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看似服從，其實服從的並不是規則、原則、制度，而是「人」。這種文化現象在歷史與現代都有深刻的影響，也直接解釋了為什麼在某些情況下看似「很聽話」的集體，到了需要大規模合作的時候，反而顯得極為鬆散、低效、甚至混亂。

一、不是服從命令，而是服從「誰下的命令」

中國傳統社會強調人際關係結構──父子、君臣、師徒、主僕，這些都不是根據抽象規則來建立，而是根據身份、親疏、上下之別。於是，「聽話」不是因為你講的話有道理，而是因為你是我爹、我主公、我老闆。

這造就了一種人格化的服從模式：

只聽我認的那個人（領袖）

不管原則，只講義氣、關係、忠誠

命令的效力不來自規則，而來自人

這樣的文化特徵，在面對小團體或私人關係時可能有效，但一旦規模放大，服從對象多元、指揮層次複雜，問題就出現了。

二、軍隊最能看出「人格服從」的問題

西方的制度型服從：

以艾森豪將軍指揮諾曼第登陸為例──他能協調來自美、英、加等國數十萬人、數千艘艦艇與飛機的行動，靠的不是人格魅力，而是高度制度化的軍令系統與跨軍種協同程序。人們服從「計畫本身」、「作戰原則」，而不是服從艾森豪這個人。越是龐大的集體，就越需要這種制度型服從。

中國的領袖型服從：

反觀中國歷史，無論是抗戰時期、軍閥時代，甚至解放軍早年，「人盯人」式的服從仍然是主流。例如：軍閥們只忠於自己的老闆，不聽中央指揮；軍隊之間缺乏協同，彼此防備多於合作；高層內鬥延伸到軍中，一令多解，甚至互相殘殺。

抗戰時期中國軍隊內部「自己人打自己人」的事件，屢見不鮮。不是不服從命令，而是「命令出自誰」才是決定因素。

三、為何制度服從難以建立？

這背後其實涉及文化與政治傳統的深層因素。這包括權威人格化的傳統：傳統儒家文化中，「君父一體」式的上下關係深植人心，使得權威總是依附在具體人物身上，而非制度之上。法律與制度的非中立地位：中國歷史中，法令往往是統治工具，而非保障公共秩序的中性原則，人民學到的是「看人行事」、不是「依法而行」。缺乏公民意識訓練：長期以來，國民教育重人情而輕規則、重忠誠而輕原則，這使得人們在面對集體行動時，難以形成自律與協同。

四、這種服從模式的危險性

表面上服從、實則混亂，是人格服從最大的問題。它容易導致以下後果：一旦領導者垮台，系統立刻失靈；多個領導之間難以整合，各自為政；缺乏制度訓練，難以建立真正的合作秩序；在外部壓力或危機中，內鬥大於抗敵。

我們看到的不是「缺乏紀律」，而是錯置的紀律：有紀律，但只對特定對象──而非對整個系統或任務本身。

五、今天的中國，也仍然面對同樣問題

在今日的中國社會與政治體系中，這種「對人不對事」的服從依然根深蒂固：官場講的是「聽誰的」而不是「按照規章」；職場上人們看的是「你是誰的人」，不是「你是否對事有貢獻」；軍中講的是「核心」與「絕對忠誠」，而非任務導向、專業協同。

這種文化即使在高科技與大國夢的包裝下，也無法真正推進制度化、現代化的治理與行動力。它終究會成為阻礙中國邁向現代社會的無形鎖鏈。

結語：制度的服從才有未來

中國的問題，不在於人們不願服從，而在於服從的對象主要是人，是特定人。也可以說，對中國人來說，權威只繫於具體的人，而很難繫於抽象理念。這就限制了服從的範圍。

當我們學會服從原則、程序、公共利益，而不是服從某個人、某個「領袖」、「大哥」時，才有可能走向現代社會真正的合作與秩序。

按：

中國社會的大集體，很難表現出良好、有高效能的集體紀律，很可能主要問題就是出在上述這種服從的特質。而且，這種特質背後很可能關聯到更一般性的態度問題，可能涉及一般中國人對抽象規則的態度。一般中國人重視直覺、直觀感受，對抽象規則較缺少感受性。抽象規則往下傳達，底下會演變出各種極不同的實際操作。從而，整體來看，就可能顯得混亂、不統一。所以，中國要真正展現出大國的力量，往往只能藉著對指令的簡單化，以及高壓的方式。這種統合狀態缺少韌性，容易在外力打擊下崩潰。明朝末年面對流寇與後金的挑戰，帝國大體就因上述問題而崩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