他們實施反擊，因而倉皇逃逸。但是，除了留下近兩百匹的死傷馬匹，屍體倒是一具都沒留下。

 

　　總計這一戰，一百二十八名行營官兵，戰到最後只剩十餘人；車廂內，更是只剩蔣總司令、行營秘書長、張我佛三個人。但是，即使是在如此危急的情況之下，戰爭一開始，蔣總司令就先換好軍裝，端坐在車廂後端的座椅上，左手邊擺著軍帽，右手邊擺著手槍，除了查看地圖，未曾發一言。張我佛先生說：「我雖不知道蔣總司令當時在想什麼？但是，已抱定成仁的決心，卻是無庸置疑的。」

 

清掃戰場、獎賞救援

 

　　在清掃戰場之後，倖存和趕來救援的官兵，每人都收到由張我佛少尉代發的十個大頭的獎賞。以當時少尉月俸四十二元、中尉六十元、上尉八十元的標準來看，並不算多。但是，時隔多年，當時領過十元獎賞的，像當過侍衛長和第四屆臺北市議員的梁紹州先生，黃埔六期的胡鎮甲先生，後來碰到張我佛先生且談及這段往事時，都會恍然大悟，原來當時發給我十塊錢獎賞的少尉軍官就是你。

 

　　之後，蔣總司令和黃杰將軍在車廂密談時，張我佛即奉蔣總司令之命，肅立其後；密談結束後，黃杰將軍臨出車廂門時，曾雙目凝視了張我佛這年方十八歲的少尉一會，但終究只是點點頭，而未發一語。

 

四十年無名英雄的情報生涯

 

　　而後，張我佛一直擔任行營列車報務員，直到戰事獲勝結束後，因負傷離職；傷癒後，考入廈門大學經濟系就讀。民國二十四年，在老師的引薦之下，進入南京的「洪公祠」，從此開展一段長達四十年的情報員生涯。

 

　　民國三十一年，原籍江蘇省無錫縣的張我佛先生奉派緬甸，為了掩護身分，除了每天到田裡去曬黑，還因緣際會的娶了村長的女兒。當岳父的村長，護婿心切，還要求他將沒曬到太陽的白屁股也要曬黑。

 

　　民國三十八年，再度奉派到緬甸仰光時，除了帶去的第一筆開辦費之外，到民國四十五年奉調返國的七年間，都靠他和太太經商賺的錢，來維持當時已有八十多人的情報工作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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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今，張我佛回想起那段情報生涯，除了感慨的說：「這才是真正的『自謀生活』，也虧得有太太娘家關係的幫助，才能順利推展工作。」其餘細節，則維持情報員一貫持有的緘默與保密態度，不再做細述，也結束了這次難得的訪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