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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東坡的淨土信仰
2013/10/01 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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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坡居士蘇軾的淨土宗信仰

2013-09-23 14:40:43  來源:法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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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軾以「東坡居士」自稱,可見他受佛教的影響很深。關於蘇軾和佛教的關係,人們一般都注重研究禪宗對於蘇軾的影響,或是研究蘇軾與禪林的交遊。 實際上,蘇軾有極其濃厚的輪迴轉世信仰和淨土思想,這一點往往為人們所忽視。蘇軾的淨土思想主要表現在:他相信自己的前身是一個僧人;他多次施捨財物以造 作阿彌陀佛像,並且作了不少頌佛詩文;他為死去的親人、朋友作水陸道場,以求往生西方極樂淨土。茲據《蘇軾年譜》[1],並參以有關資料,細考蘇軾生平有 關西方淨土的事蹟,請大德專家指教。

  輪迴說是佛教得以廣泛傳播的核心教義之一。蘇軾對於輪迴轉生說十分相信,這一點可從他的詩文和有關的筆記、傳說中反映出來。《答陳師仲書》一文 裡說:「軾亦一歲率常四五夢至西湖上,此殆世所謂前緣者。在杭州嘗游壽星院,入門便悟曾到,能言其院後堂殿、山石處,故詩中有『前生已到』之語。」(《蘇 軾文集》卷49,以下簡稱為《文集》)[2]《和張子野見寄三絕句·過舊遊》云:「前生我已到杭州,到處長如到舊遊。」(《蘇軾詩集》卷13,以下簡稱為 《詩集》)[3]《去杭州十五年,復游西湖,用歐陽察判韻》云:「還從舊社得心印,似省前生覓手書。」句下「王註:堯卿曰:公游壽星院,入門便悟,嘗有詩 云:『前生我已到杭州。』」(《詩集》卷31)《南華寺》云:「我本修行人,三世積精煉。中間一念失,受此百年譴。」(《詩集》卷38)這裡蘇軾並非是用 戲謔的語氣說的,而是說得十分虔誠。蘇軾的前身是一個僧人的傳說,流傳十分廣泛。元豐七年(1084)四月,蘇軾將抵筠州時,蘇轍與洞山克文禪師、聖壽聰 禪師迎於建山寺。《冷齋夜話》卷七「夢迎五祖戒禪師」條曰:

  蘇子由初謫高安時,云庵居洞山,時時相過。聰禪師者,蜀人,居聖壽寺。一夕, 云庵夢同子由、聰出城迓五祖戒禪師。既覺,私怪之,以語子由。未卒聰至,子由迎呼曰:「方與洞山老師說夢,子來亦欲同說夢乎?」聰曰:「夜來輒夢見吾三人 者,同迎五祖戒和尚。」子由拊掌大笑曰:「世間果有同夢者,異哉!」良久,東坡書至曰:「已次奉新,旦夕可相見。」二人大喜,追筍輿而出城,至二十里建山 寺而東坡至。坐定無可言,則各追繹向所夢以語坡。坡曰:「軾年八九歲時,嘗夢其身是僧,往來陝右。又先妣方孕時,夢一僧來托宿,記其頎然而眇一目。」云庵 驚曰:「戒陝右人,而失一目。暮年棄五祖,來游高安,終於大愚。」逆數蓋五十年,而東坡時年四十九矣。後東坡復以書抵云庵,其略曰:「戒和尚不識人嫌,強 顏復出,真可笑矣。既法契,可痛加磨礪,使還舊規。不勝幸甚。」自是常衣衲衣。

  同卷另有「蘇軾襯朝道衣」條曰:

  哲宗問右珰陳衍:「蘇軾襯朝章者何衣?」對曰:「是道衣。」哲宗笑之。及謫英 州,云居佛印遣書追至南昌。東坡不復答書,引紙大書曰:戒和尚又錯脫也。後七年復官,歸自海南,監玉局觀。作偈戲答僧曰:「惡業相纏卌八年,常行八棒十三 禪。卻著衲衣歸玉局,自疑身是五通仙。」[4]

  前面說過,蘇軾在杭州時嘗游西湖壽星寺,入門便悟曾到。《春渚紀聞》卷六「寺認法屬,黑子如星」條記此事甚詳:

  錢塘西湖壽星寺老僧則廉言:先生作郡倅日,始與參寥子同登方丈,即顧謂參寥 曰:「某生平未嘗至此,而眼界所視,皆若素所經歷者。自此上至懺堂,當有九十二級。」遣人數之,果如其言。即謂參寥子曰:「某前身,山中僧也。今日寺僧, 皆吾法屬爾。」後每至寺,即解衣盤礴,久而始去。則廉時為僧雛侍仄,每暑月,袒露竹陰間,細視公背,有黑子若星斗狀,世人不得見也。即北山君謂顏魯公曰 「志金骨,記名仙籍」是也。

  《西湖夢尋》卷一《智果寺》記此事稍出入:

  東坡守杭,參寥卜居智果,有泉出石罅間。寒食之明日,東坡來訪參寥,汲泉煮 茗,適符所夢。東坡四顧壇[土+遺],謂參寥曰:「某生平未嘗至此,而眼界所視,皆若素所經歷者。自此上懺堂前,當有九十三級。」數之,果如其言。即謂參 寥子曰:「某前身,寺中僧也。今日寺僧,皆吾法屬耳。吾死後,當捨身為寺中伽藍。」參寥遂塑東坡像,供之伽藍之列,留偈壁間,有:「金剛開口笑鐘樓,樓笑 金剛雨打頭。直待有鄰通一線,兩重公案一時修。」

  惠洪《禪林僧寶傳》卷第二十九亦記三人同夢戒和尚事:

  東坡嘗訪弟子由於高安。將至之夕,子由與洞山真淨文禪師、聖壽聰禪師,連床夜 語。三鼓矣,真淨忽驚覺曰:「偶夢吾等謁五祖戒禪師。不思而夢,何祥耶?」子由撼聰公。聰曰:「吾方夢見戒禪師。」於是起,品坐笑曰:「夢乃有同者乎?」 俄報東坡已至奉新。子由攜兩衲,候於城南建山寺。有頃,東坡至,理夢事。問:「戒公生何所?」曰:「陝右。」東坡曰:「軾十餘歲時,時夢身是僧,往來陝 西。」又問:「戒狀奚若?」曰:「戒失一目」。東坡曰:「先妣方娠,夢僧至門,瘠而眇。」又問:「戒終何所?」曰:「高安大愚,今五十年。」而東坡時年四 十九。後與真淨書,其略曰:「戒和尚不識人嫌,強顏復出,亦可笑矣。既是法契(或云法器),願痛加磨勵,使還舊觀。」自是常著衲衣。

  內容與《冷齋夜話》稍有出入。惠洪甚至把蘇軾的文學天才也歸功於他的前身戒禪師:「東坡蓋五祖戒禪師之後身,以其理通,故其文渙然如水之質,漫衍浩蕩,則其波亦自然而成文。蓋非語言文字也,皆理故也。自非從般若中來,其何以臻此?」[5]

  此後,叢林盛傳東坡前身為戒禪師。如宗曉編《樂邦遺稿》卷下(《大正藏》第47冊)「通記諸公前身後報」條曰:

  蘇文忠公軾自言:「母夫人初孕時,夢一僧來投宿,尚記其頎然而眇一目,蓋陝右戒禪師也。」

  同卷「蘇東坡前身五祖戒禪師」條曰:

  《龍舒淨土文》曰:「五祖戒禪師乃東坡前身,應驗非一。以前世修行故,今世聰明過人;以其習氣未除,致今生多緣詩語意外受竄謫。生此世界,多受苦如是。聞東坡南行,唯帶阿彌陀佛一軸。人問其故,答云:『此軾生西方公據也。』若果如是,則東坡今生得計矣。」

  《佛祖統紀》卷四十六(《大正藏》第49冊)曰:

  (元祐)七年。軾弟轍謫高安(瑞州)時,洞山云庵與聰禪師一夕同夢與子由出城 迓五祖戒禪師。已而子贍至,三人出城候之,語所夢。軾曰:「八九歲時,時時夢身是僧,往來陝右。又先妣孕時,夢眇目僧求托宿。」云庵驚曰:「戒公,陝右 人,一目眇。」逆數其終已五十年,而子瞻時四十九。自是常稱戒和上。

  五戒禪師先在五祖山,後至大愚山。自己前身所在地,蘇軾當然要去遊覽一番。元豐七年(1084)三月,被貶在黃州,作《五祖山長老真贊》,云:「問道 白雲端,踏著自家底。」(《文集》卷22)五月端午,蘇軾和幾個兒子一同遊大愚山真如寺,拜謁大愚禪師,賦詩題為《端午游真如,遲、適、遠從,子由在酒 局》(《詩集》卷23)。


  蘇軾不但相信自己的前生之說,對於別人的前生傳說,也十分相信。《王晉卿前生圖偈》:「前夢後夢真是一,彼幻此幻非有二。正好長松水流間,更憶前生後 生事。」(《文集》卷22)當時的士大夫不僅對禪宗義理十分熱心,對佛教的靈異事蹟也很熱衷。很多的知名文人,都有前生的傳說。明人祩宏輯錄的《往生集》 卷二(《大正藏》第51冊)云:

  愚聞之古德云:士大夫英敏過人者,多自僧中來。然嘗疑之:迷而不返者什九,不 負宿因者什一,其故何也?五濁惡世,多諸退緣,賢者所難免也。故戒禪師後身為東坡,青禪師後身為曾魯公,哲禪師後身耽富貴、多憂苦。夫東坡最為親近法門, 而曾公已不之及,彼哲老之後身,其迷抑又甚矣!古今知識,所以勸人舍五濁而求淨土也。然則劉遺民而下諸君子,所得不既多乎?

  傳說於蘇軾有知遇之恩的張方平的前生是一個信奉《楞伽經》的和尚。蘇軾對這個傳說十分相信,《書楞伽經後》言之甚詳:

  太子太保樂全先生張公安道,以廣大心,得清淨覺。慶歷中嘗為滁州,至一僧舍, 偶見此經,入手恍然,如獲舊物,開卷未終,夙障冰解,細視筆畫,手跡宛然,悲喜太息,從是悟入。常以經首四偈,發明心要。軾游於公之門三十年矣,今年二 月,過南都見公於私第。公時年七十九,幻滅都盡,惠光渾圜,而軾亦老於憂患,百念灰冷。公以為可教者,乃授此經,且以錢三十萬,使印施於江淮間。而金山長 老佛印大師了元曰:「印施有盡,若書而刻之則無盡。」軾乃為書之,而元使其侍者曉機走錢塘求善工刻之板,遂以為金山常住。元豐八年九月日,朝奉郎、新差知 登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騎都尉借緋蘇軾書。」(《文集》卷66)

  《冷齋夜話》卷七《張文定公前生為僧》所記與此大致相同。

  蘇軾還十分相信夢的預兆功能。元豐四年(1081)正月二十二日,至岐亭,曾夢僧破面流血,若有所訴。第二日路經一廟,見一羅漢塑像面目為人所 壞,於是將之修葺一新。(《文集》卷12《應夢羅漢記》)《應夢羅漢》(《文集》卷72)亦記其事,文略異。元祐五年(1090)二月二十七日,拜訪道 潛,書道潛所作《寒食清明詩》。這次拜訪,也是一件異事。《書參寥詩》云:「僕在黃州,參寥自吳中來訪,館之東坡。一日,夢見參寥所作詩,覺而記其兩句 云:『寒食清明都過了,石泉槐火一時新。』後七年,僕出守錢塘,而參寥始卜居西湖智果院。院有泉出石縫間,甘冷宜茶。寒食之明日,僕與客泛湖,自孤山來謁 參寥,汲泉鑽火,烹黃蘗茶。忽悟所夢詩,兆於七年之前。眾客皆驚嘆,知傳記所載非虛語也。」(《文集》卷68)

  佛教相信輪迴轉世,那麼,人死後最好的歸宿當然是西方淨土。淨土思想是輪迴說邏輯上的必然結果。雖然蘇軾曾說過:「仙山與佛國,終恐無是處。」 (《和陶神釋》,《詩集》卷42)但實際上蘇軾對西方淨土深信不疑,他曾多次施捨財物造阿彌陀佛像,為親人寫超薦文疏,以助親人往生西方。茲按時間先後, 將他的淨土事蹟略舉如下:

  熙寧七年(1074),蘇軾在杭州時,嘗舍亡母程氏遺留的簪珥於淨慈寺,作《阿彌陀佛頌》(《文集》卷20),命工畫阿彌陀佛像。

  元祐六年(1091),蘇軾守杭,應圓照律師之勸,為亡母程氏舍遺留簪珥,命 工畫阿彌陀佛像,作《阿彌陀佛頌》(《文集》卷20)。頌敘云:「錢塘圓照律師,普勸道俗歸命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眉山蘇軾敬舍亡母蜀郡太君程氏遺留簪 珥,命工胡錫采畫佛像,以薦父母冥福。」(此據孔凡禮先生《蘇軾年譜》,疑與前重複)

  紹聖元年甲戌(1094)閏四月三日,蘇軾罷定州任,責知英州,以道潛所送彌 陀像隨行。《與參寥子》(《文集》卷61)第十一簡云:「彌陀像甚圓滿,非妙總留意,安能及此!存沒感荷也。公欲留施如水,不便留下。今既齎至此,長大難 得人肯附去,輒已帶行,欲作一讚題記,舍廬山一大剎耳。」《善誘文·子瞻以己論雞》謂蘇軾獄中作詩二首,有「魂飛湯火命如雞」之句,神宗聞而憐之,事從寬 釋。既而南行,子瞻猶有慊意,乃以阿彌陀佛一軸隨行。人問其故,答曰:「此余投西方見佛公據也。」涵芬樓《說郛》卷四十九引《唾玉集·西方出處》亦敘此 事。

  《往生集》卷二(《大藏經》第五十一冊)「蘇軾學士」曰:

  宋蘇軾,號東坡,官翰林學士。南遷日,畫彌陀像一軸,行且佩帶。人問之,答曰:「此軾生西方公據也。」母夫人程氏歿,以簪珥遺貲,命工胡錫繪彌陀像,以薦往生。

  《佛祖統記》卷四十六(《大正藏》第49冊)亦記此事:

  子瞻在惠州,被命遷謫儋耳(海外儋州)。惠守方子容來吊曰:「吾妻沈氏事僧伽謹甚,一夕夢來別。問何往,曰:『當與蘇子瞻同行,後七十二日有命。』今適其日,豈非事已前定?」南行之日,攜阿彌陀佛一軸。人問其故,答曰:「此軾往生西方公據也。」

  《龍舒增廣淨土文》(《大正藏》第47冊)第七卷「指迷歸要七篇·戒禪師後身作東坡」云:

  五祖禪師乃東坡前身,應驗不一。以前世修行故,今生聰明過人;以五毒氣習未除 故,今生多緣詩語意外受竄謫。此亦大誤也。若前世為僧,參禪兼修西方,則必徑生淨土,成就大福大慧,何至此世界多受苦惱哉?聞東坡南行,唯帶阿彌陀佛一 軸。人問其故,答云:「此軾生西方公據也。」若果如是,則東坡至此方為得計。亦以宿植善根、明達過人,方悟此理故也。

  紹聖元年(1094)六月九日,蘇迨、蘇過以與其兄蘇邁遵其母王閏之遺命所共畫之阿彌陀像,奉安金陵清涼寺。蘇軾作《阿彌陀佛贊》(《文集》卷21),並作《贈清涼寺和長老》(《詩集》卷37)。

  蘇軾一生坎壈,他的親人也跟著受苦,有的很早就夭折病亡。蘇軾只能乞求佛菩薩保佑他們的亡靈早日往生西方淨土,以補償今生的痛苦。元祐八年 (1093)十一月十一日,設水陸道場,為妻王閏之薦福,作《釋伽文佛頌並引》(《文集》卷20)。《文集》卷二十二有《水陸法像贊》十六首,乃為駙馬都 尉張敦禮作。紹聖二年(1095)八月一日,作《書金光明經後》(《文集》卷66)。《金光明經》是蘇過為母親王閏之所寫,以資母冥福。紹聖三年 (1096)七月五日,朝云病亡,作《惠州薦朝云疏》(《文集》卷62)。朋友死了,蘇軾也要作疏以資往生。宋徽宗建中靖國元年(1101)六月中旬,命 兒子蘇過往吊蘇頌(子容)之逝,並作《薦蘇子容功德疏》(《文集》卷62)。

  對於與自己毫無關係的人,蘇軾也希望他們能夠往生。宋徽宗建中靖國元年(1101)三月,在虔州作水陸道場,薦孤魂滯魄,作《虔州法幢下水陸道 場薦孤魂滯魄疏》(《文集》卷62)。六月中旬,又在金山作水陸道場,並邀請米芾參加。米芾有足疾,不能至,作詩寄蘇軾。(《寶晉英光集》卷二《東坡居士 作水陸於金山,相招。足瘡,不能往,作此以寄之》)

  據蘇轍《墓誌銘》記載,宋徽宗建中靖國元年(1101)七月二十八日,蘇軾病熱轉劇。逝世前,他對守在病床旁邊的三個兒子說:「吾生無惡,死必 不墜。慎無哭泣以怛化。」對自己的來世似乎很有信心。但據《紀年錄》云:「將屬纊,而聞、觀先離。琳叩耳大聲曰:『端明宜勿忘!』『西方不無,但個裡著 (力)不得。』世雄云:『固先生平時履踐,至此更須著力。』曰:『著力即差。』語絕而逝。」《清波雜誌》卷三亦有相同記載,但稍略。

  通過以上論述,我們可以得出一個肯定的結論:蘇軾信仰西方極樂淨土,還親身作了很多佛事。有些學者說禪宗給了他「虛幻的心靈避難地」[6],其 實,西方淨土思想才真正使蘇軾的精神有了寄託。實際上,蘇軾、黃庭堅等人都有極濃厚的淨土思想,這也反映出北宋初期的禪、教、淨合流的趨勢。這一點往往為 研究者所忽視,希望通過本文對蘇軾淨土信仰的論述,引起研究者對此問題的注意。

  (作者:許外芳)

  參考文獻:

  [1]孔凡禮:《蘇軾年譜》,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2月版。

  [2]蘇軾:《蘇軾文集》,孔凡禮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3月版。

  [3]蘇軾:《蘇軾詩集》,孔凡禮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2月版。

  [4]惠洪:《冷齋夜話》,四庫本。

  [5]惠洪:《石門文字禪》卷27,四部叢刊本。

  [6]謝思煒:《禪宗與中國文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6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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