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覺得有個話題很值得討論，但是從我的專業領域似乎無從深入。偏偏如果不討論，就會在我的論證邏輯中少了一個重要環節，於是我只好先簡略地說說我的一些相關想法。系統討論只能待諸他人或將來。

一般而言，在權威層級結構中，角色位階愈往上，權力與責任就愈加重，所需要的能力也愈高，這應該是大家的常識。但是，針對某一位階，能力、權力與責任之間是否總能維持適當的對稱性，是個問題。而如果缺少適當對稱，事情就可能出問題。而尤其當位階變換的時候（譬如位階上升），能力、權力與責任是否能隨之而適度調整，使得能力、權力能堪擔當新責任，更常是問題。

位階上升，就需要更高的能力與權力，才堪承擔更高的責任。但是，人與人之間的能力差別其實常是比較有限的，主管的能力可能高於其部屬，但是，通常也就是高出一些些，譬如一個公司總經理，比小職員的能力也許就高一點點，甚至並不確定高層之人能力一定較高（特別是如果只論先天能力，而不包括後天經驗與訓練，尤然）。但是，上下層位階間權力與責任的差異幅度卻可能很大，未必與能力的差異幅度成比例。很可能是權力、責任會隨著位階上升而大幅加重，而上下層位階者的能力則未必有明顯不同。

我們不妨勉強用數字來幫助說明，譬如，課長與經理的能力差異也許是70分與80分之別，但是，經理的責任也許是課長的數倍多(其權力也許也增加了數倍，但是權與責之間的變異也未必會成等比例，這點稍後再討論）。要讓大家稍稍體會這種責任的增加，我們以實例來做些說明，好比一個軍隊班長可能必須為班裡10人的生命負責，但他如果升上連長，就要負責百人的生命，升上營長要負責五百人的生命，升上師長要負責萬人的生命。再往上，還有司令與三軍統帥等。連長、營長、師長能有班長十倍、五十倍、千倍的能力嗎？那司令與元帥又要具備什麼樣的能力？人與人之間恐怕沒有這麼大的能力差異（而比較可能是各有所長）。也就是說，能力的變異與責任的變異極有可能不成比例。（我認為，管理學上所謂「彼得原理」雖然是強調人總是上升到自己無能力承擔的位階而後停止異動，但是我懷疑這未必主要是這個人能力太平庸的問題，而更可能是因為位階上升、責任不成比例加重所帶來的問題。）

如果要使上層位階的人能承擔其加倍的責任，很可能不僅要靠其較優的能力，更要靠較大的權力，可以指揮他人來任事，來分攤責任，否則上位者很可能無法承擔起應負的責任。

在任何一個位階上，能力、權力與責任之間顯然都需要達到某種對稱的狀態，各個角色才能適當承擔其責任，否則就可能會因為能力或權力不足而出問題。

但是，能力、權力與責任很難完全量化，其變異幅度其實也是模糊的概念，每個人在實踐中也未必都能依應然、實然接筍處，適度掌握與運用它們。如果其間出現不成比例的變異情形，就很有可能出問題。最簡單而常見的情形就是被認為能力不敷所需。

譬如馬總統，一再被外界批評為「無能」，顯然就是因為他未能依人們的期待履行其所負責任。

但是，我也正想就此表示我對事情的不同觀點。我認為馬總統被歸責的程度有可能已經超過他的能力能承擔的程度，所以會讓大家感覺失望。至於他究竟是否真無能，則要看我們如何進行能力評比，是拿馬總統的能力與他所必須承擔的責任或被歸責的程度來對比，還是拿他的能力與他人做對比。如果是前者，他也許真的已經不足以履行全部被期待的責任。但是，如果我們講的是馬總統與他人能力的比較，卻未必會認為他無能。且看馬總統與他人辯論，有沒有輸過？與他人競選，有沒有輸過？那又如何說他是無能呢？

問題不僅是能力與責任兩者間的對稱問題，而還應該納入權力因素的考慮。一個人可能因為未被授予充分的權力，使他難以承擔他的責任。至於他們的能力，也許已經很難再隨著位階而有更高的提升。

我們看到，拿破崙之所以要稱帝，袁世凱總統也要稱帝，希特勒則要從首相改變為執政身分，這麼多的例子足以暗示我們，問題未必單純是權力野心，他們很可能真覺得被賦予的權力不足，使他們無法充分承擔責任。我們甚至可以做更多聯想，當年諸葛亮為什麼一定要等劉備三顧茅廬？很可能是因為如此才可能獲得充分授權，否則他就會覺得無力匡助完成大業。

問題是，權力授予與責任歸屬的變異，並不完全可依法掌控而合理配置。結構可能相當程度決定了各個因素的相對配置量，同時也預定了能否循此以擔責。

很多人可能會說，馬在第一任總統任內，是完全執政狀態，權力何其大，哪有權力不足的問題。結果卻因循瞻顧，並未能達成大幅度的改革。

但是，批評者可能忽略兩兩方面，一方面，馬總統在兩岸事務與外交上，已經佈署了他自己的棋局，大體上是可值稱道的。而另方面，在經濟與福利議題上，他嘗試要進行的改變，似乎較多挫敗，不過，他所面對的困境也的確深重。我從同情的觀點來看，認為他的挫敗其實大部分是非戰之罪。世界經濟景氣低迷與台灣對外貿的依賴太深，其實已經解釋了經濟成長遲緩的大部分原因。退休福利制度支出的不公平與巨大赤字也使一些不討人喜歡的制度改變成為必要。如何改變，舉棋難定，因為各方意見並未趨統一，經濟成長的考慮與公平正義的考慮經常衝突，而相關的判斷資訊顯然並不完全充足。

八八水災的處理難令人滿意，更使馬總統聲望鉅降。但是，這是個特別嚴重的天災，而預防或救援處理的責任也未必應該直接落在馬總統身上。民眾的歸責方式未必符合政府的分工理念，而主要是憑直覺而發。

完全執政是否就意味著權力足夠呢？馬總統在稍後再兼任黨主席，就表示至少他主觀上覺得權力還不夠。他很可能覺得他要駕馭立委並不容易，所以必須兼黨主席。即使兼黨主席，權力是否足夠，也還是難說。我們不妨想想，兩蔣掌權多少年，又牢牢掌控著軍權，才能穩固掌握國家權力。短期民選產生的文人執政者的權力，其實是相當虛幻的。

特別是，民主化的時代，執政者的權力已經被高度分割、限制，他的權力是否真有我們一般人想像的那麼大呢？特別是相對於他所需要動員的人與資源而言，他的權力是否充足，至少是我們一般人所難確定的。一般人只想著：你的權力最大，你就該負全責。但是，權力最大並不等於有足夠的權力。尤其隨著民主化而權力縮小的幅度，與民主化所激發的民意期待的責任增幅相比，很可能是極不成比例的。可惜，這無從通過經驗研究而以量的數據來顯示，所以缺少說服力。

但是，我高度相信，一旦經驗研究結果出來，很可能答案是驚人的。也就是說，民主化所激發的民意期待的責任增幅大得難以想像，而因民主化而使權力縮小的幅度也很驚人。兩相對比，執政者的為難程度也就會很驚人。

但是，很少人會關注這個問題。人們習於期待執政者，並不覺得自己的期待有什麼過分的問題。更不會去衡量執政者所掌握的權力愈趨縮減的問題。當然，人民也不會在可行使民權的時候，特別去考慮要維護執政者的充分權力的問題。

總之，我這裡所討論的是我認為很可能已經發生的變異情形，但是由於實際缺少這樣的研究結果，所以這只能是我個人的推論。假如我的推論屬實，那就意味著我們可能對馬總統期待過多、過苛，而又並未授予他足夠的權力條件。所以，儘管馬總統個人的能力條件已經比一般人要優秀，但是合併考慮他的權力條件，仍然難孚強大的民意期待責任所需。

我不是在暗示我們應該授予馬總統更大的權力，而是在強調，我們在評斷的時候，應該考慮這種變異不對稱的可能性。我特別想說，責任的增加，可能是等比級數，甚至是指數級數，而權力的增加卻可能只是算術級數，而且還有可能是負成長。至於馬總統的能力，也許終究還不算是天才，所以縱然優秀，也難孚期待。

以上的討論，雖然牽涉到對馬總統的評斷，但是這種能力、權力與責任不對稱的問題，可能是普遍的問題，任何執政者或其他主管都可能面對這樣的困擾。所以，這應該是個值得管理學與行政學深究的研究主題，也是一般人都該關心的議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