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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藏經洞發現者～王圓籙道士的功過

2025/10/02 1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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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藏經洞發現者～王圓籙道士的功過

～2025年敦煌見聞錄之二

～2025.9.30陳宗嶽寫於台北

　　此趟敦煌莫高窟之行，我也對王圓籙與張大千的歷史功過進行了一番探究。

　　王圓籙道士（約1849－1931年），是敦煌莫高窟近代歷史上一個極具爭議的人物，他既被視為「守護者」，也常被批評為「破壞者」。

　　王圓籙道士是湖北麻城人，大約出生在1850年，小的時候曾讀過幾年書，後因家鄉災荒而外出逃難。1875年以後他在甘肅西部的肅州（今酒泉）當兵，退伍復員後就地出家當了道士。後來，他離開師傅向西雲遊，大約在1892年前後來到敦煌，慨然嘆曰：「西方極樂世界，其在斯乎！」他從此就在這裡住了下來。當時他已近不惑之年，看到神聖佛窟無人管護，一片殘破，受到嚴重的自然和人為破壞，一種強烈的使命感，使他自覺自願的擔當起了「守護神」的重任。他四處奔波，苦口勸募，省吃儉用，集攢錢財，用於清理洞窟中的積沙，僅第16窟淤沙的清理就花費了近兩年的時間。

　　1900年6月22日這天，他的徒弟楊果清在打掃第16號洞窟時，累了坐下來抽煙，在朝著牆壁上磕旱煙桿的煙鍋時候，發現竟然有回音，他認為裡面可能有密室，就告訴了王圓籙，兩人想像密室裡會有一些值錢的寶物。當晚，兩人打著燈，用工具砸開石壁，發現了一個長寬2.6米、高3米的密室。另一個版本～張大千和謝稚柳記載：楊果清在16窟通道內找了個清涼的地方伏案抄經，抄到疲憊或空閒時，就用芨芨草杆點火吸旱煙，為圖方便，他總是把燃燒剩下的草桿插入牆縫。這天，他把草桿插入牆縫，誰知越插越深，用手一敲，牆壁竟發出了空聲。楊果清立刻告知王圓籙，並在眾人的合力之下，推倒土牆，發現了已封存上千年的藏經洞。洞窟裡面並沒有金銀財寶，只有5萬多件從4世紀到11世紀（即十六國到北宋）的歷代文書和紙畫、絹畫、刺繡等文物，這就是後來震驚世界的「藏經洞」。只是當時王圓籙並不知道這些文物的價值。

　　王圓籙先是將這些文物封存，之後親自向敦煌縣令嚴澤、知縣汪宗翰、安肅道道台兼兵備使廷棟、甘肅學政的金石學家葉昌熾等四個層級的行政長官反映，並請求協助。但是長官所給予的回覆卻是輕視、漠視與忽視。王圓籙後來將部分古書上的紙撕下來，燒成灰燼說是藥，賣給附近村民服用。這在當年實屬正常行為，因為那時的人們完全沒有任何保護珍貴文物的意識。

　　這批敦煌文物後世如此記載：出土文書多為寫本，少量為刻本，漢文書寫的約佔六分之五，其它則為古代藏文、梵文、齊盧文、粟特文、和闐文、回鶻文、龜茲文等。文書內容主要是佛經，此外還有道經、儒家經典、小說、詩賦、史籍、地籍、帳冊、歷本、契據、信札、狀牒等，其中不少是孤本和絕本。這些對研究中國和中亞地區的歷史，都具有重要的史料和科學價值，並由此形成了一門以研究藏經洞文書和敦煌石窟藝術為主的學科～敦煌學。

壹、敦煌莫高窟文物的流散

　　「藏經洞」發現後數年，西方的探險家無意中發現了這些流傳在外的古卷，認為極有價值，因而開始如下所述的趕赴新疆探究。

　　一、1905年10月，俄國人奧勃魯切夫在黑水城遺址挖掘之後，趕至莫高窟，以五十根硬脂蠟燭為誘餌，換得藏經洞寫本兩大捆。這是藏經洞文書流失於外國人的開始。

　　二、1907年3月，英國考古學家、加爾各答大學校長馬爾克·奧萊爾·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原為匈牙利人，1862年生於布達佩斯的一個猶太人家庭，後加入英國籍，曾四次來我國西北考察。1907年，第二次中亞考察時，來到甘肅河西，以不正當手段非法從王圓籙道士手中騙取大量敦煌藏經洞文物，成為劫掠敦煌文物的始作俑者。斯坦因自進入中國之後，即聘請了一名來自葉爾羌的湖南人蔣孝琬做助手兼師爺，蔣孝琬買通了地方官，在滿清士兵保護下找到了王圓籙，要求購買這些文物。

　　一來斯坦因打著官方的旗號，王圓籙一個道士哪裡得罪得起；二來王圓籙根本不知道這些文物的價值。於是，他收下40個馬蹄銀錠，約二百兩，任由斯坦因挑選。

　　斯坦因雖然不太認識漢字，卻知道這是古老的文物，非常珍貴。斯坦因從其中挑選了七千多份古寫本、刻本卷子，共200捆；六千多號殘片散頁，以及一些佛絹畫、佛幡等，總計文書24箱和絹畫絲織物5大箱共29箱。也有稱這批文物包括：1050個裝漢文經卷的包裹，每一個包裹平均有12本經卷；80個裝藏文經卷的包裹，以及用梵文、于闐文、粟特文、回鶻文等各種文字作成的絹畫、絲織品、文書等。這批斯坦因劫掠的大量敦煌文物曾暫存在安西縣政府達數月之久，當時竟然無人過問。1914年，斯坦因再次來到敦煌，又從王圓籙道士處獲得寫本570餘卷。這就是大英博物館現在所擁有的敦煌相關藏品約1.37萬件，是世界上收藏敦煌文物最多的地方。

　　王圓籙道士對這筆交易很滿意，畢竟能一下子入手200兩銀子，這種「好運」不是什麼時候都能碰上的。斯坦因對這筆交易也很滿意，雖然身上的錢財幾乎散盡，但在這位探險家、考古學家的眼裡，他以200兩銀子換來的東西，在未來任何一個時期都將是無價之寶。對蔣孝琬師爺的大力協助，斯坦因非常感激，並以兩支金錶相贈。對於王圓籙道士，斯坦因在《西域考古圖記》中說：「王圓籙將全部的心智都投入到這個已經傾頹的廟宇的修復工程中，力圖使它恢復他心目中這個大殿的輝煌，他將全部募捐所得全都用在了修繕廟宇之上，個人從未花費過這裡面的一分一銀。」可見斯坦因還是佩服王圓籙道士的操守。

　　三、英國探險家斯坦因的發現震驚了歐洲，1908年法國漢學家伯希和 (Paul Pelliot 1878-1945年) 趕來新疆敦煌，伯希和不僅通曉漢語，而且對漢學也有深入的研究，在20世紀早期的國際漢學界，伯希和還是領軍人物。伯希和借著會說漢語的優勢，幾乎沒遇到王道士什麼抵抗就輕鬆地獲准進入藏經洞——王道士的私人領地——進行經卷的閱讀和選取。憑藉著高深的學術功底，伯希和雖然來得晚，但所選經卷的價值件件不輸斯坦因，可以說是將藏經洞遺物「翻了個遍」。其以白銀500兩換得6000餘卷漢文寫本和不少古藏文寫本、200多幅紙絹畫、20餘件木雕及大批絹幡和絲織品。由於伯希和通曉漢文，他獲取了藏經洞中學術價值最高的經卷寫本和絹本、紙本繪畫，共6000多件敦煌文物，最終送入法國國家圖書館。

　　四、1909年，已將大部分所購敦煌經卷運回國的伯希和，前往北京購書，不想京城一片「敦煌得寶之風聲藉藉傳播」。通過伯希和隨身攜帶的《沙州圖經》殘卷，中國「懂行的人」才第一次知道，原來敦煌出了這麼多寶貝！

　　原來法國漢學家伯希和將一部分書籍帶到北京，向擅長古文物的羅振玉、蔣斧、王仁俊、曹元忠、董康等人請教之時，這些人才大驚失色，認為這是難得的珍貴文物。羅振玉等人和滿清高層關係親密，紛紛要求立即保護文物。令人痛心的是～當斯坦因把精美的敦煌文物傳曉於全世界時，清朝官員這才懂得了其重要價值。但是他們考慮的不是如何保護，而是千方百計地竊為己有。因此，偷竊一度成風，敦煌文物流失嚴重，敦煌藏經洞被發現後再歷浩劫。

　　此時直隸總督、北洋大臣端方「聞之扼腕」，當即向伯希和表示願意購回一部分，遭伯希和拒絕。端方只得懇請伯希和「他日以精印本寄與」，並說：「此中國考據學上一生死問題也！」在端方，以及學者羅振玉等人的呼籲下，清政府開始搶救殘餘的敦煌經卷。可惜「聞之扼腕」的端方英男早逝。

　　五、1910年，清政府下令，出錢將所餘敦煌經卷悉數購買，運到北京收藏。學部特批資金6000兩。按照這樣的設想，王道士鐵定要發財了，剩餘的敦煌經卷也可以得到妥善的保存。然而這終究只能是個理想情況，6000兩銀子到了敦煌，大部分被拿去修孔廟和城牆，到王道士手上的居然只有區區300兩「香火費」，王道士感到被羞辱。心有不甘的王道士，把相當一部分「書法嚴整」的經卷偷偷藏了起來，餘下那些他不喜歡的，則上交給清政府。

　　當時滿清政府在敦煌清點的數字只有9000多卷，同餘下二、三萬件有很大差距。之後的事實證明，王圓籙隱藏了近千卷，也就是說中間的差額，應該都是被各級官員設法私吞了。這些剩餘的敦煌文物裝滿了6輛大車運往北京保存，可惜、可悲的是，在運送途中又被沿途官僚層層抽水，幾乎每到一處都要少一部分，「雁過拔毛」，運抵北京移交京師圖書館時只剩下18箱，僅8000多件，其中比較珍貴的1000多卷不翼而飛，一般認為這是沿途官員的監守自盜，尤其是負責押運的甘肅布政使何彥升私下偷走的。有另一種說法：敦煌起運時清點為6004卷，負責押送的官員把剩下的經卷一撕為二，到1910年入藏京師圖書館時，已變成了8697卷。這些到京的敦煌文物不足出土時的八分之一，且大多已成殘頁斷篇，零零散散，殘破不堪。多年之後，當中國學者看到法國漢學家伯希和整理的敦煌經卷時，也不得不慚愧感嘆：留存文物遭劫更甚，反不如法國保管之善。

　　陳垣編寫《敦煌劫餘錄》，陳寅恪作序，慨然道：「敦煌者，吾國學術之傷心史也！」對此，王圓籙道士心裡自然無感，他只對經卷上的書法有感覺。而那些被他留下的經卷，後來又陸續賣給了俄國人、日本人。就這樣，在後來的商業流轉中，敦煌經卷散佚到多個文化大國的博物館，偏偏中國自留的那些，是最殘破與令人可憐的一部分。

　　六、1912年，日本大谷探險隊吉川小一郎用白銀350兩，從王圓籙處騙買寫經四百餘卷，帶走莫高窟塑像兩尊。

　　七、1914年，俄國奧登堡考察團在莫高窟停駐五個多月，測繪大部分洞窟的平剖面圖，臨摹繪畫數百張，拍攝照片約三千張，還剝離竊取了第263等窟的十餘幅壁畫和十餘尊塑像，帶走莫高窟南北區清理發掘出的各類文物一萬餘件，加上在敦煌當地收購的大批文物和各類繪畫、經卷文書二百餘件，裝滿了幾大車。

　　八、1921-1922年，在蘇俄國內戰爭中失敗的469名白匪軍逃竄至莫高窟，在壁畫上任意塗抹、刻畫，並在洞窟內燒炕做飯，致使大批壁畫被火燎煙燻，導致壁畫毀壞嚴重，也無人去管。

　　九、1923年，華爾納和賓夕法尼亞博物館的霍勒斯·傑恩，組成了第一支到中國西北的美國遠征隊～「哈佛大學考古調查團」。調查團於1924年1月，到達敦煌莫高窟，以700兩銀子賄賂王圓篆同意他剝走一些壁畫，其中包括：粘剝12幅壁畫，帶走第328窟的一尊唐代菩薩彩塑和第257窟的一尊北魏彩塑，以及敦煌唐人寫本《妙法蓮花經》。但是，根據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長常書鴻的調查，被美國人從千佛洞用膠布粘去和毀損的初、盛唐石窟壁畫有26幅，共計32006平方米。因為使用化學膠水，肇致破壞不可逆轉，未能粘走的壁畫也徹底毀了，不僅其用心可誅，更令人痛心。1925年，華爾納又一次組織考察隊至敦煌，因敦煌民眾的反對和官方阻止，大規模盜剝壁畫的陰謀才告破滅。

　　十、在1931年王圓籙去世前，其仍然向日本人、俄國人賣過幾百件經文，以換取報酬。直到1943年，國民政府將莫高窟收歸國有，設立敦煌藝術研究所，由常書鴻任所長，對敦煌諸石窟進行系統性的保護、修復和研究工作。

貳、王圓籙的功過

　　一、王圓籙道士生平簡介

　　王圓籙原籍甘肅安西（今酒泉瓜州），早年為貧苦農民，後出家為道士，入駐莫高窟附近的小廟，成為當地俗稱的「守窟道人」。清末時莫高窟荒廢，洞窟多被盜掘、破壞或荒煙蔓草。王圓籙因修道棲身，逐漸承擔起照管石窟的責任。

　　1900年，他在整理第16窟旁的小窟（後編為17窟）時，偶然打開封牆，發現了大量自唐宋以來的文件書畫，據統計，留存至今的寫本經卷、文書、織繡、繪畫、畫著佛像的絹幡、印花織物、拓本、寫本和印本的圖書絲織物、儒家經典、地理志、通俗詩詞歌曲、契約、信札、帳單、銅像等物，約在5萬件左右，這就是著名的「敦煌藏經洞」。

　　二、在保存上的功勞

　　　１、避免文物流失於當地破壞

　　在發現藏經洞後，王圓籙最初是出於敬畏佛經與珍惜的心理，重新封閉洞口，並未立即將文物流散。他獨力看守多年，防止當地百姓取去作燃料或棄置。

　　　２、開啟世人對莫高窟的重視

　　藉由他這一發現，敦煌文獻才進入國際視野，成為研究中古中國、絲綢之路、佛教史的重要材料。也因為他的存在，莫高窟重新被中央政府與學者關注。

　　三、在破壞上的過失

　　　1、文物流出海外

　　王圓籙因貧困且無文化，不明白文物價值，在西方探險家（如1907年斯坦因、1908年伯希和）以及其他商人的利誘下，將大批文物以極低代價出讓。結果數萬件敦煌文獻與藝術品散佚海外，如今主要收藏於倫敦大英圖書館、巴黎國家圖書館、聖彼得堡、東京等地。

　　　2、未能妥善保存

　　王圓籙在處理經卷時，常用當地的方式堆放、曝曬，無專業維護，造成一定損傷。其在出讓過程中也有撕散、裁切，導致不少資料不完整。

　　四、歷史評價的兩難

　　　１、正面觀點：若無王圓籙，藏經洞可能會被當地人燒毀、丟棄，甚至在動盪年代全數失散。他是「無心的守護者」，畢竟能在困境中保存四、五年，已屬難得。

　　　２、負面觀點：他缺乏保護意識與知識，導致國寶大量流失海外。在民族主義視角下，他常被批評為「賣寶道士」。

　　　３、中性看法：他在清末地方荒亂、國家無力干預的環境下，一位貧困道士絕對難以單獨承擔文化保護的重責。他的功過，其實折射出當時中國社會對文物保護的無知與困境。

　　五、總結

　　王圓籙不是專業的考古學者，而是一位偶然與歷史相遇的守窟道人，其功在守護並揭示了敦煌藏經洞，使世界得見一千年前的文化寶藏。其過在因貧困與無知，讓大批文物流失海外，成為「國寶浩劫」。所以他既是「敦煌文獻的第一發現者」，也是「敦煌文物流散的關鍵人物」。

　　有人幽默的說：換個角度來看，如果不是王道士將這近五萬件的精品賣給東、西方的洋鬼子，說不定早就被毀掉或者被當做藥引子吃掉了，今天誰也看不到了。

　　我個人綜觀其生平，認為：他有大功且無過，因為他發現寶藏之後，曾經親自向敦煌縣令嚴澤、知縣汪宗翰、安肅道道台兼兵備使廷棟、甘肅學政的金石學家葉昌熾等四個層級的行政長官反映，並請求協助，但是長官的回覆卻是輕視、漠視與忽視。

　　由於未得到清政府重視，此後在1907年至1914年間，英國探險家斯坦因、法國漢學家伯希和、日本大谷探險隊的橘瑞超與吉川小一郎、俄國探險家奧登堡等人先後從王圓籙處詐騙與購得大量藏經洞文物，這些流失的7/8敦煌寶藏，實屬國家多難、民智未開的社會共業，難以獨責這樣一位獨力守窟的小道士。畢竟當時整個社會幾乎都將這批敦煌文物當成「天上掉下來的禮物」，而後交相爭利。何能單獨指摘最後藏賣一千餘份文物的發現者王圓籙，尤其「無主之物的發現者應該占權利的大頭」。畢竟在當時能將這批敦煌文物當成是「國家文物應該妥善保存」的，還是極少數智者，所以就別苛責王圓籙，尤其他晚年為了應付那些想從他身上分一杯羹，向他索討一些金錢的村民，而不得不裝瘋賣傻度日，悲苦哉。

　　對於東、西方探險家這樣具有高深學識以及雄厚財力的掠奪者，以這樣具有優勢社經地位的強者，去欺騙一位沒讀過書、見識不足、且毫無社會資源的守窟道士，是十足的以強凌弱，這些東、西方的探險家都應該被釘在「恥辱的十字架」上。那些被掠奪去的敦煌文物，其身上不僅絲毫沒有勝利與榮耀的光輝可言，反而是詐騙的贓物，是那些曾經被他們搶奪、欺騙過程的最真實見證。

参、敦煌文獻的流散分布

　　一、敦煌文獻流散分布表

國家 / 地區主要機構 / 收藏地數量（約）特色與情況

　　　１、英國大英圖書館（原大英博物館）約 13,000 號（卷、冊、殘片，實際件數約 25,000 件） 1907 年斯坦因購得，現為「斯坦因收藏」（Stein Collection）。內容涵蓋經卷、契約、文書、繪畫。著名的《金剛經》世界最古印刷品之一就在此。

　　　２、法國法國國家圖書館（BNF）約 6,000 號（件數近 20,000 件） 1908 年伯希和（Paul Pelliot）所得，帶回巴黎。伯希和精於中文，精挑細選，留下大量重要典籍與文書。

　　　３、俄羅斯聖彼得堡東方文獻研究所（原列寧格勒亞洲文獻研究所）約 5,000 號俄國人奧登堡（Oldenburg）1909 年後多次考察所得。主要是文獻與部分壁畫殘片。

　　　４、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京都國立博物館、東洋文庫等約 10,000 件 20 世紀初日本多批次收購或獲贈，部分為繪畫、寫經及拓片。收藏零散於多個機構。

　　　５、中國北京國家圖書館、敦煌研究院、上海圖書館、甘肅省博物館等約 8,000 件王圓祿出售或贈予地方官員、學者的一部分留存國內。北京國圖藏有《敦煌遺書》約 16,000 號。敦煌研究院保存部分壁畫殘片與文物。

　　二、敦煌藏經洞文獻流散路徑時間線

時間/事件與人物流向 / 結果

　　　１、約1900年王圓祿道士在莫高窟第16窟旁發現第17窟「藏經洞」，內有經卷、文書、織品、繪畫約 5～7 萬件。最初重新封閉，少量經卷贈送地方官與香客。

　　　２、1907年英國探險家斯坦因 (Aurel Stein) 第一次到敦煌，以少量銀兩與物資從王圓祿手中取得大批文獻。約 13,000 號文獻運往倫敦，現藏於大英圖書館（斯坦因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