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論到獨一神教的歷史意義，我真正關心的焦點，其實始終圍繞著耶穌與使徒保羅所傳揚的福音。那不僅是一種信仰的更新，更是一場心靈深處的革命。獨一神信仰開啟了這場革命的可能，卻也可能導向僵化、嚴苛、排他的律法主義。但耶穌與保羅的福音，則為人類心靈帶來了一種境界上的躍升與昇華。

我認為，耶穌與保羅所揭示的福音，是在猶太教神本主義的思想基礎上，受到希臘文化中人本主義（humanism）衝擊，再加上耶穌個人深具悲憫的靈性，創造性地開展出的一種新的人道主義（humanitarianism）。這樣的人道主義，不只是對「人」的關懷，更是將「人的苦難」置於宗教核心的精神革命。

耶穌所表現出來的「悲憫」，與佛教的慈悲意識常被相提並論，也因此有人推測他曾接觸印度佛教。但更可能的情況是，佛教的悲憫與基督信仰中的悲憫意識，是在人類文明中不同脈絡下的平行發展。佛教的悲憫，源自對印度階級社會苦難眾生的深層共感，並結合由印度神本思想轉化而來的革命性人本精神；而耶穌的悲憫，則深植於猶太貧苦群體的現實處境，同時又承繼了猶太傳統對「救贖」與「神意」的強烈追尋。因此，耶穌的福音並非單純的倫理憐憫，而是一種結合悲憫與救贖意圖的宗教性人道主義。

希臘文化與猶太信仰的碰撞，是這場精神革命的重要歷史背景。亞歷山大東征將希臘文化帶入西亞，使猶太地區的宗教思想第一次面對強烈的文化他者。希臘人本主義重視理性、靈魂與個體尊嚴，其代表如智者學派、柏拉圖、斯多亞學派，雖然高揚人性與秩序，但大多仍侷限於哲學菁英的論域。即使希臘悲劇帶有某種「悲劇感」，但其關懷常建立於命運安排之上，而非出自對具體苦難者的倫理同情。

與此相比，耶穌與保羅所展現的關懷，是徹底的「為苦難者而呼喊」。他們所面對的，不只是命運的不公或人性的弱點，而是真實存在於社會邊緣的人：病人、妓女、罪人、稅吏。這樣的姿態，不只是倫理立場，更是一種宗教革命——將神從民族戰神與律法裁判者，轉化為那位「顧念孤兒寡婦」、「走近罪人」、「為世人捨命」的上主。

猶太文化雖有強烈的歷史記憶與苦難意識，但這種苦難多半是集體性的。舊約的律法體系關注的是民族的純潔、群體的身份，對個體的罪與苦的處理，仍主要服從於神意與報應的結構之中。耶穌的出現，則在這樣的框架內帶來一場徹底的轉向。他不是要廢掉律法，而是完成律法——透過對邊緣者的實際關懷，對個人尊嚴與拯救的彰顯，讓神的形象不再只是聖潔的審判者，而是慈悲的父親。

保羅的角色尤其關鍵。他原是法利賽人，嚴守律法，忠誠於猶太教的正統教義。然而，他深受希臘文化薰陶，熟悉哲學與修辭，在大馬色途中的靈性經驗使他徹底轉向。他所傳的「因信稱義」思想，不只是對律法主義的超越，更是對「人人皆可得救」這一普世人道信念的肯定。他將福音從猶太宗教的民族性中釋放出來，推向整個人類——這不只是傳教的擴展，更是一種心靈普遍性的宣言。

總之，耶穌與保羅不只是基督宗教的創立者，更是人類文化史上，一場深刻宗教革命的核心人物。他們的福音挑戰了猶太教律法體系的局限，也突破了希臘人本思想的菁英壁壘。他們讓信仰不再只是對神的敬畏，也不只是對人的歌頌，而是將「人」置於神的心中，將「神的愛」降臨至受苦的個體之上。這樣的福音，不只是神學命題，而是一場關於同理、悲憫、救贖與普世關懷的文明轉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