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前面的一篇文章中提到一句話是1949年「中國人民選擇了共產黨」,引起JFY先生(中國時報記者)的質疑,他的質疑如下:
“你怎麼會以為「人民於是選擇了共產黨」呢?
人民是投票給共產黨了嗎? 還是當時有做民調? 還是怎樣?
你該不會以為,軍事上的勝利,等於人民的選擇? 不會吧?你不會這樣想吧?
要是如此,阿富汗人民是選擇了塔利班嗎? 柬埔寨人民是選擇了赤柬?
他們選了一個迫害與屠殺自己的團體?”
我承認我的推斷也許證據並不充足,但是,我仍然認為這樣的推論大體成立,只是還需要繼續論證。以下是我在倉促之間試著提出的支持論點。
為什麼我會認為1949年前後,中國確實有相當一部分人民(我認為是significant part,即足以深度影響國共內戰勝負的人心情勢)選擇了支持共產黨?significant part未必是指絕對多數,而可能是影響力具決定性的一群。其決定性可能源於其活動力、企圖心或既有社會影響力等。
當然,我不是指人民透過自由選舉選出了共產黨。這一點毋庸多贅。
我所指的是,在歷史過程中,人民透過自己的政治態度與實際行動,表現出對不同政治力量的支持、反對或接受。
我特別注意幾個人物。
例如,傅作義將軍的女兒傅冬菊、陳布雷的女兒陳璉,以及曾經擔任國防部作戰廳廳長的郭汝瑰、劉斐等。當然,這只是極少數的幾個人,但是,他們的身份應該具有特殊意義,格外具有反映民心的指標性。
這些人都不是與國民政府毫無關係的普通民眾。相反,他們與國民政府的政治、軍事核心有相當密切的關係。但是,他們卻選擇了支持共產黨。
傅冬菊(後改名傅冬)參與了影響父親政治抉擇的工作。事實上,我懷疑傅作義將軍本人的態度就很猶豫,這給了女兒選擇親共的心理空間。總之,傅冬個人的態度對華北的全局(是否投共)起到超大的影響力。同樣的,陳布雷的女兒陳璉,也加入了中共的地下組織,我以為這也可能反映出陳布雷本人在國共之間的態度也存在猶疑。陳布雷最後會自殺,很可能反映的更多是這份猶疑心態,而比較不是認為自己無力輔佐主子。而陳璉投共,實際上也對國共內戰的局勢變化起到重大的作用。
郭汝瑰是重要國軍高階人員,卻向中共提供重要軍事情報,影響戰局至關重大。但是,他雖然是中共潛伏人員,卻未必直接受中共上級幹部指揮、控制(所以,在中共建政以後,他還必須取證才能夠恢復共產黨員身份)。我估計他很可能是自願性地為中共服務。這裡可能有他對未來局勢的判斷。但是,他自己就是決定局勢的重要成員,他的選擇相當程度決定了國共之間的勝敗。那麼,他為什麼要選擇為中共服務?
我認為是他自己心向中共,也或者他認知到中國主流人心傾向共產黨。或者,也許更適合的說法是:他認知到民心怨恨國民黨政府。這是他意識到的當時的中國民心,或者說集體意識。
劉斐將軍作為中共地下黨成員的真相,就更引起爭議。而這種爭議,則足以反映一件事。他為中共提供情報,及對國軍做出有利於中共的軍事行動建議,這些主要是他自己的選擇,而比較不是出於中共上級幹部的命令。那麼,他為什麼選擇為中共獻身?
我的猜測依然是:因為他以為那是中國民心所向。而他應該不是唯一如此認為的人。當然,也可能他自己就非常不滿國民黨政府。而這種心態也不是唯一。不但不是唯一,以他這樣的身份都有如此心態,那麼,一般人心究竟向誰,應可推知。
我們還可以反問一句,在當時的共黨、共軍高層,有沒有類似的(主動)獻身於國民政府、國民黨的角色,不惜冒巨大風險為國民政府效忠的角色?如果沒有或沒那麼顯著,這說明了什麼?
這些至少說明,當時國民政府所面對的,不只是軍事上的敵人,也包括自身政治與社會支持基礎的流失。
我還聽過一段淮海戰役期間國軍基層軍官的親身經歷故事。
我的副營長(姓王)參加了所謂淮海戰役(徐蚌會戰)。當時他只是一名基層軍官,從前線激戰數日後退回後方,在下雪的新曆年過年期間(1948年底),希望借住民宅走廊過夜,卻遭到民宅主人嚴詞拒絕,最後甚至還引起國軍內部的嚴重衝突(憲兵排與通信連兩個部門的對峙,甚至差點開火)。
王副營長個人的痛苦經歷,他怪罪的是那戶人家太沒心腸,下雪天,也不肯讓人有個能夠躲雪、睡覺的地方。而我想到的是:這恐怕反映的是民心已經背離國軍。這當然是過度推論。但是,這也未必不可作為蛛絲馬跡,顯示某些重要訊息。
歷史學家與社會學家可以透過許多不同的資料,包括民眾的行為、地方組織的變化、軍隊的士氣、政治人物的選擇,以及各種當事人的記錄,逐漸理解當時的政治態度。
當然,我們必須避免以偏概全。
傅冬菊等人的選擇,不能代表全中國人民的選擇;個別居民不願協助國軍,也不能直接證明他們支持共軍。
但是,如果許多不同來源的證據,都指向國民政府逐漸失去政治支持,那麼,我們就有理由認為,民心的變化確實是國共內戰的重要因素之一。這些事例,至少提供一些見微知著的推論可能。
我想從社會學角度進一步指出:
國共內戰不只是兩支軍隊的競爭,也是政治認同與統治正當性的競爭。
國民政府的弊病逐漸暴露,使一部分人民對它失去信心;共產黨則透過政治宣傳、社會改革承諾與基層組織,吸引了一部分人民的支持。
這種支持,有些可能出於真誠的理想,有些可能出於對現實的不滿,也有些可能出於戰爭環境中的利益與安全考量。
但不論如何,它們都是值得研究的歷史現象。
而我真正感慨的是:當時有些人對國民政府的缺點看得很清楚,對共產黨將來建立的政治制度,卻未必有同樣充分的認識。
這並不意味著他們的選擇必然愚昧,也不意味著國民政府就值得支持。
它只是提醒我們:對現有政權的失望,與對替代政權的充分認識,是兩回事。
我認為,1949年的歷史值得我們反覆思考的,正是這個問題。
當然,我承認,直接說「1949年中國人民選擇了共產黨」,這個說法不僅是過度推論,而且說法也太粗糙。更精確些的說法也許是:
1949年前後,相當一部分中國民眾,在不同程度與不同動機下,轉向支持、協助或接受共產黨;這種政治態度的變化,是中共取得政權的重要歷史條件之一。
上面這段話,其實在中共的敘事裡,說當時中國人民已經心向共產黨,這應該是基本常識。只是,在親國府人士來看,這種說法大概極度難以接受。從而,這種說法也就被後者完全排除或拒絕承認。我只是願意接受這種說法,而不是創造了這種說法。當然,我並不是完全依循中共敘事,而還有根本的質疑。
簡單說,人心向背,確實影響當時中國內戰的戰局。只是,這並不等於中共獲得了全體中國人民的民主的、理性抉擇的授權。國共之間的人心向背,並不是在一場公平競爭下的理性選擇結果。共產黨的勝利,並不證明其具有統治的正當性。
回過頭來說,我們也不能把當年中共的勝利完全理解為與人民政治態度無關的軍事事件。人心確實在其間起到重大作用。
而我真正最想思考的議題,是今天的台灣人心:是不是又到了人心必須抉擇的關鍵時刻?而我們究竟要不要接受中共的統治?
我們在面對關鍵抉擇的當下,是不是還在任性地、情緒化地,甚至被操弄而不自覺地痛責異己者、痛責執政政府?
又及:
JFY先生提到另外一些案例,譬如塔利班的勝利等。我以為這些案例與國共內戰的情況差距甚大。當時的國民黨政府,至少在可直接觀察的層面上看,在軍事、經濟實力上都遠超過中共。而且,國民黨也已經具有相當的國家統治正當性。但是,最後卻快速失敗。我想要解釋的就是這種條件與結果之間的矛盾性。
又,上述國民黨政府的統治正當性可能在抗戰期間及稍後快速削弱,而累積的民怨也快速增加。這些可能也正是影響國共內戰時民心向背的重要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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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樓. ABCDEF(翠雲)2026/11/19 17:41我說
我是四字頭生,曾經在軍醫院上過班,民國57年那時候我的病人大多是自中國來的軍人,他們會跟我說一些事,其中,就是共產黨造謠抹黑國民黨蔣宋孔家族(有些可能是真的),他們說當時民心思變。那時候有些人思鄉過度而精神異常,有些是說了一些話被檢舉,聽說要被關在精神科病房,我們醫院是一般榮民醫院。中國五千年歷史,內戰不斷。都是因為不民主,政治野心家一但抓到權力就想當皇帝,一個殺一個,父殺子,子殺父,甚至為了女人而弒親,這都是因為不民主。 - 1樓. bill2026/11/19 17:26
1949年國共內戰的結局不是當時大多數中國人民意願所能左右,將中共統治中國解讀為民意支持是把廿一世紀民主社會心態直接套用到抗日戰爭後傳統瓦解各方面瀕臨崩潰的中國社會,以最明顯事實來說明當時中國社會情況就是洪門幫派竟超過兩千萬人以上(當時四川成年男性七成加入洪門),這是民國內戰外戰下傳統文化死亡後整個國家社會的黑道化,民國這種「國家黑道化」的情況簡直是人類史上空前絕後,日軍侵華燒殺姦淫正是民國這種「國家黑道化」的最大助力(請出岫閒雲版主想一下自己之前文章所說的日軍侵華有"一絲善意"是否恰當),在「國家黑道化」的前提下認定中共統治中國得到民意支持根本是笑話,事實是中共打敗國民黨統治中國如同劉邦打敗項羽建立漢朝一樣都跟民意支持沒什麼關聯,說穿了台獨支持者們一定要將中共統治中國解讀為民意支持就是要醜化中國人民天生奴性深重來建立台獨正當性。
還有,台灣人連「ㄈㄈ尺」的歧視自己種族心態都不願面對卻煞有其事想分析八十年前的中國人意圖簡直可笑之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