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秀異特出的身影

一九六○年代留學美國，著迷存在主義，一九七○年代積極參與保釣運動，被執政當局列為黑名單而無法返臺的郭松棻（1938-2005），當時心慕左翼思潮，憧憬革命的烏托邦與推動歷史演進的絕對精神，並藉此對抗國民政府的中國近代史詮釋。他一度懷抱理想，前往社會主義中國，親身體驗以後反而徹底幻滅，在思想上產生文化認同危機。返回美國，郭松棻於一九八○年代再次加入文學創作行列，其小說敘事時空跳躍，人物意識流動，語言極具現代主義美感，不太容易詮釋，對於歷史想像也有了更複雜的反思，描寫歷史與個人命運交錯的情境，探討臺灣社會的變遷與人性掙扎，每每引起學界重視與討論，被譽為「臺灣文學史上一抹秀異而特出的身影」。

郭松棻亡故二十年後，重新整理面世的小說集《落九花》，包括三短篇：〈秋雨〉（1970）、〈第一課〉（1983）、〈姑媽〉（1983），四中篇：〈月印〉（1984）、〈月嗥〉（1984）、〈今夜星光燦爛〉（1997）、〈落九花〉（2005）等。以時序看，〈秋雨〉寫於走訪中國之前，其他皆為離開中國之後所作，內容則以近代人物、事件為背景，尤其一九九五年稿、二○○五年重寫的〈落九花〉，乃過去未曾結集出版的作品。是書內容除了深具歷史意識，關於理想的幻滅以及人物的對立背叛，都值得進一步探究。

（二）深具歷史意識

《落九花》各篇都是從中國或臺灣歷史裡打撈出來的題材。〈秋雨〉寫的是臺灣戒嚴時期，作者「我」自美返臺探望三年未見的老師──自由主義思想家殷海光，這是「我」與罹胃癌即將棄世的殷海光之訣別。〈第一課〉和〈姑媽〉場景分別在紐約和中國，內容都與文化大革命有關，二篇相互呼應，形成歷史的荒謬與諷刺。〈月印〉和〈月嗥〉時代背景為臺灣於日本殖民時代的戰爭末期及戰後，涉及二二八事件和白色恐怖，呈現當時代特殊的生活氛圍，且〈月印〉主人翁鐵敏之原型，或謂為白色恐怖中殞命的文學作家呂赫若。

〈今夜星光燦爛〉和〈落九花〉較為特別，前者主角為曾任戰後臺灣行政長官的陳儀，寫其於國共內戰末期，因通匪案被國民政府軟禁於臺北，只能追憶昔日種種及等待，並透過自己的目光和神秘的鏡子，重新「雕塑」自己、評估自己的歷史定位，直至遭下令槍決於馬場町。後者則是全書壓軸之作，寫的是槍擊軍閥孫傳芳的民國第一女刺客施劍翹，足足準備十年終於達成任務的故事。至於小說命名「落九花」，取自臺灣諺語，郭松棻曾於受訪時說明，原先的含義是其母親所言，即女人生產是很損身體的，就像一株植物落了九朵花一樣。如此應是譬喻身為母親的施劍翹，為了完成復仇，不計代價所忍受的辛苦。

（三）理想的幻滅

《落九花》對於人生理想的幻滅，是小說意義結構上的鮮明特色。〈秋雨〉歸國學人的「我」，原本崇拜堅持理想不妥協而遭到政治迫害的殷海光師，縱然殷師在臨死之前接受了宗教，「我」仍覺得老師並無法平靜地採取宗教的立場，去面對自己的終結。「我」看到殷師與權勢交鋒時，所謂的自由主義便一時暴露其虛弱，一點也產生不了力量。「我」看不到前途與希望，感到徒勞無助，也不再熱衷於自由主義的追求，之後「我」黯然離開，未向殷師辭行。

〈第一課〉的猶太教授熱衷中國文化，另一位來自波蘭的希伯來文學老教授喜歡集郵，更認為文革非常偉大，向年輕、新進的中國文學女教授蒐求文化大革命的郵票，說再貴也可以買。至於〈姑媽〉的「我」回到中國，闊別二十年的姑媽在地方幹部面前說著歡迎「我」回來長居服務，私下則證實二舅在文革時被紅衛兵逼得上吊自殺，戳破祖國美好的假象，質問「我」：「回來幹什麼？」這樣的理想與幻滅，形成十分強烈的對比。

再者，〈月印〉的文惠在終戰以後與心愛的鐵敏結婚，照顧著病弱的丈夫，穿插敘述二人過去相處的種種。她為了讓鐵敏安靜休養，刻意隱瞞街市上發生的事件。騷亂過後，鐵敏的身體終於好轉，重新拿起書本，開了租書店，也跟宛如社會批評家的好友蔡醫生來往密切，被左派思想所吸引，加入了蔡醫生、楊大姐一團人的活動，漸漸疏離文惠，蔡醫生告訴文惠：「喏，鐵敏不再是你一個人的囉。」文惠起初對於楊大姐、中國的錦繡山河、甚至民族的熱情與革命理想，有著朦朧的嚮往，卻始終沒能進入這個團體。文惠意識到鐵敏痊癒後，夫妻之間，情意日漸淡薄。原本病弱的鐵敏完全生活在她的呵護之下，經過她無怨無悔的付出，丈夫得以痊癒，結果反而造成了自己日後的孤獨，幸福婚姻的理想為之破滅。文惠不知其嚴重性，竟因嫉妒而成了背叛的告密者，向當局舉報家中偷藏一箱紅書，導致丈夫與蔡醫生一夥七人都被逮捕槍斃，最終棄屍馬場町河濱，令她悔不當初。人生理想的幻滅，造成行為的背叛，也帶來了身心的痛苦，乃至於難以挽回的後果。她原本期待日常生活可以藉此重生，沒想到平凡的幸福最終也成為時代的陪葬品，徒留「沒有孩子」的空虛與悲哀。

〈月嗥〉裏的夫妻，相親結婚，三十年後膝下猶虛。臺北帝大畢業的丈夫在法學院教書，父母早逝，八歲就成了孤兒。妻子原本並不喜歡丈夫，直到丈夫胃出血加上急性肺炎，在妻子費心照料下終於存活下來，結婚以來的漠然這才消失，夫妻感情開始轉好。後來丈夫有機會拿獎學金，獨自去日本留學三年。回來十餘年，也升任了教授。沒想到那一天伏案寫作以後，出外散步卻不幸被摩托車撞上而當場死亡。守靈期間，來自日本的婦人帶著孩子，前來家中奔喪，妻子這才得知平時木訥老實的丈夫，留學時住在日本年輕教授家，結識其妹，二人有了私生子。丈夫對家庭的背叛，使得幸福婚姻的假象為之破滅，悲痛的妻子心有不甘，不肯讓亡夫入殮下葬，等著丈夫開口，給她一個交代。由於她的手不斷去抓丈夫的棺木，棺沿上留下無數的指甲印，甚至出現了血跡，在外人眼中，這未亡人是何其悲慟啊！

（四）難以承受的背叛

〈今夜星光燦爛〉的主角「他」，以陳儀為原型。他晚年之被軟禁於臺北，乃因姪兒湯生的背叛。他生長於多難的中國，多少年的征戰和主政，沒有一刻感到擁有自己的生命。當他身任浙江省主席，手上已無兵卒，但他自認還沒有老，還能忠實於自己的夢想。他想著，幾千年的血淚從來都寂然不作聲，任其自然流化，以後勢必也毫無聲響地匯入未來，他彷如看見自己正與眾人在不同的時空，咀嚼著同一枚苦果，一代代人都這樣，只囿於歷史的迴旋中，無法走出這循環的迷宮。如今國共大決戰在即，億萬生靈又要遭到犧牲，一幅難民絕境人間何世的流亡圖已快繪成。眼前姪兒湯生剛上任京滬杭警備總司令，手握重兵，把酒言歡之際，他向姪兒說起另一種冒險，另外一種決戰，謂一念之間，可以使山河大地都端然有序，但一念之差也可以變成人間遺恨，不可玩忽，對於天下兵家的成敗，應放手看透。儘管他長期以來有恩於湯生，豈料湯生聽了臉色大變，斷然拒絕他的提議。他高估了自己的姪兒，不該臨陣勸他息戰，他未能替姪兒的處境著想，也不禁暗中噓唏，養了這樣一個乾兒子，無異於身邊養虎啊！事後湯生堅持己見，還進一步向上報告，終令拒寫悔過書的他，因前線策反的謀叛罪被處以極刑。這是彼此對立之後，奪命的一種背叛。

至於〈落九花〉的民初女子施劍翹，其父施從濱為軍閥張宗昌的山東軍務幫辦，被五省聯軍統帥孫傳芳所殘殺，梟首於蚌埠車站。施劍翹即使結了婚，生下子女，仍決心復仇。她與山東女子師中同窗曉雲志同道合，相互吸引，彼此間有一種難以言喻的親密關係。她們一起在關外森林裡訓練槍法、鍛鍊身體，使得女性在民國爭戰歷史中，結合復仇的動力，有了全新的樣態，也使得女性有了以暴力介入歷史的可能，堪稱時代女性的異數。復仇的準備過程，長達十年，其間施劍翹毫不鬆懈的訓練，只有在月事來的那幾天才會休息。曉雲的丈夫吳學義是京津警察署偵探，發現妻子已不再屬於他或是她自己，甚至於超越了她自身的意志。另一方面，施劍翹的丈夫施靖公為軍閥閻錫山的中校諜報參謀，本來非常同情她，有意幫助實踐她要做的那件大事，當時滿口答應要竭力相助，後來則畏葸不前，令施劍翹失望。施靖公依稀感到自己作為丈夫的地位，慢慢被曉雲所取代。他為了討好妻子，設法弄來兩支勃朗寧手槍送她。當施劍翹得知孫傳芳落腳處，準備自行舉事。吳學義竟背叛妻子和施劍翹，提前向孫傳芳密報有刺客之事。孫傳芳及部屬提高戒備，陰錯陽差逮捕曉雲，以為刺客已被擒，鬆懈大意之下，反而讓施劍翹有機會潛入天津居士林佛堂，當場槍斃孫傳芳，隨即散發漏夜趕印的〈告國人書〉，說明自己舉事殺人的原委，震驚了全中國。

曉雲丈夫吳學義的背叛，或許是為了阻止妻子參與刺殺行動，以免惹來殺身之禍，卻險些破壞此起驚天動地的流血事件。最後，施劍翹獲特赦，曉雲坐監出獄，都回到家庭生活中，恢復妻子、女兒、甚至是母親的身分；施劍翹更宣稱自己將獻身教育事業，彷彿開拓了另一種歷史的可能。

（五）藝術評價迥異

綜觀之，歷史意識為郭松棻小說創作的最大特色，其筆下人物面對歷史的巨輪，以及時代的暴虐，往往無力反抗，終而留下痛徹心扉的創傷，加上人物的理想幻滅和難以承受的對立背叛，讀之不免掩卷長嘆。

至於〈今夜星光燦爛〉以歷史爭議人物陳儀的角度敘寫，國共內戰末期國民政府遷臺為小說時間點，類似翻案，見解獨特，可謂前所未見，唯略過在臺施政不當因而引爆二二八事件的情節，與一般公認的評價迥異，海峽兩岸的讀者由於歷史認知的分歧，當有不同的解讀。再者，〈落九花〉寫民國第一女刺客施劍翹的復仇之路，運用意識流手法，著力刻劃人物的內心世界，然小說視角流轉移動，敘事顯得零碎，結構有欠嚴謹，藝術呈現上不算成功，相較之下，未若一九八○年代創作高峰的雙月名作〈月印〉與〈月嗥〉，敘事步調自信悠緩而又充滿張力，散發迷人的小說魅力，值得一再回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