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共討論中，我們有時候會聽到一種呼籲：鼓勵「理性溝通」。然而，真正在意的人似乎沒有那麼多、那麼時時被提醒。而且，一些看似要求理性的聲音，實際上指向的卻是一種其實並不相同的東西——理想溝通。這兩者的混淆，可能也是華語公共空間溝通屢屢失效的核心原因之一。所以，這裡需要先做個概念釐清：理性溝通不是理想溝通。

理性溝通不保證彼此善意，不承諾情緒舒適，也不必然導向共識；它強調一種基本要件：要求：爭議能否停留在可被檢驗、可被指出錯誤的位置上。但是，這卻未必是一種低限要求，因為一旦這個最低條件被取消，所有「對話」恐怕都只剩下立場宣示與情緒動員。

一、從「讓人不舒服」到「你不理性」：概念的第一個滑坡

在不少華語語境中，「理性」往往被默認為一種情感與關係倫理：說話是否溫和、是否顧及對方立場、是否避免傷害群體感情。於是，一個危險但常見的偷換發生了：只要讓人不舒服，就被視為不理性。

然而，理性溝通本質上是一種認知規則，而非道德姿態。指出推理錯誤、概念混淆、詮釋偷換，本來就不可能總是令人愉悅。若「不冒犯任何人」被視為理性的前提，那麼理性本身就已被事先解除武裝。

二、案例說明：三個典型「轉向」，如何讓理性對話當場失效

以下以一次實際的公共討論為例。當我撰文指出：「以極端言論指控整個陣營，是一種認知偷懶」時，回應者並未直接討論此命題是否成立，而是出現了三個高度典型、且在華語公共空間反覆上演的轉向。

轉向一：從「命題」轉為「人格」

原命題是：是否可以合理地用極端言論概括整個群體？

回應卻變成：「這本來就是你最擅長的事。」這不是反駁，而是定性。它將「你說的話是否成立」轉換為「你是什麼樣的人」，這會使討論立刻失去可檢驗性。

轉向二：從「論證」轉為「動機審判」

當我轉貼異議影片，意圖在於補充被忽略的現實面向，回應卻是：你不查證、你信以為真、你代為傳播、你在指斥整個社會。

這類指控看似嚴厲，實則高度省力：它不需要指出哪一段資料錯誤，只需假定對方動機不純。

一旦動機被定罪，證據就不再是需要共同檢驗的對象，而只是「敵對陣營的工具」。

轉向三：從「具體主張」擴張為「整體定性」

討論的是某種論述方式的問題，卻被改寫為：「你坐在書房看影片」，然後「你就說萬惡共匪」。

這一步完成了最後的抽象化：所有細節被抹平，所有語境被取消，只剩下一個可供攻擊的形象。

至此，討論已不可能回到命題層次。

三、真正的關鍵不是誰比較理性，而是是否承認「理性規則」

上述三個轉向，其實指向同一件事：拒絕承認理性溝通的最低規則。

理性溝通至少要求：主張可以被準確重述、反駁必須對準命題、錯誤能被具體指出。

當討論者改以「你有惡意」「你在攻擊」「你心理不正常」來回應不同意見時，並不是他們比較情緒化，而是他們根本沒有進入理性溝通的軌道。

四、為何這種失效在華語公共空間特別常見？

這並非任何民族的「本質缺陷」，而是長期結構條件的結果。

在高度政治化、陣營化的語境中，溝通常被視為一種忠誠與立場展演，而非認知檢驗。因此，指出錯誤等於站錯邊、批判結構等於攻擊群體、拒絕動機審判等於不願溝通。

溝通摩擦不被理解為方法問題，而被迅速兌換為群體對立與道德仇恨。這正是公共理性長期貧弱的重要原因。

五、結語

為什麼我們必須堅持「不理想」的理性溝通？理性溝通之所以重要，正因為它不理想。

它不討好任何陣營，不保證和諧氣氛，也不承諾彼此理解；它只是讓我們在最壞的情況下，仍然能夠指出：哪裡是主張，哪裡是推理，哪裡是錯誤。

一旦我們把「感到被冒犯」等同於「對方不理性」，一旦我們允許用動機審判取消命題檢驗，那麼公共討論所剩下的，就只會是彼此消耗，而非彼此修正。

理性溝通不是理想溝通。但沒有它，任何理想，都只會停留在口號。

我會一再提倡理性溝通原則，因為我認為中國社會已經因為缺乏理性溝通而影響發展，廣大中國人已經因此而被折磨了很久。中國人的才智不遜於其他族群，但是，文明發展卻長期落後於人。我認為缺乏理性溝通習性是非常關鍵的影響因素。從現在開始重視理性溝通、積極培養理性溝通習性，雖然有點遲，但還是有積極而重大的意義。重要的是，大家願意誠心開始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