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剛從日本回到台灣，心情還滯留在旅遊行程帶來的諸多感觸中，一時難以恢復。

秋天的日本鄉野，很美！山是彩色的，紅黃綠相間，如同一幅幅的大畫，鋪開在眼前。到了更高的地方，還可以見到剛剛落下不久的白雪。立山此時的雪景和阿爾卑斯山區的少女峰給我的感覺，略相彷彿。

台灣人很多都哈日。這點其來有自。日本的自然景觀固然美麗，但是，經過人為的維護、經營，更是處處美景。鄉間村落也往往雅緻，讓人喜歡。有同遊者忍不住就問起來日本（鄉間）買房子住的可行性。

對日本的好感，很可能還不止於其美麗的外在。日本人的禮貌、謙遜，至今還是那麼顯著。飯店服務員送我們的遊覽車離去，她不斷鞠躬、揮手，直到再看不見彼此。領隊也提到，對於台灣在日本三一一震災後約一週就捐出了二百億日元捐款，日本人深深感激，至今猶時時對台灣表示感恩，並求有以回報。而他們這種態度，其實也會讓台灣人感覺受用。

這次遊日本，很少遇到大陸遊客。而且，彼此相遇，也顯得冷漠、隔閡。同屬華人，關係冷漠一至於此，讓人感慨！

也就在旅遊的興奮中，我同時也感慨地浮想著中日台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又想到華人對日本的兩極化情感：一些人痛恨日本，一些人崇拜日本。台灣人對日本大體是崇拜或樂於親近。但是，同樣也有些台灣人仇恨日本。中國大陸民眾雖然顯性表現仇恨日本，但是，其實，大陸民眾中也有不少人崇拜日本，甚至移民日本。我們也不妨回想得更遠些，清末的中國人，特別是在甲午戰爭以前，恐怕也有很多人崇拜日本。也就是說，其實並不只是今天的台灣人會崇拜日本。

本文無意鼓吹親日或崇日的情懷。但是，我對華人看待日本的兩極化態度頗不以為然。我以為，那不是理性的態度，而且不利於中國的發展。這種態度本身需要被反省、檢討。這裡，我打算試著分析華人（台灣民眾也包括在內）對日本的看待態度。

一、 情仇的矛盾根源：失落的「宗主」幻覺

華人社會對日本的情感，歷來極為複雜。既有鄙視、嫉恨，也有羨慕、崇拜。若要尋找這種矛盾心理的核心，我們必須回到一個深層的文化結構——「尊卑情結」。

中國長期自居為「天朝上國」，以文明之宗主自許。這一意識並非個別傲慢，而是一種文明的自我中心結構。當日本在唐宋時代派遣遣唐使、模仿中華制度時，這種「宗主」優越感更被鞏固。然而，歷史的逆轉出現在十九世紀後：中國衰敗，日本崛起，昔日「弟子」反客為主，不僅在甲午戰爭中擊潰清國，甚至在日俄戰爭中擊敗白人列強。這種顛倒了千年尊卑秩序的現實，是許多華人心理難以承受的侮辱。

因此，對日本的仇恨，其實不僅是政治與軍事的結果，更是心理結構的崩解。中國人恨的不是單純的侵略者，而是那個「不該凌駕於我之上」的「小國」。這種「被侮辱的尊嚴」比物質損失更難撫平，也使得對日本的敵意呈現出異乎尋常的情緒強度。另外，我猜也有些人在想像中把日本人高大化了，或者想像著日本人都居高臨下俯視中國人、華人。因此，也更容易仇恨日本。事實上，日本人歧視中國人，這很可能只是極少數。大多數日本人，謙遜成習。我以為，即使是在日本侵華期間，俯視中國人的態度其實也只是極少數。而誇大了日本人的這種歧視姿態，會讓中國人更仇恨日本。

二、崇拜的另一面：強者崇拜與秩序投射

但矛盾的是，許多華人又深深被日本吸引。這種吸引，一方面源於對強者的本能崇拜——日本能在現代化競賽中勝出，實現了中國知識人長久夢寐以求的「富國強兵」。另一方面，日本的社會秩序、禮貌與紀律，也觸動了華人對「理想秩序」的想像：那是一個沒有腐敗、沒有亂象、人人守規矩的世界，恰恰彌補了現實中國的缺憾。

這裡存在一種心理轉移：華人對自身文化理想的失落，被投射到日本之上。當中國社會的「禮崩樂壞」無法修復，人們便轉而讚美日本的「守禮」、「敬業」、「乾淨」。這種崇拜不全是理性的學習，也帶有一種潛在的自我否定——在日本的秩序中，看見自己文明的鏡像與失落。

更複雜的是，對於曾受日本統治的地區（如台灣、滿洲、韓國），這種情感還摻雜著「斯德哥爾摩症候群」式的認同：被統治者在長期壓制下，反而對統治者的秩序與效率產生依附。這既是心理防衛機制，也是一種文明屈從的延伸。

三、情感反轉：從崇日到恨日的心理補償

當崇拜日本成為一種「政治不正確」或「背叛民族」的象徵時，許多人又從極端的崇日轉向極端的恨日。這並非純粹的愛國轉化，而是一種自我清洗的心理過程——對曾經崇拜「敵人」的自己感到羞愧，於是以更激烈的仇恨來補償。

這種情感反轉的現象，類似宗教的懺悔：罪人為了重獲純潔，必須先否定過去的自己。從親日到反日的轉折，往往伴隨著「再民族化」的狂熱，甚至把理性批判日本的人都視為「精神殖民」。這不僅是政治表態，更是一種文化潔癖——害怕自己被外來文明「污染」。

四、尊卑結構的文化困局：日本只是鏡子

事實上，華人對日本的情與仇，只是對外在世界不平衡心態的一面鏡子。這種不能持平看待「異己者」的傾向，源於華人文化長期以「中心—邊陲」模式來理解世界。凡在中心之外者，要嘛被輕視，要嘛被理想化。這種二元化思維，導致華人難以以平等、理性的心態看待他者，也難以真正學習他者。

日本之所以成為最典型的案例，是因為它曾在文明層次上與中國最相近，卻又最成功地脫離了中國模式。它不僅是「叛徒」，更是「超越者」。而「被超越的宗主國」心理，正是華人世界至今未能消化的創傷。

我另外還有一層較大膽、另類的想法，我以為，日本人其實也長期崇拜中國。至少，這很可能是早期日本人的典型心態。而當中國南宋末，經歷了崖山之役，許多日本人（知識菁英）很可能還為中國的悲劇命運感傷。清末，部分日本人協助中國知識分子反清，很可能有協助中國重新站起來的想法。只是，中國的表現卻一再讓人失望。有些日本人大概因此產生了心理轉變，開始輕視中國。他們也許並沒有完全放棄協助中國站起來的思維，卻是準備以日本主導的模式來進行。日本侵華，可能有多種涵義。其中未必沒有一絲善意。所謂「東亞共榮圈」的說法未必沒有一絲真意。只是，歷史曲折迂迴，最後的結果是中國仇恨日本，多少年都難以忘懷。而且，還因故又被再度激化。

五、結語：從平等開始的文明對話

若要化解這種情仇糾結，中國人必須先從文化心理上解除「尊卑情結」。這並非要求忘卻歷史，而是要用平等與理性取代優越與怨恨。唯有如此，中日關係才能真正進入成熟階段——不是誰學誰，也不是誰領導誰，而是互為鏡照、共為現代文明的同行者。

對日本能持平看待，意味著中國文明開始有自信地面對世界，也有能力重新定義自己的價值。不再以「天朝」自居，也不以「受害者」自憐，而是以一個平等文明的成員，與他者對話、共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