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民運人士王丹先生近日的臉書貼文談到美國對斯大林的信任。他說到： “原美國國務卿季辛吉提到: 美國總統羅斯福對人性善良的看重，掩蓋了分析觀察。他把斯大林視為叔叔伯伯輩的朋友，而不是極權主義的獨裁者。季辛吉分析說：美國人...的心態是：克裏姆林宮的現代老板本質上是愛好和平的溫和派，需要援手以克服那些頑固的同僚，這種情結到了後共產主義時期還存在，首先是戈爾巴喬夫，接著又是葉利欽。... 對中國, 美國總體上來說，還是寄希望於最高領導人的開明與善意。沒有什麽比這樣的心態更危險的了。” 類似的語調其實也常常出現在討論美國對中國的政策上（認為美國太相信中共）。“

我看到這樣的文章，會陷入很深的困惑。事情似乎有兩種可能性。一種是王丹文章所顯示的：美國過度相信斯大林、相信中共。另外一種是：這種信任其實是有積極意義的。基督教教義強調信望愛，「信」是很重要的一種心態。因為信，所以最後能夠讓事情成功。我對「信」的積極作用是持肯定看法的， 即使我也認為美國可能對中共、對斯大林過度信任。長遠來說，也許這種信任（即使過度）也仍然有積極意義。

王丹先生所批評的「過度信任」，與我所肯定的「信」的積極力量，可能各自有部分的真理。而真正需要辨別的，不是「應不應該相信」，而是：

我們究竟相信什麼、相信誰，又準備讓自己為這份信承擔多大的風險？

較謹慎的看法可能是：信任可以是道德上的主動選擇，卻不能代替政治上的風險判斷。尤其國家面對極權政權時，最恰當的態度不是「不信任」，也不是「相信到底」，而是「保留善意，依據行為，有限合作，隨時驗證」。

一、信任確實可能創造它所期待的世界

肯定「信」的行動原則，並非沒有道理。信任不只是對既有事實的判斷，也可能是一種具有創造力的行動。

在人際關係中，一個人如果始終被當作壞人、防範對象，他可能真的愈來愈敵視他人；相反地，如果有人給他尊重、空間與信任，他也可能因此產生責任感，努力成為值得信任的人。

國際關係中同樣存在這種機制。兩國如果都假設對方必然邪惡，便會加強軍備；對方看到其擴軍，又更確信敵意存在，最後形成「安全困境」。在這種情況下，主動釋出有限善意，確實可能打破敵意的循環。

所以，信任並不只是幼稚。它可能是一種：

降低敵意的訊號；

促成合作的起點；

給對方溫和派更多空間的手段；

避免自我實現預言的努力。

若所有國家都堅持「對方沒有先改變，我就絕不表示善意」，許多和解根本不可能開始。二戰後法德關係的轉變、冷戰後期的軍備控制，以及不同程度的國際制度合作，都包含某種「先冒一點風險」的成分。

因此，對「信」的積極作用予以肯定，我認為是重要而且必要的。完全排除信任的政治，最後只剩下恐懼、監控、威懾與軍備競賽。

二、但是，信任也可能被利用

問題在於：信任具有創造力量，不表示每一次信任都能改變對方。

一個願意反省、重視名譽、受到規範約束的人，可能因為被信任而變得更值得信任；但一個把欺騙視為正常工具、又不受內部制衡的統治者，卻可能把別人的信任理解為軟弱和可利用的機會。

這裡必須區分兩種完全不同的作用：

信任→責任感→合作

也可能是：

信任→降低防備→被利用

究竟會走向哪一條路，不能單由信任者的善意決定，也取決於對方的制度、利益、價值與權力結構。

這正是國家政治與一般人際關係不同的地方。個人信錯了朋友，主要由自己承擔代價；國家領導人如果信錯了敵對政權，代價可能由數百萬人、盟邦甚至後代承擔。因此，政治領導人不能只問：「相信是否比較高尚？」還必須問：「如果判斷錯誤，後果是否可以承受？」

三、相信人民、相信領袖與相信制度，不是同一回事

討論美國是否應該相信中國，經常犯下一個概念混淆：沒有先說清楚「中國」指的是什麼。

至少有三種不同對象：

相信中國人民具有追求自由、尊嚴與正常生活的願望；

相信某位中共領導人可能比較溫和或務實；

相信中共體制本身會因接觸、貿易與國際整合而逐漸自由化。

第一種信念，我認為仍然應該保留。否則便容易把中共政權與中國人民完全等同，最後走向對整個民族的敵意。

第二種可以作為有待驗證的假設，卻不能作為長期政策的基礎。領導人的意圖可能改變，人也可能被權力結構重新塑造。

第三種則需要最審慎的檢驗。過去美國對中政策較大的誤判，未必只是「相信某個中國領導人善良」，而是相信經濟發展會帶來中產階級壯大，市場化會帶來法治，國際整合最終會促使政治自由化。這套推論並非毫無根據，但它把一種「可能性」逐漸當成了「歷史必然性」。

結果是，中共吸收了市場、科技與全球化帶来的力量，卻沒有按照西方期待完成政治轉型；反而在習近平時代，把這些現代化成果轉化為數位監控、軍事擴張與更強的國家控制能力。

所以，問題不在美國曾經「給中國機會」，而在美國是否太久沒有根據反面證據修正自己的假設。

四、羅斯福相信斯大林，不宜只解釋為愚蠢

王丹先生引用的批評有其道理，但如果把羅斯福的政策簡化為「把斯大林當成善良叔伯」，也不夠完整。

當時美國與蘇聯的合作有非常具體的戰略背景：必須擊敗納粹德國，也希望蘇聯參與對日作戰及戰後國際秩序。美國國務院的歷史資料顯示，羅斯福並非完全不知道蘇聯對東歐的野心；他真正抱持的希望是，滿足蘇聯部分合理安全需求、把蘇聯納入聯合國體制，或許可以使其成為較負責任的國際參與者。

這個期待後來部分落空，尤其東歐付出了極大代價；但它並不等於羅斯福毫無戰略考量。問題在於，他可能低估了斯大林對東歐控制的決心，也高估了個人交往和國際制度改變蘇聯行為的能力。

這裡可以區分兩件事：

與一個殘酷政權合作，不一定表示相信它善良；

因為必須合作而淡化其本質，則容易演變成誤判。

羅斯福既有戰時合作的現實需要，也有美國式樂觀主義。兩者是混合在一起的。

五、季辛吉的問題，也不只是「明知故犯」

季辛吉確實看得懂美國外交中那種把希望寄託於外國領袖個人開明的傾向。但他本人長期接近中共，未必主要出於信任；反而更接近另一個極端：他不太在意中共是否善良，只在意權力平衡、國家利益與大國秩序。

季辛吉聯中制蘇，並不是因為相信毛澤東或周恩來會轉向自由民主，而是因為中蘇分裂提供了牽制蘇聯的機會。這在冷戰戰略上有其合理性。後來他對北京長期友好，其中也混合了現實主義、大國崇拜、個人關係及商業利益。

因此，王丹說季辛吉「什麼都清楚，卻照樣逢迎中共」，具有一定的道德批判力量；但如果從政策分析來看，還要再區分：

有些人親近中共，是因為錯信其善意；季辛吉親近中共，卻可能正因為他認為善惡不是外交的中心問題。

這兩者都可能造成對中共壓迫本質的淡化，但思想路徑並不相同。

六、過去對中國的信任是否仍有長期積極意義？

我認為：有，但不能因此否認它的重大代價。

美國與西方世界曾經給中國的信任與開放，至少產生了幾項積極後果：

使中國民眾接觸外部世界，形成一部分新的社會與思想資源；

促進中國經濟成長，改善許多人的物質生活；

讓中共不能把所有國內困境都歸咎於西方封鎖；

證明西方曾經給過中國融入既有國際秩序的機會；

為未來中國可能的政治轉變保存了一些制度、知識及人際連結。

換句話說，這段接觸史至少駁斥了一種說法：中國之所以走向對抗，是因為西方從未接納中國。事實恰恰是，西方曾經大規模接納中國，只是中共最後選擇利用全球體系強化自身權力，而不願接受相應的政治規範。

但這份信任也付出了沉重代價：

幫助中共取得資本、技術與市場；

讓西方企業利益逐漸牽制民主國家的政策；

使中共得以強化軍事、監控與統戰能力；

讓台灣及中國異議人士的警告長期被忽視。

所以，不能籠統地說「即使信錯了，長遠仍然是好的」。比較準確的說法應是：

那次信任並非毫無價值，但信任者沒有及時設定界線、檢驗結果和停止損失，因而使善意的一部分轉化成了對方擴張權力的資源。

七、王丹對「今天美國」的判斷已經過度概括

王丹說，美國今天「總體上還是寄希望於最高領導人的開明與善意」，這個說法用來描述過去某些時期頗為準確，用來概括當前美國政策則已不十分符合事實。

美國近年的政策已明顯轉向制度性防範：限制敏感投資與科技流出、重整供應鏈、加強印太軍事部署，並將中共的軍民融合、技術取得及經濟脅迫視為國家安全問題。現任美國政府的官方文件甚至直接把中國列為「外國敵對力量」之一，要求敏感領域的投資限制必須以可驗證的安全條件為準。白宮投資政策文件

今天美國的問題，已不完全是「太相信中共」，而可能是另一個問題：在高度競爭與不信任之下，如何保留必要溝通，避免誤判和戰爭。

八、基督教的「信」，並不等於取消辨識能力

基督教的「信望愛」，非常有啟發性。但神學意義上的「信」，主要是對上帝、真理與愛的信靠，不能直接推導為對所有掌權者的無條件信任。

愛可以要求我們不把對方永遠定罪，卻不要求我們把武器交給正在威脅我們的人；寬恕可以取消報復，卻不必取消警戒；盼望對方改變，也不等於預測對方一定會改變。

甚至可以說：

真正成熟的信，不是因為看不見黑暗而相信；而是看見黑暗以後，仍然不放棄改變的可能，同時拒絕讓黑暗任意傷害無辜者。

這就把信仰倫理與政治責任結合起來了。

我此處的結論性看法是：信任應當是一扇可以打開的門，卻不應拆掉整座城牆。

對中共最適當的態度，可以概括為四句話：

不預設它永遠不會改變；

不假定它必然會因善意而改變；

對善意給予相應回應；

對欺騙與擴張保留足夠制衡。

因此，我與王丹的觀點未必互相排斥。王丹提醒的是「不可把願望當作現實」；我提醒的是「不可因害怕受騙，就消滅信任所能創造的可能」。完整的政治智慧，正是把這兩者放在一起：

心中保留希望，制度上準備最壞情況；願意給對方改變的機會，卻不拿無辜者的安全作為信任的賭注。

上面的討論比較是針對美國對中政策做出的討論。那麼，台灣對中國、中共又應該持什麼樣的態度呢？

台灣方面是否也應該對中國、對中共保持一定程度的信任？還是應該保持強烈的懷疑態度？台灣藍綠兩個陣營的1態度，顯然在此截然不同。藍營傾向信任中國、中共，綠營則強烈質疑或否定。何者較妥當或較正確？

毛澤東有句名言”戰略上藐視，戰術上重視"。我只能部分同意這個說法。把戰略、戰術做簡單二分，其實就已經有問題。由此區分藐視與重視，也太簡單化。不過，這種思維模式仍然有參考意義。也許我們可以稍作修改：長遠觀點看、總體地看，不妨傾向相信；而現實上則不妨更多質疑。特別是參考兩蔣的中共政策，顯然兩蔣在現實上是強烈質疑中共的。但是，兩蔣對中國，又顯然更多是信任與肯定。

相對於兩蔣，我對中國其實沒有那麼多的肯定評價。不過，無論如何，長期來說，兩岸之間不宜敵對。保持兩岸關係和諧，應該是對台灣較有利的選擇。基於此，區分中共與中國，就是非常重要的原則。總之，我以為：對中共，現實上不妨多些質疑。雖然我並不認為中共從根本上就是一場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