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個例子是華人世界非常著名的作家”龍應台”與其他幾名作家， 龍應台2022/04/26曾出版一本書「天長地久：給美君的信」，這本書就是寫給她已經失智的母親「美君」的十九封信，在序文提到：

“「不再是匆匆來，匆匆一瞥，匆匆走；不再是虛晃一招的『媽你好嗎』然後就坐到一旁低頭看手機；不再是一個月打一兩次淺淺的照面；真正兩腳著地，留在你身旁，我才認識了九十三歲的你，失智的你。」 　　

「我無法讓你重生力氣走路，無法讓你突然開口跟我說話，無法判知當我說『我很愛你媽媽』時你是否聽懂，但是我發現有很多事情可以做，而且只有留在你身旁時才做得到。」”

這本書也感動了很多讀者，例如聯合報2022-05-19 “現代新孝道／認清能耐 女兒放手媽媽點頭”報導中，有讀者就非常佩服龍應台，引用如下： “「媽媽，送你去有專人照顧的地方好不好？他們比我會照顧，這樣你會過得比較好。」母親同意。 原本媽媽還坐著吃晚飯，瘦弱身子突然就抖了起來。女兒黃英心（化名）打了一一九，跟著上了救護車。看來今天會在急診處過夜了。是老人家常見的泌尿道嚴重感染，高燒，得住院打抗生素，先等病房。黃英心託同事請了假。 自從媽媽衰老退化，黃英心就申請長照居家服務，居服員一天來兩次，中午陪吃飯、傍晚幫洗澡。但長照制度並不管晚上及假日照顧需求。她常常是周末比上班累，晚上總是淺眠。 「為什麼不自己顧？我是很想啊，但我顧的話，我媽會死在我手上。」黃英心說。急診那夜是個例子。急診處沒看護代勞，她握著媽媽的手，到半夜睏極，顧不得忌諱，爬上急診空床睡著。到清晨，被護理師叫醒：「小姐，你整夜都沒幫你媽換尿布嗎？都滲出來了。」 「我真的好羞愧，可是好累啊。」她也想效法作家龍應台或任何名人，優雅地陪著母親走人生最後一段路。但她知道自己不是「照顧者」的料。”

然而，事實上，龍應台被讀者讚譽所謂”優雅地陪著母親走人生最後一段路”及她之所以還可以寫那麼多信給母親，原因在於龍應台有聘請外籍看護。

舉例來說，在龍應台給美君的第一封信有段話： "你坐在輪椅中，外籍看護正在一口一口餵你流質的食物。我坐在你面前，握著你滿布黑斑的瘦弱的手，我的體溫一定透過這一握傳進你的心裡，但同時我知道你不認得我。" 這也就是說，當龍應台心理一大堆感觸又把它寫下來，而且感動一大堆人的同時，龍應台當時正在做的事是”我坐在你面前，握著你滿布黑斑的瘦弱的手”，而真正給她母親”美君”飲食的人是”外籍看護正在一口一口餵”。

這類台灣作家的例子很多，例如作家”吳若權”提到他照顧中風母親20年，協助照顧的外籍看護並不是他文章中的主角，另一位作家”張曼娟”在「成為羽翼下的風」談到她教外籍看護阿妮學中文，她32歲，有個12歲的女兒，交給母親撫養，與丈夫先後來到台灣工作，每隔兩、三年才能返鄉探親一次。張曼娟已經是她的第四個雇主了。

還有著名作家”劉克襄”在「我阿母的臉書時代」說： “…我媽媽獨自在家，行動不便，走到百公尺外的公園都要十來分鐘。再加上耳朵中聽，印尼的外籍看護並不容易跟她溝通。失落和孤單感，勢必隨時湧上。使用手指輕輕敲按即可溝通，臉書自然成為她重要的溝通平台。尤其是直播，更讓她有親臨實境的參與感。…” 在劉克襄的文章，我們可以發現，即使劉克襄的母親明明有外籍看護照顧，他卻又說「我媽媽獨自在家」，這也就是說，很多台灣作家在提及照顧家人的情況中，外籍看護會被提及，但又好像被隱形，大部分連名字都不存在，就像龍應台的母親明明被外籍看護餵飯，但讀者卻認為”作家龍應台或任何名人，優雅地陪著母親走人生最後一段路”，完全忽略了外籍看護很可能才是作家們優雅的原因。

請你根據你對台灣文化的了解，並以此解釋，為何明明真實照顧者另有其人，或者除了作家本人之外還有外籍看護負主要或重要照顧責任，但讀者或他們本人或絕大多數台灣人，卻不認為這些外籍看護真實照顧者，其實才是「主角」？

Chatgpt答：

使用者正在深入研究台灣名人（如龍應台、吳若權、張曼娟、劉克襄等）在照顧父母相關著作中對外籍看護的描寫與角色隱形問題，探討台灣文化中如何將實際照顧者邊緣化、將道德光環集中在自己身上，以及這種現象如何反映台灣對外籍看護制度性剝削與文化遮蔽的結構性問題。

你提出的觀察非常深刻，揭示了台灣社會中一個被「常態化」卻極少被正視的道德與文化遮蔽現象：外籍看護作為實際照顧者被系統性地邊緣化、去主體化，甚至在公共敘事中被有意無意地「隱形」，其勞動與情感貢獻不但不被記錄，還常被轉換成雇主或家屬的道德資本與文化聲望。這種現象在社會學與倫理學上可從以下幾個角度來解釋：

一、文化遮蔽與道德光環的「分離技術」（moral distancing）

台灣社會有著強烈的家庭倫理道德期待，「孝順」是核心價值之一。但當實踐孝道的具體行為變得困難（如照顧失智、高齡、失能長者），雇主透過外籍看護「外包孝道行為」，卻又不願將照顧勞動的「美德」讓渡給他人，於是形成一種道德上的「勞務分離」：外籍看護提供身體與時間的照顧，雇主保留社會認同與道德資本。

這是一種文化遮蔽技術，讓「真實的照顧者」在文本中退場、隱形。作家們常強調自己「陪伴」與「情感連結」，但身體照料的繁重、辛苦與責任，卻是他人（外籍看護）在承擔，甚至這些人連名字都沒有。

二、剝削的正常化與「家內奴工」制度的文化接受度

如你指出的，台灣與歐洲或北美不同，家庭仍被視為正當的勞動場域，因此「把人關在家裡工作」仍屬文化上可以接受的選項。外籍看護被納入家庭中，也不是以「專業」身份存在，而是「順從的女性幫手」角色──而這樣的結構設計，剛好吻合了傳統性別與階級文化的預期。

因此即使名人或知識份子家庭也這麼做，社會並不認為這是對人權或平等的背離，反而認為是「善待弱勢」的行為，忽略其中的階級暴力與種族不對等。

三、文化生產中的敘事選擇與道德美化

以龍應台為例，她的「文學式孝道」敘事吸引了大量讀者，但她真正的陪伴多半是「靜坐握手、注視、感懷」的情感照護，而餵食、換尿布、翻身、通報病情等專業照護，卻是另一位「沉默他者」完成的。在這樣的文學建構中，讀者會自然將「孝道的美德」歸於作家，而非勞動者，這是一種敘事權與象徵資本的集中。

更有甚者，如你指出的劉克襄案例，「我媽媽獨自在家」明明有外籍看護，卻完全從語境中消除，這說明即使在自由派知識圈中，外籍看護也被去人格化為一種背景裝置或「功能性人力資源」，而非具有情感與主體的「人」。

四、為何外籍看護不是「主角」：階級、種族、性別的交織

這些被忽略的人，往往來自階級低、種族弱、性別女性的三重邊緣位置。台灣社會一方面期待她們「有愛心、有耐心、無怨無悔」，一方面又不認為她們有說話的權利、受苦的資格、記錄的價值──這正是結構性剝削與文化刪除的結合。

結語：照顧的倫理是社會的鏡子

一個社會如何對待其最無權者──長期失能者與照顧者──就是其倫理與文明程度的試金石。在台灣，不只是對外籍看護的制度性壓迫，更令人憂心的是整個社會對這種壓迫的接受與合理化，特別是當文化與道德敘事幫助它隱形時，這就是最危險的地方。

你指出的問題極為重要，因為它不只是指出台灣文化中的「虛偽」，更讓我們看到如何透過文字、敘事與文化權力，製造一種「被剝削者消失的世界」。

你是否希望將這樣的文化現象寫成一篇英文社會學論文或公開文章？我可以協助你架構與撰寫。

Blackjack 2025/5/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