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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批判、理性溝通與社會進步
2025/01/27 1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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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的理性主義是英國哲學家卡爾·波普(Karl Popper)約於20世紀中期創立的哲學世界觀。波普將其描述為一種生活態度，“承認我可能是錯的，你可能是對的，我們可能會在賽道上一起走向真相”。 它的特點是對生活和事物持謹慎樂觀的看法，這在波普的著作《所有生活都是解決問題的》和《尋找更美好的世界》等書中均出現。
批判的理性主義涉及如何以不教條、系統和合理的方式研究和解決科學或社會問題（也包括日常問題）。批判的理性主義依常識信念，相信世界確實存在並獨立於人類的認知能力。這意味著，當您閉上眼睛時，它不會停止存在。然而，人類透過感知來認識這個世界的能力是有限的，因此他無法最終確定自己的經歷和觀點是否符合現實。因此，他必須假設他的每一次解決問題的嘗試都可能是錯誤的（可歸謬的）。對可歸謬的認識一方面導致對信念和假設的不斷批判性檢查的需求，另一方面導致解決問題的有條理和理性的方法。
循著波普的思路，我們知道，“理性批判”是一種理性行動，是促進對於世界的逐步認識並解決所遭遇問題的過程。正因為我們不確定我們已經有的認識及解決問題的方式是正確的，所以，我們需要不斷進行批判。批判本身提出的意見同樣未必正確。但是，這並不是反對批判的充分理由。反對批判，意味著確知已有的認識及解決問題的方式是正確的，並且堅持只能這樣來認識，來應對世界。但是，這正是波普所要質疑的觀點、態度。
稍後，約於70年代，德國哲學家、社會學家哈伯瑪斯(Jurgen Habermas)又提倡“理性溝通”概念。哈伯瑪斯認為，人與人之間的互動不應僅僅以“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為導向，即只關注目的的達成和效率，而應以“溝通理性”為核心，追求相互理解和達成共識。工具理性注重效率和控制，而溝通理性注重平等對話與真誠互動。
哈伯瑪斯提出一種理想的溝通模式，稱為“理想的言語情境”（Ideal Speech Situation），其特點是：所有參與者地位平等，無權力壓迫或外在強制；交流基於自由意志，每個人都可以充分表達觀點；對話旨在達成共識，而非強加觀點。
哈伯瑪斯認為，在現代社會中，工具理性往往侵蝕了溝通理性，導致溝通被扭曲，公共領域被權力和資本侵佔。他的理論試圖恢復公共領域的理性對話，使社會治理更具民主性和透明度。
兩位學者所分別提出的“理性批判”與“理性溝通”兩種概念雖然並不盡同，卻有很基本的同質性，故可互相支援：兩者都強調理性作為推進個人與社會進步的重要工具；兩者都都對抗壓迫性的權力結構，支援開放社會和民主討論；兩者都認為思想應保持開放，不斷接受批評和挑戰。
兩者當然也有不同之處。波普的理性批判強調個人理性與科學實踐，而哈氏的理性溝通注重社會互動中的理性作用。另外，波普的理性批判更偏向理論層面的邏輯與證偽，而哈氏的理性溝通更關注實踐中的語言互動與社會共識。大體上，這兩種理性觀可以互補，將個體的批判性思維與社會的對話性結合起來。
“理性溝通”很可能比“理性批判”更具有涵容性與實踐意義。不過，理性批判很可能是理性溝通的一個重要起點與內容。溝通更需要雙方的共同參與。而在此之前，往往需要至少有一方先開始行動。理性批判則可作為這個互動的起點。而批判通常也更指向已經存在的可能問題。這意味著溝通因此有更聚焦的、重要的議題。而由於批判的性質通常比較敏感，批判也可以作為溝通的一種試劑：能夠容忍批判的溝通，才是一種開放的、更有積極意義的溝通。
“溝通”，可以是強調在互相批判中的溝通。通過批判來溝通，意義可能較其他的互動更深遠。不過，溝通首先強調的應該是互相理解；並且期待由此促成共識。但“理解”絕不是簡單、容易的事情，那也是需要一個長期的努力過程，而且，互相理解非常需要雙方共同來努力。然而，一般人常常誤以為理解很容易，很多時候人們只是片面自以為是的“理解”對方的言行，這種“理解”其實常帶有主觀、成見、偏見、扭曲…等問題。這樣的“理解”，很難產生真正的共識，也更難導向坦然認錯。此外，也有些人傾向強迫他人接受一己的意見，而對於對方的想法、意見，則持拒絕、否定或漠視的態度，遑論能夠真正理解。
理論上，溝通當然也可以不以批判的形式來進行，而是以互相之間的關懷、問候、寒暄等較具情緒滿足意義的題材為內容；也或者，選擇可知較有共識的題材來交流，雙方朝向同溫層繼續推進。這種“溝通”也有積極意義，不宜忽視。不過，這種對話性質除了可能流於空洞，可能背後還隱藏某些問題。一種可能的問題是，雙方其實隱藏著某種恐懼或憂慮。譬如，我知道你不喜歡A這個議題，所以我就不碰觸A的話題。如此，對話就不致於導致摩擦、衝突。但是，這可能就是一種有局限的、開放性不足的“溝通”。它的背後可能是某種（隱藏的）恐懼、忌諱；進一步說，還可能存在某種宰制關係。譬如，臣下對君王說話，就可能有很多顧慮，有些話就很難說出口。從而，君王固然就比較不會遭到臣下的忤逆，對話氣氛也比較和諧。但是，君王也因此容易被蒙蔽，或被環繞周遭的人導向特定的、可能偏頗的認知與行動朝向。
“理想的言語情境”是不容易實現的。從而理想的理性溝通也不容易實現。許多的溝通，都隱藏著某種扭曲性質，只是未必能被意識到。理性批判在這種並不理想的言語情境中，當然就更難開展。但是，反過來說，理性批判也因此越發顯得可貴，也越發具有突破性的意義。換言之，它可能激發一種不得不的溝通。理性批判者如果能夠堅持其理性態度，也越能夠成為一種典範，促使他人模仿，最後締造較理想的言語情境。就此而言，理性批判又具有了突出的重要性，可幫助促成理性溝通的實現。當然，如果互動、對話的對方越能夠去體會這種理性溝通的意義，能夠分辨什麼是理性批判，並且包容這種理性批判，那麼，雙方形成理性溝通的可能性就越大，也就越能夠從理性溝通獲得全體的發展利益。
一種典型的溝通問題是：在權力不平衡的情況下，對話很難符合所謂“理想的言語情境”。這時候，理性批判當然也很難開展；而這種對話也很難引出對問題的客觀認識、找到問題的真正解決途徑。
除了權力不平衡外，其實還有許多很難開放、對等對話的情境。譬如，雙方性格不同，一方較強勢，而另外一方則習於弱勢姿態，也就容易讓對話模式形成不對等。而如果彼此的知識水準與習慣思考模式又有差異，就可能出現類似“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的窘境。
也有時候，一方的意見較符合群眾的多數意見，而另外一方可能因故處於弱勢、少數地位。如此也會使對話情境難以符合理想。還有一種情況是，雙方都抱持某種共同忌諱，從而也不能暢所欲言。這裡，屬於集體的忌諱或共識性的壓抑，未必會在對話中被揭露，而是不言自明地被共同遵守。但是，存在的問題也同樣會因此被掩蓋、忽視。
在提倡日心說的布魯諾和天主教之間的爭議中，布魯諾的意見、思維顯然很少人能夠理解，所以，群眾很可能不自覺地會站在天主教一方，最後也接受了天主教對布魯諾的火刑判決結果。即使這些人中有些人覺得不忍，卻又可能想：這就是他的命，誰叫他要跟教會過不去呢？換言之，他們隱然覺得是布魯諾活該。於是，布魯諾遭到火刑的結局也就被理所當然看待而難以轉寰了。
在19世紀末的法國，發生過一樁帶有反猶色彩的冤案，德瑞佛斯案。猶太裔的軍官德瑞佛斯被控向德國洩露軍事機密。其後逐漸被查知，其實是另外一位法國軍官洩密。但是，陸軍軍方卻壓抑輿情，拒絕重審此案。法國為了是否重審此案，幾乎舉國陷入分裂狀態。天主教和保守派人士反對重審。但是，左派人士與知識分子則偏向重審。最後，由曾經以記者身份報導此案的克里蒙梭總理決定重審，才讓德瑞佛斯得到平反。其間，作家左拉因為寫了“我控訴”、“告法國青年同胞書”等文字，呼籲重審，結果被判有罪，之後因詭異原因死亡。
法國陸軍當時拒絕重審的理由，應該不是刻意要維護真正的洩密者，而是為維護軍方的審判結果。重審有害於軍方聲譽。但是，保守派人士和天主教（其實也可視為保守派）方面又為什麼也拒絕重審呢？他們很可能隱隱然也對猶太人心存不滿。在平時未必顯現，但是此時卻以隱晦的形式展現其立場與偏袒心態。這種隱形的勢力，其實也時時會影響對話中的雙方。
在漢娜阿倫特女士撰寫系列納粹軍官艾希曼案件的報導時，她之所以會激怒猶太人社區，很可能因為猶太人普遍還是更慣於以同情口吻描述猶太人的故事，而對於漢娜那種冷酷而帶批判（批判猶太人群體）的口氣難以忍受。從而，漢娜的文章就為她自己帶來了孤立、挨罵的處境。也就是說，漢娜其實無法對等地和其他猶太人就此事對話。她的立場幾乎已經預定了她的處境。當然，也就是說，猶太人社區在觸及大屠殺議題的時候，很難真正與異己者、異議人士理性溝通。猶太人覺得自己受了很大的委屈，應該被同情。當這種委屈感有一天轉移到對其他敵人或不睦之鄰時，猶太人也可能展現強烈的攻擊性或冷酷性。只是，這種攻擊性可能又成就某種他人認定的罪惡。漢娜的批判，也許有益於猶太人社會的自我節制，只是這種好處一時難以被體會。於是，漢娜就只能承受猶太人社會的敵視。
布魯諾、左拉、漢娜，他們都提出了某種理性批判，並且試圖與所屬社群溝通。不過，溝通過程顯然不理想，甚至釀成悲劇。不過，或許必須指出，他們之所以敢於提出那些理性批判異見，終究背後還是有社會文化環境所提供的某種鼓勵作用在。有些社會裡，很可能使人們更沒有意願提供理性批判，通常是因為環境對批判的壓抑力量更強大或更全面。換言之，那其實是一種更背離“理想的言語情境”的環境。
對話、溝通其實還有另外一種並不罕見的情況，那就是雙方意見不一，於是彼此惡言相向，結果不歡而散，甚至演成全武行。換言之，互動中根本無所謂理性溝通，而只是爭執，甚至仇讎以對。這種情形下，容易導出"零和"的結果，也就意味著社會難有進步，而是長期停滯的、甚至退化的狀態。
儘管理想的理性溝通並不容易，但是，理性溝通對社會進步有著莫大的積極作用，所以仍然值得努力去實現。我以為，西方文明長期領先世界，最關鍵的原因就是西方社會在理性溝通方面有最佳的表現（當然，這不表示西方社會裡的溝通必然都理性。差別終究還是相對的）。英國大憲章的訂定，光榮革命能夠大體平順，當然都有多方面的理由，但是，也應該都有比較能夠“理性溝通”的成分。互動、對話過程中，如果有任何一方勢力採取決絕的態度來應對，都可能造成更糟糕的結果。
法國大革命死亡人數據說約50萬人，已經夠悲劇了。但是，近代中國的革命，相對於法國而言，遠更血腥，而就民主化來說卻幾乎是毫無成果可言。為什麼？因為雙方或多方互相抵制、敵意攻擊的程度太強大，形成長期“零和”悲劇。從某個意義來說，社會投入於衝突的精力、資源太多，而犧牲了積極建樹。如果通過理性溝通，應該會更快找到理性共識，可以少走許多冤枉路、少犧牲資源。問題是，相對於西方社會，中國社會似乎比較欠缺理性溝通的習性。
再以台灣的民主化為例。雖然很多人強調綠營在台灣民主化中的貢獻，但是，如果兩蔣或國民黨全力阻擋台灣走向民主化，即使最後阻擋還是失敗了，但是，台灣後續的政治發展很可能就沒有此刻這樣平順。所謂“成事不足，敗事有餘”，要把事情敗壞掉，比要成就事情顯然容易得多。從而，各方願意進行理性溝通，共同尋找問題的解決途徑，當然就非常重要，而且難能可貴。
我們觀察網路上關於兩岸關係及統獨議題的討論，其實就不難看出一些規則。簡單說，統獨雙方或藍、綠、紅各方大體是水火不容的情況。異議各方彼此理性溝通、共同尋找出路的可能性極低。從而，最後實際發生的情況很可能是衝突，而不是產生和諧共識。其實，從更高遠的位置俯看，我們會意識到，今天兩岸之所以未統一，這對中國來說當然是一種遺憾，而其本身就已經是前期未能進行理性溝通的不良結果，是一種零和鬥爭的結果。（這種結果對台灣來說究竟是得是失，也許有另外的判準。）
不論統獨的絕對是非，重要的是，爭議各方大體都已經預定了立場，而且很難試著去同情理解異議的對方、他方。在這種情況下，所謂理性批判，很少見。而且，即使有人試著進行理性批判，也會被簡單歸類，並且一概看待。換言之，討論總是看立場，然後就有了固定的、類化的評價。至於什麼是理性批判，其實很少人會認真去區辨。即使區辨，也是以是否與己方同意作為最主要的判準。也就是說，符合自己想法的，容易被認為是理性批判，否則就不被認為是理性批判，而是詛咒、反叛或攻擊，是不可忍受的言行。如此，實際上就又回到了構築同溫層的老路。理性批判不被包容，各方之間的理性溝通也就蕩然無存。悲劇結構也就很難扭轉。
理性溝通在理論上是完美的，但在實踐中充滿挑戰。一方面，權力不平等往往扭曲對話；另一方面，文化偏見、心理恐懼和社會禁忌也會阻礙開放的交流。例如，布魯諾因挑戰宗教權威而被火刑，左拉因呼籲重審德瑞佛斯案遭受打壓，漢娜·阿倫特因批判猶太人群體的受害者心理而被孤立。這些例子無不顯示，理性批判在現實中的困難和風險。
然而，正因為理性批判難以推展，其價值才更為凸顯。它能挑戰既有權威，打破壟斷性話語，激發出社會變革的契機。在一個遠離“理想言語情境”的環境中，理性批判是一種突破性的力量，能引導人們向更開放、透明與民主的溝通邁進。
理性批判與理性溝通的結合，為我們提供了應對挑戰的重要支柱。在當今社會，極化現象、偏見和對話破裂隨處可見。這使得推動理性批判與溝通變得尤為迫切。一方面，我們需要像波普所倡導的那樣，保持批判精神，包括對自身認識的批判，不斷反思與修正；另方面，我們也須如哈伯瑪斯所提議，通過平等對話構建共識，尋求全體福祉。
回顧歷史，西方文明的領先，無論是英國《大憲章》的簽訂，還是光榮革命的平穩過渡，都得益於相對理性的溝通與妥協。而相對於此，中國近代的革命與變革，因缺乏理性溝通的傳統，往往陷入“零和”式的衝突，造成巨大的社會成本與犧牲。
理性批判與理性溝通並非毫無摩擦的烏托邦，而是一種需要長期努力維持的動態平衡。它們既是理念，也是實踐方向。當我們嘗試在個人、社會和國際層面推動這種平衡時，我們或許能為全球的和平與繁榮，找到更理性的共識與道路。
按：
分辨是否理性批判，需要所謂“操作性定義”(operational definition)。我們可能需要致力去建立屬於“理性批判”的“操作性定義”。如此，可以減少無謂的爭議，而也更可能晉入理性溝通的境界。我們的社會才真正能夠走向和諧、進步，而免於無謂的爭執、衝突。
我無法逕行提出理性批判的操作性定義，但是，以下的一些判準或許有助於提供一些思考方向：
作為理性批判，即使對某些問題感到憤怒，表達方式仍理性節制，注重內容而非情緒宣洩。（反之，過於情緒化、攻擊性言辭，缺乏建設性或實質內容；或情緒強烈，往往以全盤否定為特徵，但可能缺乏具體方案的意見，比較可議）
理性批判會盡可能避免使用絕對化、總體性的語言，將個別問題擴大化；避免於從根本上拒絕整個體制或價值觀。
理性批判會以解決問題為導向，關注改進的可能性和實現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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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樓. 狐禪2025/02/05 11:228樓 回版主
所以耐心和討論才那麼重要啊。也因此，全面理性討論是很難達成的。這也是為什麼「迷信」依然有其社會意義--效法前賢就好。
- 8樓. 狐禪2025/02/03 14:24理性溝通的前提是大家都知道在說什麼，有焦點且耐心討論。這前提沒滿足之前，再掛牌也只是廣告而已。只想上月球，卻不知（讀作 想）如何造火箭，在梯子旁邊講再多也還是在地面。理性溝通的前提是大家都知道在說什麼
這個前提是不可能成立的。這裡，“理解”的難度被嚴重低估了。
如果有前提，前提是雙方的態度。態度第一！當然，態度問題也很可能解決不了。不過，任何理想，都不會因為困難就被認為應該逕行放棄。逕行放棄理想，這樣的人生大概就只能是躺平了。 出岫閒雲 於 2025/02/03 15:05回覆 
7樓. 魔師帆正東2025/02/03 13:39新會期備戰反制罷免潮！ 國民黨團部分優先法案曝光
第11屆立法院
上路一年，在
朝野烽火連天
的局勢下進入
新年度。國民
黨團副書記長
羅智強今（ 3
日）受訪表示
，一些法案已
經通過初審，
包括妨害司法
公正罪，過去
不管是民進黨
團總召柯建銘
還是陸委會主
委邱太三，都
曾涉入關說醜
聞中，卻沒辦
法定罪，又比
方說民進黨神
主牌公投併大
選，最後卻被
親手毀棄，這
些都在排案中
，民生議題國
民黨也會一一
端出，民進黨
拚惡罷，國民
黨就會拚民生
、民主。
國民黨力委林
沛祥也透露，
本會期黨團已
經有共識要主
推的法案，希
望透過民生法
案來對國家的
發展有更好的
幫助。經過協
調後，已經確
定有3至5個法
案是在本會期
一定要通過的
。
民進黨團喊話
大罷免，再加
上今日至少有
18個罷免國民
黨立委團體將
赴中選會送件
，這也讓人擔
心藍委是否因
此遭到箝制，
國民黨立委林
沛祥則說，面
對民進黨祭出
罷免要脅，他
們不會因而降
低問政品質，
針對國家走向
問政才是立委
要關心的事情
。
行政院在昨天
針對立法院送
出的《選罷法
》提起覆議，
這也是行政院
長卓榮泰任內
第三次提覆議
。林沛祥指出
，雖然不會預
設立場來去看
明年預算審查
，但院際和諧
應該要用行動
來表示。
本土劇何豪傑帥兒奪獎！意外爆出 外祖父曾輔佐吳敦義
吳主席 是 馬、王 都能接受的人選，是 國民黨內的
最大公約數。
吳敦義主席 應該參選 黨主席 、參選總統 才是 啊！
要相信老母娘是唯一正法
6樓. talker12025/01/28 09:40給5樓, 道家的無為而治，在西方的政治思想裡，最接近的叫無政府主義. 在自由主義的各個分支裡，叫古典自由主義，有人叫自由意志主義，在英文裡，liberalism 和 libertarianism 本來就不太一樣. 在西方從海耶克的古典自由主義掏開始，到現在民主黨的新自由主義，理論本來就有改變. 我是說從老子開始，中國就有自由主義的雛形，而不是說老子就等於自由主義.
5樓. 貓靈子2025/01/28 09:013樓 你對道家思想的理解只到標語階段
道家思想主流分兩支:老子走入世一派,莊子出世是一派.而老子下面又有兩個分支,儒道結合的是法家(從荀子開始有儒道合流之象,但以儒為主導),另一支派則為黃老,黃老講求無為而治.而無為者無不為,講求的是用最小的成本,完成對社會的掌控,不讓社會失序和亂掉,這在社會結構不複雜,用小政府的模式就足以管理的時候,可有效理順當時的生產力與生產關係．
但只要時勢變遷，例如漢武帝為了國防要打匈奴的時候，就必須用另一套理論（儒家混合陰陽家後的董氏儒學）來鞏固自身的政權合法性，並在經濟上採用類似凱因斯主義的政府干預（桑弘羊主導），以解決政府的財政問題，漢朝也由小政府模式轉成大政府模式．
但在資本家主導的政治地盤（歐美地區），政府的力量遠小於資本家，甚至政客都是資本家拿錢僱傭的演員，真正掌控政治的資本家深知：民主制度的關鍵在於計票而非投票＋人民的眼睛也經常是混濁的，除了政客之外，只要再出錢收買幾個學術娼妓（例如美國經濟學家傅利德曼）替自己在學術上代言，就能輕鬆地成為深層政府，於幕後掌控一切（諷刺的是：這正是西方版的無為者無不為）．若此，他們天然喜歡小政府，而不喜歡大政府，即使是表面上掛大政府的名義（美國民主黨），目的也在於變個名目撈錢，沒有大政府的實質（蘇聯與中共才是典型的大政府）．
這幫人唯一的對頭只剩下民粹政客（希特勒或川普之流），所謂的自由主義？或是反華？反共？都只是達成其政治目的的藉口，是搞政治宣傳上的道具．
註：民主制度的關鍵在於計票而非投票，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這兩句話，都出於約瑟夫.史達林之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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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樓. talker12025/01/28 08:50
中國在數千年前的春秋戰國時代是有百家齊放的，有九流十家的各種學說，最為風行的有儒道法墨。道家思想跟現代的自由主義比較接近，法家思想類似西方的斯巴達，墨家思想類似耶穌的博愛。漢朝董仲舒的抑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將中國的思想局限在儒家思想。
中共在世界上大搞孔子學院的目的也是將將中國的思想局限在儒家思想。因為孔子的尊君崇古，對專制統治有利。為了中國的未來，更應該讓中國再恢復百家齊放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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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樓. talker12025/01/27 21:36若去理解老子的無為而治.跟西方的自由主義當然是不太一樣，但仍然有相同處.若依老子的思想，一直推廣下去，其完整的理論就會類似自由主義.所以中國自由主義的雛形比起西方，早了數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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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樓. talker12025/01/27 20:28
個人一直覺得欄主實在不需要和 Taigo 一直對話。所謂道不同，不相為謀。於其一直和他作無意義的對話，不如直接將他封鎖。因為欄主不可能改變他的想法，又無法阻止他扭曲欄主的意見，直接不讓他說話最簡單。這不違反言論自由，所謂違反言論自由是指在公開場所不讓人發表意見，問題這是欄主的私人發表意見的地方，等於是聯合報將此場地無償租給欄主用，除了聯合報可以對此欄作任何處置之外，欄主最大，欄主有權在此欄作任何事。
現在言歸正傳，西方文明本來就沒有比較優秀，比如西方文明對老人比較冷漠，所以西方老人通常是比較孤獨的。但民主根本不是西方文明的一部份，而是踏入現代社會應該有的路徑。中共將批評他的言論全部扭曲為西方反華勢力，根本混肴了重點。傳統西方也是專制的，只是近代西方才走向民主，東方步調在民主方面比西方慢而已。而中共的宣傳，卻好像專制是中國文明的一部份。同是中國文明，道家的無為而治，反而比較接近現代文明的思考模式。莊子的「聖人不死，大盜不止」，跟現代的凡人政治思想也很接近，另外莊子的「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也道盡了當權者的爭權奪利本質。所以道家思想比儒家思想更具時代意義。另外中國大陸這幾年的經濟是成長很多，不可否認鄧小平的改革開放，讓經濟比較自由化外是有貢獻，但也有很多是西方自由派的誤判。西方的自由派，尤其是美國民主黨長期對中共的經濟大力扶持，也占了重要地位。他們誤以為當中共經濟改革若走向成功，中共就會走向政治改革。但沒想到中共並沒有走向政治改革，反而更專制，而且還推銷中共的專制。平心而論，歷史上美國對中國從清朝的庚子賠款開始，還算對中國不錯。
1樓. 出岫閒雲2025/01/27 17:03抱歉！由於我試著修改貼文內容，結果不慎把原文全刪了，連同點讚與回應意見也沒了。在此對那些朋友們致歉！
那位暱名很奇怪的朋友，你如果有不滿，有異議，請盡量完整表達出你的想法，否則我很難做出進一步的回應。
在此，我試著提出一點想法。西方社會是不是如我想像的那麼美好（其實我沒把他們想像得非常美好）其實不重要。我們可以通過他們為模本，想像出一個較理想的範本，並且以之來策勵我們自己。這樣做，又有何不可呢？證明了西方並沒有那麼好，所以呢？就證明中國已經夠美好，不必要再力求改進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