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捷在捷運車上隨機殺人，作家黃春明說，「我也是社會結構的一部分，鄭捷殺人我也有罪過」；他並表示，「要想說，如何培養出讓年輕人健全成長的環境，那才重要。每個人都必須盡棉薄之力，關心下一代」（參見中央社6/9電：「鄭捷殺人 黃春明：我也有罪」）。

黃春明強調了「社會結構」的意義與作用，這是社會學者們所樂見的，因為它意味著一種較新式的認知與一種願意自我反省的態度。社會結構對於個人行為有著深遠的影響，但卻常因為「結構」概念太抽象而被忽略，以致往往過度歸責於較具體的特定個人，特別是犯罪者個人。大家常忽略社會結構面的缺失、也未能有意識地促進結構的改變，結果社會結構就繼續維持著問題狀態，並持續促成個人的問題行為。所以，我們應該更多地注視社會結構的問題性質，有意識地促成結構轉型、改善。

但是，對「社會結構」作用的強調終究也有其極限。我們不宜將行為問題完全歸責於「社會」結構，行為問題畢竟也還有其他層面的成因，也不宜忽視。所以，我在對黃春明敬佩之餘，對他的說法也還有些商榷意見。

我同意我們大家共同營造出一個並不怎麼美好的社會。對於營造這個並不美好的社會，我們大家都有一份責任。但是，針對鄭捷殺人這個特定個案，我還是不贊成個別人去自己給自己加上套子，說自己有罪。再怎麼有罪，一般的人大概都只有微不足道的一絲一毫。我認為自己跑出來自認為有罪的人，如果不是過度自我中心的思維，認為自己在所有（重大）事件中都扮演著重要角色；要嘛就是過度偏執地要否認「這個世界有魔鬼」（這是社會學先驅大師韋伯的說法）的可能性，而傾向要把這個世界想像成（原本）是有序、安全、美好的，而不是令人恐懼的、充斥危險罪惡的。後一種想法其實可能是主觀願望的投射。

因為要否認有人先天有魔性、破壞性或反社會性，所以必須大家一同承擔每一項個別人所施的惡業。我認為這樣的歸責模式最後還是無法使魔鬼（罪惡）消失，也無法真正淨化這個世界。

我所謂有魔鬼，當然只是比喻，暗示一種對社會的破壞力量的真實存在。以鄭捷而言，我認為他是先天缺乏同理心，並在未必嚴重的挫折經驗後發展出反社會的性格。這應該與他腦部的特徵有關，主要是屬於遺傳的生理特徵，而非完全源於社會的性格特徵。最近有些關於「鏡像神經元」的討論，認為腦部的某些部位是使人產生同理心的生理基礎。但是，我估計，就像所有其他的生理特質一樣，有些人可能先天不同於一般人。他們的鏡像神經元也許先天就不發達或完全缺乏。我們如果仍然一概只從社會道德面與社會對人的友善性來檢討問題，可能是緣木求魚。不如直接討論如何改善某些先天的腦功能問題。

在社會心理學者P. Zimbardo的著作〈路西法效應〉一書裡，他強調情境對人的作用，特別是情境通過心理刺激而可能導致犯罪行為。但是，他似乎忽略了一個討論面向，那就是人心中本有的某些潛在傾向，特別是某種過度自利以至反社會或破壞性的心理傾向。如果人有堅定的利社會傾向，那麼，即使情境不友善，甚至讓人挫折、沮喪，人也未必就會變得反社會、破壞性。總之，情境，包括社會結構情境，只是惡行的影響因素之一，而非全部。而像鄭捷殺人的特定事件，其中就可能有更濃厚的非社會情境的作用，譬如鏡像神經元不發達、同理心缺乏。針對鄭捷殺人事件，如果普遍歸咎於一般（成）人所營造的社會結構，卻忽略鄭捷自身的問題，甚至絕少討論鄭捷自己應負的罪責，我認為這已經是過度翻轉的是非觀，這種觀點恐已失衡，並不適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