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代皇帝愛新覺羅・溥儀1950年寫的「魁星踢斗」吉祥文字
— 摘自溥儀在蘇聯囚禁期間的筆記本手稿
～2026.7.12 陳宗嶽 寫於台北
1945年8月8日，蘇聯對日本宣戰。十天後，「滿洲國」傀儡皇帝溥儀在日本人的安排下，乘小型飛機飛到瀋陽，準備換乘大型飛機逃亡日本。但是蘇聯軍隊幾乎在同一時間佔領了瀋陽機場，當溥儀和隨從走出機艙時，便成了蘇軍的俘虜。第二天，在蘇軍的押解下，溥儀等9人前往蘇聯，自此展開近五年的蘇聯羈留生活。
抵達蘇聯後，溥儀便開始大量書寫筆記。蘇軍最初將他與同行的皇族成員及侍從安置於外貝加爾地區的赤塔（Chita），隨後又轉送至附近的莫洛科夫卡（Molokovka）療養區居住。
一、溥儀的恐懼
根據曾擔任溥儀翻譯的蘇聯學者格爾基·別兒面闊夫（Georgy Permyakov，有譯為別兒面闊夫、彼爾米亞科夫），他是蘇聯著名的漢學家、外交官與翻譯家。他在中國近代史中扮演了極為關鍵的角色，最著名的經歷是曾擔任末代皇帝愛新覺羅·溥儀的俄語翻譯與摯友。後來在海參崴俄文雜誌《Rubezh》發表的回憶文章記載，溥儀初到蘇聯時，內心一直籠罩著恐懼。
他曾在筆記中寫道：
「日本將軍一直嚇唬我，說蘇聯的共產主義十分可怕。在蘇聯，他們會搶走你的財物，把你殺掉，或者吊死你。」
然而，實際經歷卻完全出乎他的意料。
他接著寫道：
「到了莫洛科夫卡，蘇聯人對我很好，供給食物，也尊重我。我可以自由散步，那裡森林茂密，空氣十分清新。蘇聯人態度親切，臉上常帶著笑容。」
從這段文字，可以看出溥儀對現實與戰時宣傳之間巨大落差所產生的震撼，也反映出他在戰敗後心理逐漸轉變的過程。
二、一本寫滿中國文化的筆記本
後來，溥儀被轉送至伯力（今俄羅斯哈巴羅夫斯克，Khabarovsk）。
為了減輕他長期羈留的孤寂，也希望了解中國文化，別兒面潤夫鼓勵溥儀把自己熟悉的中國歷史、習俗與社會文化寫下來。
於是，溥儀在一本普通的作業本上，密密麻麻地寫滿了各種中國知識。
內容可謂包羅萬象，既有皇室記憶，也有民間風俗；既有歷史典故，也有坊間傳聞，可說是一部由一位清朝皇帝親筆記錄的中國民俗筆記。
其中涉及的題材包括：
* 生育與育兒習俗
* 婚姻制度與寡婦再嫁
* 接待賓客的禮節
* 燒香祭祀與民間信仰
* 節慶習俗
* 地方飲食文化
* 各地特殊食材與奇聞軼事
例如，他記錄了：
「未生毛之小鼠，用蜜拌好來吃。」
又提到：
「將貓和蛇同食者，名曰『龍虎鬥』。」
但他隨即又特別補充一句：「傳說而已。」
這短短四個字，也反映出溥儀並非全盤照錄民間傳聞，而是具有一定程度的辨別與保留態度。
三、「集字錦」中的吉祥文字
筆記中還有一段頗具趣味的內容，題為《集字錦》。
溥儀蒐集了許多中國傳統吉祥語，例如：
* 魁星踢斗
* 日進斗金
* 喜氣滿堂
* 招財進寶
* 黃金萬兩
這些字句，都是清末民初極為流行的吉祥題辭，常見於春聯、匾額、年畫、商號招牌及民宅裝飾，也顯示出溥儀對中國傳統吉祥文化仍十分熟悉。
四、用派克鋼筆寫下俄國皇帝的命運
除了這本中國文化筆記之外，溥儀還留下多本不同內容的手稿。
別兒面潤夫回憶：在俄文課程中，溥儀曾閱讀俄羅斯歷史，並將歷代沙皇的遭遇記錄於筆記本內。
別兒面潤寫道：
「溥儀用一支精美的美國派克（Parker）鋼筆，在筆記本裡寫下：『我在一本歷史書中，發現俄國歷代君主的有趣事跡。』」
對一位剛剛失去皇位的中國皇帝而言，閱讀另一個帝國皇室的興亡歷史，不免令人感受到命運相互映照的意味。
五、一本無法帶回中國的筆記
1950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不久，蘇聯政府決定遣返溥儀及其他被羈留人員。
然而，在返國之前，蘇聯方面要求所有人接受嚴格檢查，尤其禁止攜帶自行書寫的文件。
溥儀的侄兒毓嵢在回憶錄《末代皇帝二十年》中曾記載：
「在蘇聯兵的監視下，收拾自己的東西，然後再接受嚴格檢查。蘇聯檢查的重點，是不許帶走自己寫的東西，即使片紙隻字，也要留下。」
因此，溥儀多年來親手撰寫的大量筆記，全部留在蘇聯，未能帶回中國。
六、珍貴手稿最終流入國際藝術品市場
別兒面潤夫將溥儀留下的部分手稿妥善收藏，保存於家中數十年。待其逝世後，由家屬繼承，最終流入國際藝術品市場，成為近代中國史極具研究價值的重要文獻。
這批手稿不僅具有收藏價值，更是研究溥儀思想、戰後心理轉變，以及其在蘇聯羈留生活的重要第一手史料。
其中一本《愛新覺羅・溥儀手稿筆記本》於拍賣會上估價約 20萬港元（約2.5萬美元），最終以 952,500港元成交，約為估價近五倍，可見市場對其歷史價值與稀有性的高度肯定。
這本手稿筆記是由「Phillips 富藝斯拍賣行」拍賣，拍賣時間為：
* 拍賣日期：2023年5月23日
* 拍賣地點：香港
* 專場名稱：The Imperial Patek Philippe Sale（溥儀御藏百達翡麗專場）
這場拍賣最受矚目的拍品，是溥儀晚年贈予翻譯別兒面潤夫（Georgy Permyakov）的珍藏，包括：
1. 溥儀《紅色紙扇》（1946年）
2. 溥儀《手稿筆記本》（約1950年）
3. 百達翡麗（Patek Philippe）Ref. 96 Quantième Lune 腕錶
4. 一本皮革封面的《論語》
5. 郭布羅潤麒等人的部分書畫作品。
這本愛新覺羅・溥儀《手稿筆記本》
* 年代：約1950年
* 媒材：水墨、顏料、紙本手稿
* 筆記本尺寸：20.5 × 17 公分
* 《論語》抄本尺寸：10.3 × 7 公分
* 估價：HKD 200,000（USD 25,000）
* 落槌價：75萬港元
* 含佣成交價：952,500港元
* 約為估價的近五倍。
七、近代中國史極具研究價值的重要文獻
值得注意的是，這批文物之所以轟動國際收藏界，並非只是因為百達翡麗腕錶，而是因為Phillips花了約三年時間進行來源考證（provenance research）。拍賣行結合：
* ArtDiscovery Laboratory 的紙張、墨跡與年代檢測；
* 2001年曾採訪別兒面潤夫的英國記者 Russell 與 Nonna Working 保存的底片；
* 偽滿皇宮博物院研究員王文鋒等學者的研究成果，
建立了完整的傳承鏈（provenance），證明這批腕錶、手稿、紙扇及《論語》均為別兒面潤夫自1950年起保存至身後，再由其家族委託拍賣，因此可信度極高。
從歷史文獻價值而言，不少近代史研究者認為，這本《手稿筆記本》的史料價值甚至不亞於那只百達翡麗腕錶。它是溥儀在蘇聯羈留期間留下的第一手原始手稿，未經後來編輯或政治修飾，對研究溥儀戰後的思想、心理變化，以及中國民俗知識的記錄，都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
值得注意的是，這批手稿並非《我的前半生》的原稿。《我的前半生》是在溥儀返回中國、接受撫順戰犯管理所改造並獲特赦後，於1950年代末至1960年代初，在中國作家李文達等人的協助下完成。而蘇聯時期的這些筆記，則完全屬於溥儀個人在羈留期間的即時書寫，未經後來出版整理，因此具有更直接、更原始的史料價值，也更能反映他在戰後初期的思想、知識結構與心理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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