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路上時不時會看到有人說：「民進黨也在向共產黨學習。」更難聽的說法則是所謂「綠共」。

每次看到這類說法，我都覺得有必要把一個基本觀念講清楚：批評民進黨可以，但把民進黨與中共並置，是概念上的錯亂。

為什麼？簡單說，是因為中共的壞至少有兩種很不同的來源；而混淆這兩者，就看不清我們真正應該努力的方向。

一、中共有兩種不同層次的「壞」

（一）第一層：源自人性的壞（較具普世性）

無論在哪個國家，人都有貪腐、濫權、護短的傾向：美國、韓國、日本都有政客貪污；民進黨、國民黨都有政治人物涉案；民間企業也有內部黑幕。

這種壞不是「中共獨有」的，而大體可說是所有人類都有的弱點。因此，看到某政黨貪污，就說他「在學中共」，既不準確，也看不到問題核心。

（二）第二層：源自體制的壞（結構性的惡）

而真正可怕的是第二層 —— 制度如何分配權力與其他資源，又如何約束人性。

中共的壞之所以危險，不只是因為「人性壞」，而是因為它的制度：

權力不受監督

沒有獨立司法

媒體不能揭黑

反對者不能發聲

沒有政黨輪替

一切錯誤都不能討論

這些機制讓「人性的壞」被無限放大、制度化、永久化。這不是某個人壞，而是整個體制促成，乃至強迫你壞。

這點才是中共與民進黨最大的分野。

二、民進黨有問題，但不是「在學中共」

民進黨當然不是完美政黨，有貪腐、有派系、有傲慢，甚至對在野黨、異己者有敵意。這些都應該被批評。但把這些問題說成「在學中共」，其實是概念錯位。

民進黨做不到也不敢做到如下的幾點：完全控制法院；關閉媒體、禁止報導；監管企業、學校、宗教；禁止人民出國；抓捕反對者；廢除選舉、廢除言論自由。

因為在民主制度中，政黨是站在體制之下受監督的，不是站在人民之上。

你可以罵民進黨，但你不用冒著被消失、被審查、不能出國、不能投票的風險。

這就是體制的差異。

三、真正該擔心的不是民進黨，而是體制能不能持續約束權力

有人說：「民進黨也會腐化！」沒錯，所以更需要討論的是：如何提升監督、如何減少行政權濫用、如何防止政黨利用資源、如何讓媒體更透明、如何讓司法更獨立。這些都是體制層面的課題。

民主制度的價值不在於「哪個黨好」，而在於它提供換人的能力、換政策的能力、揭露弊端的機會、批評權力者的自由、制衡與糾錯的機制。

中共最可怕的不是貪腐，而是貪腐無法循正常管道被指出，也無法被自動修正。中共的唱紅打黑、肅貪，主要目的是在維護權力，中共這個統治政權的權力，和最高統治者的權力。所以，打黑、肅貪往往是高度選擇性的操作。

如果民進黨做得不好，四年後換掉即可（有人抱怨說，我想換掉它，卻換不掉。這問題比較是在你可能是少數，而少數必須服從多數）。而如果中共做得不好，你卻不能公開說。當然，有人還是說了，不過付出的代價往往不是一般人能夠承受、願意承受的。

所以，中共與民進黨兩者不能相提並論。

四、評比時的主觀性

有些人批評民進黨政府，說法是：你說中共不好，民進黨也沒比較好，甚至更壞。

這裡，我稍稍說一下這種印象式評比的主觀性問題。主觀性的根源至少有兩方面。一是「山近月遠覺月小」的認知偏誤。也就是說，因為身在台灣，對台灣的弊病就更有感，情緒反應也就越強烈。而且，以藍營來說，可能特別容易感受到綠營對自己的不滿或敵意。

反之，中共可能政策上正在優惠、籠絡台灣人（當然，越是認同者，越容易被喜歡），所以，感覺和在台灣反差會很大。

再一個影響因素可能是人們日常產生印象的途徑，往往是對個案的感受。譬如對柯文哲案不滿的人，對民進黨政府就非常反感。或者，同情陸配的人，看到有陸配被遣返，也會特別痛恨民進黨（儘管被遣返的理由其實並不是因為她們是陸配）。

但是，制度的惡往往是在大面積上對廣大人群起的作用。印象式的評比，很可能會放大人們對少數個案的情緒反應的作用。對於因為制度而對廣大人群造成的痛苦，我們卻比較少直觀感受。從而，最後得到的評比印象，很可能並不公允。只是我們並不會自己去審查這種不公允。

制度的惡實際上並不只是在大面積上起作用，它同時也因為是整套的措施，對行動當事人所形成的壓力比較是來自多個不同層面，具有加乘效果，所以特別難以抗衡。

五、結語

在人性與體制之間，體制除了可以獨立於人性對行為產生影響，而且它還可以影響人性如何開展。人性其實有寬廣的開展可能性。也就是說，同樣一個人，因為不同的成長經歷、不同的生活環境，表現出來的品性也可能大不同。邱吉爾其實少年時表現出諸多「不端」品性，但是，最後他被認為是一個時代的巨人。海倫凱勒兒童時期也非常暴躁、任性，最後卻成為殘障者的道德典範。

而在中共的統治下，即使是像劉曉波這種人，得了諾貝爾獎卻連領獎的機會也沒有。他不但被以顛覆國家罪入獄至死，而且還有人批評他：行為是為自己謀名利；...若他真的得獎，那真是像吞下一隻蒼蠅這麼噁心。

總之，中共統治下的中國社會，並不鼓勵人性向善，而是朝向鬥爭，朝向表現出人性惡。

最後，容我試著用一句話來總結：中共的壞，是體制放大人性的惡；民主的壞，是人性偶爾突破體制。我們要維護較佳的體制，時時去修正體制，而不是把所有問題歸給政黨。

與其指責「民進黨在學中共」，不如問：我們如何讓台灣的民主體制更強、監督更好、人性更容易向善？

這才是決定台灣未來的真正課題。

按：

嚴格來說，“體制”很可能只是“結構”的某個重要層面，但並不是其全部。我以為，中國社會的專制體制相當程度是文化傳統的延續。這種傳統已經滲透到人們的價值與行為習性中，而影響人們對專制體制的態度。具體來說，人們習於人際之間的尊卑差序與威權強制式互動模式（包括對順從行為給予價值肯定與對個人主義行為模式的反感），這很可能是形成專制體制的思維基模。這種價值觀、思維基模，就未必是「體制」的屬性，而比較是「結構」的環節。

中國人能夠接受專制統治，相當程度就是因為這種「結構」（專制體制及與之相應的價值觀、思維基模）是幾千年的傳統。人們習以為常，甚至容易對其他的體制型態感覺不安、不信任。

但中共的統治，不只是專制體制，而是進一步的極權體制（至少是有強烈的極權傾向，是要走向社會全控的統治模式），是集體主義的思維。這和中國傳統並不完全相同。

也許還有一點值得特別指出。在兩岸之間，其實有相近的文化傳統（這比較是結構的面向，而非制度的直接屬性）。換言之，如果文化傳統讓中國人習於人際之間的尊卑差序與威權強制式互動模式，那麼，台灣民眾其實在這一點上會有相近的習性。很可能台灣民眾的這種習性已經比較淡化，但畢竟和現代西方人還有些差距。這很可能讓台灣民眾的行為模式無形中又較貼近共產中國社會的集體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