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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據「1940年大生製俞子才贈季芳扁石壺」
圖文：陳宗嶽
底款：「巴拿馬寶會出品」，「中華民國江蘇宜興利用公司造」
蓋款：大生
泥料：老段泥
出水孔：網孔7孔
引言：
初次看到這把老段泥製的扁石壺，長久使用過的皮殼與痕跡非常明顯，尤其壺蓋已經可以非常滑順的打轉，同時知道其風行於清代中期至民國初年期間，後來查閱相關資料，才知道她原來是曼生扁石壺，在清末民初時期基本上已經定型，後來經過製壺藝人的不斷改進，演變成為平蓋漢君壺，到1960年間，王寅春大師再將之修正定型為現代的漢君壺－壺身呈扁圓，大口斜肩，直壁腹，腹以下又斜收，平底;三彎式圓方管流，扁方形圓形耳，蓋採用虛嵌式結構，呈圓弧形凸起，橋形鈕，作品整體感強，自然舒暢。因為王寅春的漢君壺我也曾經把玩過，兩者相比，各有千秋，只是這把老段泥製的扁石壺更富古樸味。
緊接著，就要探究這把壺的製作時間：
一、依據印章推估此壺製作於1915～1920年之間
如果依據：「周文伯於1912年在宜興蜀山成立『利用陶業公司』，1915年『葛得和陶器店』和『利用陶器公司』生產的紫砂器，在美國三藩市『太平洋萬國巴拿馬博覽會』(即指「巴拿馬寶會出品」)獲頭等獎和二等獎。1916年『宜興利用公司』在上海豫園設立『利永陶器店』，1920年『利用公司』改名『利永公司』。1926年利永公司紫砂大花瓶和多式茶具杯碟在美國費城『萬國博覽會』獲特等獎；1935年紫砂名師范大生創作的紫砂雕塑『鷹』，在英國『倫敦國際藝術展覽會』榮獲金獎。」之記載，這把底款有「巴拿馬寶會出品」與「中華民國江蘇宜興利用公司造」兩個印款的段泥扁石壺，應該製作於1915～1920年之間，這也符合范承甫（1874-1942，字繩武，藝名大生）被利用公司聘為技師，以創製的「四方隱角竹鼎壺」在1915年的「太平洋萬國巴拿馬博覽會」獲得優等獎狀之史實。
但是，中國「紫砂網」紫砂歷史中一篇發布於2010.06.09的「利永陶器公司的創立與業績」記載：1913年，江蘇省實業廳先後投資合股在宜興、蜀山開辦了利用、利永兩家陶業股份公司。利用公司在城內南大街，郁恂任經理；利永公司在蜀山鎮，邵詠常（亦作邵泳常）任經理，在上海均分設發行所，據此可知，利用、利永是兩家公司，而絕不是先有利用後增資擴股後改稱利永。其中，1937年抗戰爆發時仍在經營，一把李寶珍製作的傳爐壺上刻有“風生七碗。壬午利永刻”，證明1942年（壬午年）利永仍在生產。只是，利用公司卻缺乏記載。
二、蓋用同款章之壺都製作於1915年前後
2013年北京中漢秋拍瓷器工藝品專場之中，即有一件以人民幣48000元拍出的「汪寶根製四方傳爐壺」，底款即為「中華民國江蘇宜興利用公司造」。
但是，一把壺同時落有「巴拿馬寶會出品」與「中華民國江蘇宜興利用公司造」兩枚印章的，只看到一把程壽珍製作的黃金段泥周盤壺。此壺段泥呈現如黃色綢緞般色澤，壺型為周盤壺，底款落「巴拿馬寶會出品」與「中華民國江蘇宜興利用公司造」款印，因為1915年程壽珍曾以掇球壺在巴拿博覽會與貴州茅臺酒同時獲獎，1932年再在美國芝加哥博覽會獲頭等獎和優秀獎，因此認定此壺的製作年代應該為1915年前後。
三、再探究壺身銘文則推定製作於1940年
因為壺身上刻有「季芳仁兄大人雅鑒，弟俞子才敬贈」，如果這兩個名字都屬無名之輩，這把壺的斷代也就指向到了1915～1920年之間。但是，偏偏這兩個名字都非常出名，而且是中國20世紀間的著名畫家，贈壺的「俞子才」(1915.7.12—1992.9)是20世紀中後期與山水畫大師陸儼少、應野平一起被稱為上海山水「畫壇三傑」之一；「季芳仁兄」是更著名的劉海粟大師（1896.03.16－1994.08.07）的字，兩位畫家年齡相差19歲，「俞子才」尊稱「劉海粟」為「季芳仁兄」實屬正常，但是1915出生的俞子才何時才會與1896年出生的劉海粟訂交，而且結交時間還必須在對日抗戰爆發引發的紫砂陶業急速衰退之前，這就值得推敲了，也必須從俞子才的生平推敲起。
俞子才，生於蘇州葑門的大戶人家，祖父俞潛卿，名枚臣，是無錫鹽公堂主管，商務之餘喜愛書畫、喜作詩文，交往非常廣闊，與國畫大師吳昌碩、陸廉夫等情誼深厚、交往密切。1929年，年僅15歲的俞子才創作了一幅丈二匹巨幅山水畫〈雲山飛瀑圖〉，全圖氣勢非凡，筆力遒勁，墨色秀潤，構圖飽滿，引人入勝。觀者無不為之拍手驚歎，贊為「神童」。1937年，俞子才創作的一幅丈二匹巨幅山水畫《蜀道行旅圖》，入選(入選者549人，出品1020件，每人參展件數大致不超過2件。)了全國第二屆美展（1937.04.01～04.23），並集入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教育部第二次全國美術展覽會專集現代書畫集》，此作品在展覽會期間引起轟動，當時劉海粟是編審委員，並有五幅畫作參展(特約參展的342人共計提出了1328件，每人近4件，其中潘玉良8件，唐蘊玉5件，王濟遠6件，劉海粟5件。)，推測俞子才(當時仍名紹爵)與劉海粟的訂交應始於此時。
當時國畫大師吳湖帆先生也參觀了這個展覽會，十分讚賞俞子才先生，表示願意收為弟子。1939年7月，俞子才與王季遷、徐邦達、張守成、朱梅邨等八人同日拜吳湖帆先生為師，成為“梅景書屋”入室弟子。吳湖帆(1894～1968)先生對俞子才影響巨大，除了將俞子才的原名「紹爵」改為「子才」之外，師徒二人長達三十餘年的情誼成為了中國畫界之美談。1956年俞子才起歷任上海中國畫院畫師、上海美專教師。
從以上這段俞子才的生平敘述，可以推論1939年7月俞子才拜吳湖帆先生為師之後，吳湖帆將「俞紹爵」改為「俞子才」，這把署名「俞子才」的壺才會問世。
對照「劉海粟1940年在雅加達主持《中國現代名畫籌賑展覽會》，再前往萬隆、泗水、馬浪、三寶壟募款，所得款項匯回國內支援抗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劉海粟移居雅加達閉門讀書作畫，1943年5月，劉海粟遭日軍特務挾持返滬，復任上海美術專科學校校長。」之記載，這把贈送「季芳(劉海粟)」的壺應該是在1939年7月至1940年之間製作的。
另外依據《宜興民國往事》所披露：日軍佔領宜興丁蜀山之後，曾在1940年11月～1943年組成陶業聯營處，強迫陶工燒製紫砂壺。而范大生是1942年病逝於西望圩家中，雖然一般認定：「1930年代後期之大生壺就不為范承甫（大生）所親製，至1940年代之後即為其家人、後人所沿用襲製之品。」但是，范大生家人、後人所沿用襲製之品通常只會蓋用「大生」之印，不會蓋用「巴拿馬寶會出品」與「中華民國江蘇宜興利用公司造」這兩枚章。
四、結論：1940年范大生製作了這把俞子才贈給季芳的扁石壺
因此，總結這把段泥製的扁石壺，是1940年前後(不超過5個月)由范大生所親製，是畫家「俞子才」訂製送給「劉海粟」大師的一把結交紀念壺，這亦如同1942年（壬午年）李寶珍仍在為利永公司製壺一般。
伍、參考：
(一)、俞子才(1915.7.12—1992.9)：名紹爵，齋名睫巢、春水草堂，浙江湖州人。俞子才先生是20世紀中後期與山水畫大師陸儼少、應野平一起被稱為上海山水「畫壇三傑」之一。
先生名紹爵，齋名睫巢、春水草堂。祖籍浙江湖州，一九一五年七月十二日生於蘇州葑門的大戶人家。祖父俞潛卿，名枚臣，是無錫鹽公堂主管。商務之餘喜愛書畫、喜作詩文，他祖父人緣好，交往非常廣，與國畫大師吳昌碩、陸廉夫等情誼深厚、交往密切。
一九二一年，俞潛卿夫婦同慶八十壽辰時，以吳昌碩為首的一些書畫名家贈送祝壽書畫作品多達上百。父親俞申伯，名宗浚，為蘇州鹽商代理人，喜愛古玩書畫、鐘鼎彝器等，收藏頗豐。祖母及母親均為中國傳統婦女。整個家庭充滿平和安詳的氣氛。叔父俞語霜，名宗源，擅畫山水、人物，是當時有名望的畫家。堂兄俞滌煩，名鏡人，擅畫工筆人物。
俞子才先生在家排行老四，受家庭影響，俞先生從小就喜歡寫寫畫畫。他得到一套《芥子園畫譜》後愛不釋手，八歲開始迷戀其中，舞文弄墨。父親擔心他專事繪畫，荒廢了學業，於是嚴加管教，不許他沉迷在書畫之中。此事被他一位從事教育工作的族姐俞振英知道了，她就勸說俞家長輩們，要他們因勢利導，發展他的興趣愛好，也是可以有成就、有前途的。俞家長輩聽從了俞振英的勸說，改變了原先態度，轉而關心、支持俞子才學畫了。當時王季遷（己千）先生在東吳大學附中讀高中二年級，俞家就請王季遷每星期到蘇州嚴衙前俞府去教俞子才。王季遷長俞子才八歲，雖年輕，卻已有近十年的學畫經歷，當起了俞子才的啟蒙老師。童年時期的俞子才有了這樣一個良好的學畫啟蒙時期，為他往後打下了一個良好的發展基礎。
先生在進入蘇州東吳一中讀書後接觸到更多新的教育，課餘常畫油畫、國畫，家中還購置了石膏像等，於是學習勤奮，經常參加學校畫展。一九二九年，年僅十五歲的俞子才創作了一幅丈二匹巨幅山水畫〈雲山飛瀑圖〉，全圖氣勢非凡，筆力遒勁，墨色秀潤，構圖飽滿，引人入勝。觀者無不為之拍手驚歎，贊為「神童」。一九三一年，俞子才入蘇州閶門的萃英中學就讀，畢業後進滄浪亭顏文樑先生任校長的蘇州美專油畫系就讀，但他還是偏愛中國畫，因此不到畢業即轉而專攻山水。在俞子才先生的藝術道路上，國畫大師吳湖帆先生對他影響巨大，長達卅餘年的師生情誼是中國畫界之美談。
汲古悟道俞子才藝術回顧展今開幕
2013年10月29日：新聞晨報
10月29日，由上海美術家協會、上海中國畫院及新民晚報聯合主辦的“汲古·悟道——俞子才藝術回顧展”將在錦江小禮堂舉行。作為海派山水畫領軍人物之一的俞子才，在世的時候從未舉辦過畫展，而加上2001年6月舉辦的首次展覽，這才是其第二次個人畫展。這與目前一些畫家“勤辦”畫展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也讓我們對於這位一生淡泊名利，但在繪畫領域成就“海上一絕”的書畫大家多了一份崇敬。
師從大家汲古悟道
俞子才先生，原名“紹爵”，“子才”二字是海上書畫大家吳湖帆先生替他更名的。師徒二人長達三十餘年的情誼成為了中國畫界之美談。
由於自幼受到家庭的耳濡目染，俞子才先生很小的時候就已經表現了繪畫的天賦。1929年，當時僅15歲的俞子才創作了一幅丈二匹巨幅山水畫《雲山飛瀑圖》，全圖氣勢非凡，筆力遒勁，墨色秀潤，構圖飽滿，引人入勝。觀者無不為之拍手驚歎，贊為“神童”。1937年，俞子才創作的一幅丈二匹巨幅山水畫《蜀道行旅圖》，入選了全國第二屆美展，並集入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教育部第二次全國美術展覽會專集現代書畫集》，此作品在展覽會期間引起轟動。當時吳湖帆先生也參觀了這個展覽會，十分讚賞俞子才先生，表示願意收為弟子。1939年7月，俞子才與王季遷、徐邦達、張守成、朱梅邨等八人同日拜吳湖帆先生為師，成為“梅景書屋”入室弟子。
吳湖帆先生習慣夜裡作畫，俞子才先生就經常在一旁侍奉，留意觀察一招一式，仔細體會老師的用筆用墨。吳湖帆先生收藏豐富，每隔一段時間就要更換牆上的名人字畫，俞子才先生除了認真觀賞之外，又從宋元入手，一絲不苟地臨摹了從吳湖帆先生處借閱得到的和自己家裡收藏的沈石田、唐寅、董其昌等名家書畫，僅黃公望的《富春山居圖》就認真臨過三遍。
畫法出新“海上一絕”
俞子才先生曾經說過：“一個畫家一生的畫法不應一成不變，應該不斷地探索，不斷地嘗試，才能不斷發展。”原上海圖書館館長顧廷龍先生稱讚俞子才先生，“山水畫宗法宋元，擅水墨畫，尤精沒骨、青綠、金碧山水，為海上一絕。”
能成“海上一絕”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而是俞子才先生經過了汲古、悟道之後，通過自己的不斷探索而達到的。俞子才先生遵照“在重彩方面下一番功夫，日後當能自成面目”的師訓，在青綠、金碧山水方面著力尤多，日後形成了自己的山水畫特色。
從上世紀五十年代開始，俞子才先生就在金碧山水方面進行開拓性的創新探索：在主要的山石輪廓、樹木枝幹或建築物勾上金色線條；在勾金之後，再把天空、水面填上金色，邊緣略加渲染，使得金色與其他色、墨的過渡不著痕跡；三是畫金，以金代色（墨），直接根據畫面情況用金粉去勾皴點染。並且常常將勾金、填金和畫金三種方法並用於一幅畫上，在吳湖帆先生繪畫的基礎上開拓了“用色”的領域，使得色彩更加濃重、豔麗，努力希望可以恢復“二李”金碧山水的畫貌。像此次展出的一幅1962年創作的《層嵐響瀑》就屬於其中的代表作之一。
俞子才先生善於寫生，這點與恩師吳湖帆先生有不一樣的地方，其到祖國各地遊名山大川，寫生創作，面向生活，面向大自然。據著名畫家邵洛羊先生回憶，在俞子才先生71歲的時候，還帶著一批弟子頂著烈日、不遠萬里，翻天門山、越張家界、深入武陵山區進行寫生，真可謂是“搜盡奇峰打草稿”。像此次展覽中的《阿里山雲海》這個題材，俞子才先生就曾創作過多幅，其中還有一個有趣的軼事：解放前，俞子才先生在遊覽臺灣後，創作了《阿里山紀遊圖》。吳湖帆先生看了大加讚賞，興致勃勃地為《阿里山紀遊圖》題跋。後來，俞子才先生將《阿里山紀遊圖》贈予了同行的孫邦瑞，在1994年香港的一場拍賣會上，這幅作品作為了拍賣圖錄的封面作品，由於俞子才先生的題款已經被截去，加上有吳湖帆的大段題款，因而被認為是吳湖帆先生的作品，最終的成交價達到了十多萬港元，這在當時已經屬於天價。當買家事後知道是俞子才先生所作時，表示“不貴不貴”。
深入生活筆墨時代
俞子才潛心于傳統筆墨，又注重深入生活與技法創新，因而形成氤氳華滋、色彩絢麗、法度嚴謹的繪畫風格，其青綠、金碧山水尤為一絕。畫中雲霧縈繞，千變萬化，耐人尋味。在此次畫展中，《人民的上海外灘》等作品就有許多的亮點，這些作品將傳統筆墨與時代創作命筆融合起來，成為了那個時代的真實寫照。上海中國畫院前院長唐雲先生曾這樣評價俞子才先生，其藝術創新遵循一個重要的原則，即尊重中國畫的優秀傳統，認真學習，從中汲取營養，同時注重寫生，向大自然學習，學習傳統與學習大自然，二者有機結合起來。
1992年去世的俞子才一生淡泊名利，晚年致力於古書法研究和美術教育。他認為，“畫師一般不必辦畫展”，若要展示，“一生辦一次，足夠矣”。直到辭世，老畫家仍未舉辦過一個畫展。直到2001年6月，俞子才先生平生第一個畫展才在上海中國畫院舉行。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俞子才先生的著作和弟子可謂“桃李滿天下”。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上海書畫出版社出版的俞子才先生編著的《怎樣畫松》、《怎樣畫石》、《山水畫皴法十要》等著作，可謂是當時書畫愛好者珍藏的“寶典”。俞子才先生對於學生毫不吝嗇，不僅將自己畢生研究和擅長的宗法宋元的大小青綠、沒骨山水、金碧山水技法傳授給更多的後輩，還拿自己珍藏的早期珂羅版畫冊和自己臨摹的名家手卷給學生學習，並經常贈送筆墨紙硯、甚至名貴的雞血石章給學生。對學生的作品總是仔細推敲分析，除對虛實、筆墨、色調提出意見外，還對題款位置、款字大小、款句內容、蓋章高低等也反復審視，並鼓勵學生要博採眾長，不要有門戶之見。俞子才先生晚年編繪著作《俞子才青綠山水畫課徒畫稿》一書，從墨稿起手到青綠、金碧各種畫法，極為詳盡完備，是其畢生經驗之總結。
(二)、劉海粟（1896.03.16－1994.08.07）：原名劉槃，字季芳，號海翁，室名藝海堂、存天閣。江蘇武進（今屬常州市）人，劉家鳳之子，武進西營劉氏第十九世。中國當代藝術大師，、近代美術教育事業的奠基人，新美術運動的拓荒者，傑出的美術教育家。專長國畫、油畫、書法、詩詞。
劉海粟1912年創辦中國第一所美術學校－上海圖畫美術院並任副校長，後任校長。1918年創立「天馬會」，創辦《美術》雜誌。1916～1926年十年奮戰，首次確立人體模特兒在我國美術教育中的地位。曾先後出任華東藝術專科學校校長和南京藝術學院院長。重要參展：1919、1929年兩度赴日考察，舉行個展。1929、1933年兩度赴歐考察，並主辦了「中國現代繪畫展覽會」的歐洲巡展。1933到1940年間輾轉於印尼、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地，為支援抗戰義展籌款。1995年上海劉海粟美術館成立，收藏了劉海粟捐贈的他自己的一生收藏的稀世珍品和一生主要作品。出版畫冊有：《海粟油畫》、《劉海粟油畫選集》、《劉海粟名畫集》、《劉海粟中國畫近作選》各類畫冊共計40多種。發表論文有：《劉海粟藝術文選》、《存天閣談藝錄》、《黃山談藝錄》、《畫學真詮》等。
（三）、范承甫:(1874～1942)字繩武，藝名大生，出生於宜興丁蜀鎮的紫砂世家，1893年拜宗族長輩范鼎甫為師。范承甫勤奮好學，各項紫砂基本功皆紮實勤練，甚得師父范鼎甫的喜愛，藝成之後仍將其留在身旁，一面從事紫砂創作，一面繼續調教深造，承甫成家立業後，范鼎甫為承甫取了藝名為“大生”，並親自鐫刻印款“大生”贈於承甫，范承甫把師傅之贈當作至寶，一生用此印款作為壺上用款。意為不忘師傅教誨，努力進取，為紫砂發揚光大。
1915年宜興利用公司成立，范承甫被聘為技師，當年即創製"四方隱角竹鼎壺"，從傳統中大膽創新，隱角對比突出，精緻細膩，同年“利用公司”組織參加巴拿馬國際賽會，"四方隱角竹鼎壺"在會上得到好評，拿到優等獎狀。此後"大生"之名愈盛，直至30年代後期，此段期間為范大生的創作高峯期，並曾為"上海鐵畫軒"、"宜興吳德盛"等商號，製作各式紫砂器。
日軍佔領宜興丁蜀山后，窯場敗落，1942年體弱多病的范承甫病逝於西望圩家中，享年68歲。范承甫一生用印署款底蓋印均為“大生”，其家人、後人繼續沿用“大生”印款，這是需要認真鑒別的。一般1930年代後期之大生壺就不為范承甫（大生）所親製，至1940年代之後即為其家人、後人所沿用襲製之品。
（四）利用公司：中國「紫砂網」紫砂歷史中一篇發布於2010.06.09的「利永陶器公司的創立與業績」記載：1913年，江蘇省實業廳先後投資合股在宜興、蜀山開辦了利用、利永兩家陶業股份公司。利用公司在城內南大街，郁恂任經理；利永公司在蜀山鎮，邵詠常（亦作邵泳常）任經理，在上海均分設發行所，據此可知，利用、利永是兩家公司，而絕不是先有利用後增資擴股後改稱利永。其中，1937年抗戰爆發時仍在經營，一把李寶珍製作的傳爐壺上刻有“風生七碗。壬午利永刻”，證明1942年（壬午年）利永仍在生產。但是，利用公司卻缺乏記載。只是依據
1913年，江蘇省實業廳先後投資合股在宜興、蜀山開辦了利用、利永兩家陶業股份公司。利用公司在城內南大街，郁恂任經理；利永公司在蜀山鎮，邵詠常（亦作邵泳常）任經理，在上海均分設發行所，據此可知，利用、利永是兩家公司，而絕不是先有利用後增資擴股後改稱利永。實業家周文伯（著名物理學家周培源之父）在上海豫園開有“利永陶器商店”，是該公司的股東。
利永公司規模在當時應該不小，聘請當時所有名匠作技師，如程壽珍、俞國良、李寶珍、范大生、馮桂林、汪寶根等，到1937年抗戰爆發時仍在經營，李寶珍一把傳爐壺上刻“風生七碗。壬午利永刻”，說明壬午年即1942年利永仍在生產。
利永公司先後參加了多次世界博覽會並獲獎：1926年各式紫砂壺、杯、碟參加費城世界藝術博覽會獲金質獎章，1930年紫砂陶在比利時列日國際博覽會上獲銀質獎章。其他如1915年美國巴拿馬國際賽會、1932年美國芝加哥博覽會、1935年英國倫敦國際藝術展覽會等獲獎藝人中都有利永公司的技師。參加博覽會，當時的江蘇省實業廳、輕工廳以及一批熱心實業救國的知識份子、實業家功不可沒，而利永公司也出了大力。
利用、利永公司是同時成立的兩家公司，而不是先有利用公司，後改名利永公司。
（五）、《宜興民國往事》：披露日軍曾在1940年11月～1943年組成陶業聯營處，強迫陶工燒製紫砂壺。
2012-09-03太湖明珠網
日本發動侵華戰爭期間，對中國的掠奪無所不包。最新出版《宜興民國往事》一書披露，宜興淪陷期間，日軍曾勾結地方軍閥強迫宜興蜀山窯場的陶工燒制紫砂壺，以極低價收購後銷往日本。該書主編、陽羨歷史文化研究專家宗偉方先生昨天介紹，書中所述內容來源於宜興檔案館館藏民國檔案和民國時期報刊，確鑿無疑。
1937年11月16日，日本侵略軍飛機首犯宜興城區，投彈一枚，落于宜興尚武橋附近並爆炸。此後幾天，宜興東大街、北大街全部被毀，西大街部分被毀。到了月底，日本侵略軍從太湖宜興灘登陸，與中國軍隊激戰，宜興淪陷。宜興是古老的陶都，許多日本人欣賞宜興紫砂壺，清代就有紫砂工匠受邀去日本傳藝，1876年日本人奧蘭田就出版了介紹宜興紫砂壺的專著《茗壺圖錄》。在宜興被日軍佔領期間，蜀山一帶有7座紫砂窯、100多間廠房被毀，交通斷絕，陶工流散。整個蜀山窯場全年燒造紫砂壺不足千把，生產一片蕭條。
1940年11月底，日本侵略者勾結盤踞在蜀山的地方軍閥史耀民組成陶業聯營處，強迫陶工和窯戶生產紫砂壺，以極低價收購後銷往日本，這個聯營處到1943年才解散。(紫琅)
（六）、民國時曾辦“全國美展” 參觀者多達13萬人 2011-12-12人民政協報
1937春，國民政府曾在首都南京舉辦了一次盛況空前的“全國美展”，由於時間原因，知道那次美展的人已經不多了。
“籌委會”的組成
1937年4月1日至23日，國民政府教育部曾在南京剛建成不久的戲劇音樂院(解放後為人民大會堂)和國立美術陳列館(解放後為江蘇省美術館)舉辦了一次轟動全國的“第二次全國美術展覽會”，其規模、聲勢遠遠超過了1929年在上海舉辦的第一次“全國美展”。
1936年12月27日，國民政府教育部發佈了《第二次全國美展籌備委員會組織大綱》，延聘了張道藩、滕固、何香凝、傅斯年、徐悲鴻、潘玉良、葉恭綽、吳作人、呂鳳子、陳之佛、劉海粟、高劍父、齊白石、常書鴻、林楓眠等美術界知名人士等63人，于次年1月10日組成了陣容龐大的籌備委員會，從事關於展品的徵集、陳列、保管及其他各種事項。籌委會聘請了國府主席林森為展覽會名譽會長、名譽副會長為行政院院長蔣介石和中央研究院院長蔡元培。會長則是教育部部長王世傑，副會長為教育部次長段錫朋、錢昌照，可謂陣容空前。
此外，籌委會還聘請了審查委員共46人，有胡小石、高劍父、郎靜山、張大千、汪採白、溥侗、劉海粟、劉開渠、朱希祖、潘天壽、吳湖帆、董作賓、鍾山隱、柳治徵等，幾乎囊括了當時國內所有的一流書畫家和學者。為辦好這次展覽會、籌委會先後召集了十次會議，經過積極籌劃，從全國18個省及南京、上海、北平、青島、天津5市，故宮博物院、古物陳列所、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館、中央圖書館、國立北平圖書館、中國工程學會、西北科學考察團、北平研究院等，還有一些私人參展者處，共徵集到作品5545件，經嚴格評審，有1913件入選，其中今書法55件，今國畫102件，古書畫429件，西畫207件，雕塑24件，建築16件，圖書102件，金石68件，銅器81件，圖案39件，陶瓷175件，攝影77件，其他153件。
這次“全國美展”還設了一個編輯委員會，主要人員有馬叔平、蔣吟秋、秦宣夫、溫肇桐、謝海燕、宗白華、傅抱石、梁思成等。展覽期間，編輯委員會推出了兩期特刊，內容多為書畫鑒賞，其中宗白華的“中西畫法所表現之空間藝術”、秦宣夫的“我們需要西洋畫嗎”、呂鳳子的“中國畫的變遷”等學術價值極高的論文，為展覽會增色不少。
盛況空前
“第二次全國美術展覽會”正式開幕前的3月31日為預展日，這一天，國民政府的高官林森、蔣介石、何應欽、陳立夫、陳果夫、谷正綱、吳忠信、陳樹人等，一大早就迫不及待地前來參觀，下午來客則為新聞記者及各專家。當時媒體報道：“參觀者極為踴躍，國府路(今長江路)上，竟日車水馬龍”，場內“冠蓋雲集”，熱鬧非凡。4月1日正式開幕的當天，場內外更是人頭攢動，比肩接踵，除本地人外，還有來自全國各地的參觀團，平均“每日數千人”，4月4日是星期日，又值兒童節，參觀者竟達1.1萬餘人，和當時的南京人口對比，這個數字已是相當驚人了。為了滿足人們的渴求，每逢星期三，展覽時間延長至晚間10時，就連現在的展覽恐怕也做不到。
展覽會共分為6個陳列室，1—3陳列室在戲劇音樂院，4—6陳列室在國立美術陳列館。進入戲劇音樂院大門，由左面登樓入第一陳列室，首先映入眼簾的是數十幅攝影精品，其中鍾山隱、馮四知、郎靜山、黃劼之等名家傑作尤為奪目。接下來是名貴的漢代木簡，由傅斯年教授從北平運來，木簡是在沙漠中發現的，因沙土乾燥，故歷千餘年而未朽。
第一陳列室還展出了許多珍貴的古代圖書，都是故宮博物院、北平圖書館、中央圖書館及史學家朱希祖提供，其中抄本《四庫全書》、《金剛經》皆屬稀有。此外還有各種名家印譜也是罕見精品。
第二陳列室為工藝美術部，展出了古代銅器、陶瓷、玉器、漆器等，多為稀世珍寶，令人目不暇接，其中尤以故宮送來的西周頌壺和雕刻家陳守仁的牙雕最為精絕。陳守仁在三英寸方形的象牙表面，刻錄了孫中山的《就職宣言》、《討袁宣言》、《護法宣言》、《北上宣言》、《總理遺囑》和《建國大綱》等全文，計一萬兩千多字，放大鏡下，筆筆清晰，如鬼斧神工，此外還有，雕刻家黃漢侯的牙雕，同樣引人矚目，他以三寸見方的牙面上，極清晰地刻上了關板橋書全部《大學》，觀者莫不嘆為神技。
走進第三陳列室，中央研究院的古文物燦爛奪目，大多為此前河南殷墟考古發掘出的文物。各種石刻、甲骨、銅鼎等，均屬罕見之物，這些可以説是我國最早的藝術淵源。
下樓走出音樂院入美術館第四陳列室，此室是雕塑、油畫的大本營。劉海粟、徐悲鴻等名家作品固然美不勝收，而張安治的“后羿射日”純為力的表現，顏文梁的“灶間”、“臥室”將光線逼真地顯露了出來，還有王濟遠的“廣西風景”，簡直是一幅陽朔的山水攝影。此外，如孫多慈的“石子匠”、呂斯百的“汲水者”均是中國美術史上的傑作。
樓上第五陳列室，則展覽現代中國書畫，凡國內知名書畫家精心作品，羅致殆盡。劉海粟的“五大夫”、潘天壽的行書，張善仔的青綠山水、徐悲鴻的“村歌”，均令人叫絕。
觀眾再拾級而上，到了第六陳列室，這裡展出的都是古代書畫作品，書法以王羲之的墨跡尺牘為最古老，繪畫則以敦煌石窟的唐畫為最早，孫過庭的“書譜”，顏真卿的“祭侄季明文”等都屬稀世珍品。五代荊浩的“匡廬”、關仝的“山溪待渡”絹本畫軸，宋郭熙的“早春圖”以及明戴進的山水，清王時敏“倣大癡山水”……也使觀眾大開眼界，直呼過癮。
相關活動
為給“第二次全國美術展覽會”助興，籌委會在展覽期間，還安排組織了一系列豐富多彩的相關藝術活動，首先是舉行了四次美術講演，先後均在中央大學禮堂：4月2日下午，歷史學家徐中舒講演，“關於銅器藝術”;4月8日下午，美術史家鄧以蟄講演“關於書畫”;4月14日下午，畫家徐紹宋講演“關於書畫”，4月20日下午，考古學家梁思永講演“關於殷墟發掘品”，這些講演引起了南京書畫愛好者的極大興趣，以致場場人滿為患。
除此以外，還舉行了兩場話劇公演，地點是戲劇音樂院。4月10日及11日晚，由國立戲劇學校師生聯合公演，劇目分別是張道藩的四幕喜劇“自救”及曹禺的獨幕喜劇“鍍金”。另外還有著名音樂大師唐學泳和蕭友梅組織了四場大型音樂演唱會：4月12日晚，由國立上海音樂專科學校師生聯合演奏;4月16日晚，由京(寧)、滬、平學生合唱及上海管弦樂隊演奏;4月11日晚，由中央大學、金陵女子文理院、金陵大學音樂系，及南京聲歌協會大合唱;4月20日，由北平燕京大學歌團大合唱，外地各來寧獻藝的團隊精湛的演出，博得了南京廣大觀眾的高度讚賞。
“第二次全國美術展覽會”于4月23日落下帷幕，據當時統計，這次美展前後參觀者多達13萬人次，是抗戰爆發前中國藝術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盛事。從展覽會的籌備會委員和審查委員藝術身份之顯赫、參展藝術家作品分量之重要，展覽規模之盛大來看，在整個20世紀，還沒有一次美術展覽會能夠超過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