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上下游【草莓也有地下越南老闆，紅線邊緣共生：大湖草莓產業的農民、移工與盤商】報導，大湖草莓農陳志明（化名）因父親年邁，數年前決定返鄉接手家業。在管理一公頃草莓園的過程中，他注意到鄰居聘僱的越南籍看護工「阿化」不僅手腳俐落，種出的草莓更是漂亮。陳志明時常向阿化請教種植技術，農忙時也會請他協助。

阿化以合法身分來台擔任家庭看護，因鄰居長輩需要的照顧較輕，加上他對務農極具天份與興趣，初期便主動下田幫忙，鄰居也按時薪支付農務補貼。隨著技術獲得肯定，阿化逐漸承擔更多工作，實質成為鄰居草莓田的管理主力。

再對照上下游其他關於臺灣地下越南老闆的系列報導，及臺灣別家新聞媒體關於臺灣農業外籍移工現象的報導，從社會學的角度看，這方面相關報導所描述的問題，接近美國社會學者羅伯特·金·莫頓(Robert King Merton)無規範論中所描述的，有打拼事業、經營生計等文化目標，但覺得現行法令、制度化手段不便利而予以拒絕的，一種標新立異的行動，另外也接近馬克西米利安·卡爾·艾彌爾·韋伯(Maximilian Karl Emil Weber)所論述的，經過目的與手段理性計算的工具理性行動。

而就我所知，臺灣農民目前除了勞力聘用有非法而為的情況之外，農藥或農地的使用也時有非法行事的情形，以往相關報導所呈現出來的理由，也跟上下游地下越南老闆系列報導，或外籍看護充當農業勞工之案例的報導一樣，都是臺灣的相關法令不夠彈性，無法充分呼應他們實際的需求。

這若進一步深究，我認為箇中情境，也跟法國社會學者皮耶·布赫迪厄(Pierre Bourdieu)實踐理論的部分觀點有接近之處。

從非法農業外籍移工的相關報導看來，聘用非法東南亞外籍移工，如越南移工從事農業勞動的部分臺灣農民，一來可能自幼在社會化的過程中，在與家人親友、鄰居、同儕、受義務教育甚或高等教育期間的學校師長或同學互動的過程中，從報章雜誌、廣播、電視等傳播媒體的接觸中，沒有被灌輸充足的法治觀念，也沒有守法的習慣，也就是慣習上，沒有包含守法這個觀念。

二來，會選擇雇用非法外籍移工甚或看護從事農業勞動的臺灣農民或臺灣農地地主，也可能是覺得自己所擁有的經濟資本，也就是財力，付不出聘用合法移工的薪資報酬、福利待遇，再者就是自己所擁有的社會資本，或許可提供聘用好用的，如工作機器一般不容易累的非法越南外籍移工，但其社會關係網絡之中，從相關報導看來，卻明顯缺乏有助於跟公家單位進行良性溝通、嫻熟相關法令規範、能助其提升經營規模、生產技術之專業人士，這社會資本的缺陷導致難以合法聘用農業勞動力，也難以吸引人才為其服務。

三來，就是有些臺灣農民本身缺乏提升經營規模、缺乏科技化、導入人工智慧AI觀念的知識、技術或經驗，還有對農業外籍移工相關法令之理解力等文化資本，相對地，臺灣有些同屬農業經營的菇類栽培場，就我實地觀察，其經營規模龐大、廠房設備新穎、生產技術也自動化甚至導入人工智慧AI，裡面也明顯就有一些臺灣本地青年在裡面工作，我想也可能是老闆本身就比較有農業生產科技化、企業化、自動化的觀念或相關知識，也比較有辦法理解相關法令。

有些臺灣農民之所以會聘用非法外籍移工，或者非法聘用外籍看護從事農業勞動，上下游或其他家臺灣新聞媒體的報導，提到說根本原因是缺工，而之所以會缺工，我想還是因為農業在臺灣一直被視為雞肋般的夕陽產業，社會上相對多數者不重視農業、未正視農業在經濟以外的其他功能與價值，僅因務農收益差、對國內生產總值GDP貢獻的比例低，在觀念上就對務農者存有偏見，這也使得青年從農不受鼓勵，相對多數的臺灣青年也不以從農為畢生職志。

而臺灣務農收益之所以不高，是因為臺灣從農者之中，相對多數者仍以原始看天吃飯的方法生產，臺灣農業生產季節性、區域性、易受自然環境變化影響、易受病蟲害破壞、土地破碎狹小等弱點，至今顯然始終沒有充分克服，而政府有關單位對於農業技術或知識的推廣示範，或者農作產銷設施的提升，多年來也似乎沒有擺在政策推動價值層序的高位，常是徒具形式、聊備一格，實質幫助有限。

另外不能忽略的，是臺灣農業是近年來臺美關係運作之中，常會被犧牲的東西，也就是近年來民主進步黨政府寧可犧牲臺灣農民的權益，也要為了討好美國而放寬、開放美國農產品進口，這會對臺灣農產品市場中的權力結構造成改變，變得對臺灣農民不利，讓臺灣農民的生存更加困難。

總之，我認為若要有效解決臺灣農民非法聘用外籍移工或外籍看護從事農業勞動，所衍生的社會問題，根本之道還是要提升務農收益，並透過農作產銷設施的提升、農業新知識與新技術的研發與推廣示範，使農業生產科技化、自動化、企業化，如此才有可能解決臺灣農業生產看天吃飯、區域性、季節性、易受自然因素影響等沉痾頑疾，也才有可能吸引人才持續投入。

此外，苗栗大湖草莓園有農民請外籍看護協助農事的舉動，其實也是臺灣民眾長久以來，對於東南亞外籍勞工、配偶或看護角色混淆、不尊重其分際之問題的一個例子，臺灣過往被當成勞工對待，進而遭剝削的外籍配偶或看護不知凡幾，而這些人也可能還被要求，受媒體訪問時要說是自己主動願意幫忙(我認為，那阿化被要求說先前是主動願意幫忙的可能性不能忽略，只是媒體不報)，而這也是一些人必須要被加以導正的偏差心態。

臺灣媒體在報導非法農業外籍移工的問題時，若忽略臺灣社會長久以來對東南亞外籍配偶、看護、勞工或幫佣等社會角色混淆的弊病，那是不夠全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