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中期「履泰字號」款僧帽菊瓣梨皮朱泥壺

2018.4.20　陳宗嶽寫於台北

 

無作者款，底款「履泰字號」。

長16公分，寬11公分，高9.5公分，重340公克。

　　「履泰字號」一般認為是乾隆進士馬履泰（1746～1829）在乾隆至道光年間所使用的印章，此章在坊間最早見諸2012年12月6日北京保利國際拍賣有限公司「茶熟香溫」專拍中的「清中期彭年款石泉刻橋鈕扁燈壺」，長15.3公分，橋鈕圓蓋，圓身直流，口沿雕密緻紋飾，壺身一側書“有客到來須相飲，自稱臣是壺中仙”。蓋留「彭年」款，壺底「履泰字號」印款，流下刻“石泉氏”，此壺當時拍出92,000元人民幣。

 

　　馬履泰（清乾隆11年～道光9年，1746～1829）－仁和（今杭州）人，字叔安，一字定民，號秋藥，又號菽庵，別署藥庵、虛穀。乾隆五十二年（1787)進士，官拜御史、太常寺卿。致仕後，主講敷文書院。工詩，性瀟灑，善諧謔。博學洽聞，以文章、氣節重於時。書宗唐人，古勁似李邕。好誦晚唐詩，愛花木，嗜生果，杖履所至，望之若仙。中歲作畫，涉筆即工，蓋由學問、書法中來。山水蒼率沈厚，自言：「吾畫但能作醜樹頑石，自率胸臆，不悅時眼。」著有秋藥庵集，卒年八十四。

 

　　今日，又偶然看到一把底款“履泰字號”的紅泥腰線高燈壺(壺高：13.4公分，壺寬：16.1公分)，壺身腰線上刻有曼生“壽壽　（陳）曼生筆”，腰線下刻：“范乎而陶乎而　吾以斟酌乎而　辛丑(1781年或1841年)孟春　荊邑山人(或是荊溪人楊彭年的號)，蓋款“彭年”，這是唯一一把有紀年款的“履泰字號”壺。

　　這兩把壺都有彭年(1796～1850)款，但是再將銘文的陳曼生(1768～1822)考量進來，1781年陳曼生才13歲，不可能刻此銘文。1841年陳曼生已過世了19年也不可能親自在壺上銘文，因此這把紅泥腰線高燈壺應該是曾與陳曼生合作多年的楊彭年在1841年所製作，只是採用陳曼生的舊有字稿完成，所以銘文落款為「曼生筆」。

 

※楊彭年

　　楊彭年，字二泉，號大鵬。清代嘉慶、道光間(1796～1850)宜興製壺名手。荊溪(宜興古稱)人。彭年弟寶年、妹鳳年，都是當時製壺高手，一門俊彥皆工此技，名聞一時。當時楊彭年捨棄了乾隆時用模子製壺的方法，恢復了時大彬手工拍打成型工藝，《耕硯田筆記》說他：“雖隨意製成，自有天然風致。”故受到陳曼生的賞識，延聘至溧陽縣署桑連理館，兩人合作出一大批青史留名的“曼生壺”。另外，楊彭年也成為陳曼生學習製壺的老師。曼生過逝後，楊彭年又與朱堅（石楳，1796～1850）、瞿應紹（子治，1778～1849）、喬重禧（宜園，約1796～1840）等文人合作，創作了一大批鐫刻銘文、圖畫的名壺，堪稱一代良工。

 

※陳曼生

　　陳鴻壽(1768～1822)，浙江錢塘(今杭州)人，生於乾隆三十三年，卒於道光二年。字頌、子恭，號曼生，擅長古文辭，精於雕琢，以書法篆刻成名，其文學、書畫、篆刻樣樣精通，才氣過人。嘉慶六(1801)年拔貢，朝廷考以知縣用，分發廣東，丁憂服閡，奏留江南，署贛榆縣。嘉慶十八(1813)年曼生補溧陽縣。後擢河工江防同知、遷海防同知。道光二年以風疾卒於任所，享年五十五歲。

　　曼生好陽羨砂泥，兼美製壺之癖，案犢之暇，傳設計有砂壺十八式樣或更多，延請當時的製壺名工楊彭年等摶泥製壺，又與同僚幕客等共同撰製壺銘，“創意造型，範為茶具，藝林寶之；得其一枚，珍逾拱壁，至今「曼生壺」仍被譽為文人壺的代表作。

　　凡「曼生壺」必有銘文，至於鐫刻圖畫，在「曼生壺」的真品壺中，唯有上海博物館藏瓢提壺的壺身上刻有奇石，此應與銘文中有“煮白石”有關，屬於特例。至於將花卉、人物圖畫鐫刻到壺身者，仍首推瞿子冶與朱石楳。

 

道光年間「履泰字號」訂製的僧帽菊瓣梨皮朱泥壺

　　乾隆、嘉慶、道光年間名字上有「履泰」的名人只有「乾隆進士馬履泰」與「日盛昌票號大掌櫃雷履泰」，一般都把「履泰字號」印款認為是馬履泰，但是當官的文人馬履泰不應該會用「字號」為印款，加上一年多前看到一段文字～日盛昌票號大掌櫃雷履泰曾對東家說：「《字號》是你的，但分號是我經營布置的。你現在要用新人，那我只好把分號收回來，好讓新人重新安排。」

 

　　另在四年前，一位鑽研票號的網友游芳義先生與我討論並提出：「履泰字號」的邊紋很像票號常用的印章邊紋～回形窗格紋從內到外共三個層次組成的構圖異常精美，且雕刻細膩講究。加之上述的匹配與時間差，所以我認同「履泰字號」不應該是「堂號」而是「商號」。我以為這把「履泰字號」印款的「僧帽菊瓣梨皮朱泥壺」應該是雷履泰的訂製壺，參酌其生平，製作時間約在其創立日昇昌票號的第四年～道光六年（1826年）前後。

　　另外，「彭年款石泉刻橋鈕扁燈壺」與「彭年蓋款曼生筆紅泥腰線高燈壺」這兩把壺型，不是乾隆時期的典型壺形，有乾隆時期的繁複紋飾，但是缺了幾分盛世的大器之氣，因此應該是乾隆期之後嘉、道年間的作品。

　　這把僧帽菊瓣梨皮朱泥壺，屬於矮式僧帽壺，壺身朱泥之中顆粒累累，映照成皮殼上的灼灼寶光，是乾隆以後少見的好泥。僧帽壺做成菊瓣形更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加上朱泥成型工藝的困難，尤其此壺尚屬朱泥壺中罕見的大壺。在成型工藝上，朱泥中的梨皮顆粒有助減緩朱泥的收縮比例，但是也不利筋紋壺身的鑲接成型，因此這壺有借助外模成型。綜合以上諸多因素，確認這是一把難得的好壺。

 

「履泰字號」應該是商號

　　商人雷履泰(1770～1849)山西省平遙縣龍躍村（原細窯村）人。因父親過早去世，家境貧寒，放棄了讀書的機會，進平遙城當學徒做買賣。在平遙城內北門頭拐角，當看寶盆的把式時，被西裕成二少爺李大全閒逛時看中，請到了西裕成顏料鋪。不久便委任其為漢口分號執事，以後又調其到京都分號領班。到李大全繼承父親李文斌執掌號東時，將雷履泰調回總號，委以總經理重任。於道光三年(1823年)，創立了第一家票號——日昇昌，並擔任總經理職務，為日昇昌的發展傾注了畢生的精力。

　　「履泰字號」印章邊框符合票號的防偽設計。如何防偽，這在今天也是難題。日昇昌的匯票，由票莊自己印刷製造，一旦出現假匯票，票號就會遭受信譽和經濟上的雙重打擊，為了防止這種情況的發生，票號對匯票的印刷和安全性要求極高。當時所採用的防偽技術有密押、背書、微雕等方法，更有甚者還採用了浮水印技術。票號上的密押，類似於密碼。現存的檔案資料中，就有用“謹防假票冒取，勿忘細視書章”十二個字來分別代表一年中的十二個月。過一段時間換一次密押。而這種嚴密的防偽技術，為日昇昌創造出了一個神話：在它的百年歷史上，沒有發生過一次被誤領、冒領的現象。解決了防偽問題，才能取信於社會，創造“一紙匯票，匯通天下”的奇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