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是「管理」眾人之事，五二Ｏ兩週年，管理大師會怎麼評斷總統的政績?

柯林頓於1992年當選總統，管理大師彼得‧杜拉克(Peter F. Drucker)在1993年便寫過一篇名為「總統的六條守則」的文章，提醒柯林頓注意一些不變的法則，平庸者可藉以守成，英明者違之照樣受傷。

第一條，是要搞清楚那些事是必須完成的?(What needs to be done?)注意，是”need”(必須)，不是”neo-”(新的-)；是”done”(完成)，而不只是”do”(做)。總統必須依現實狀況做決策，並排出優先順序，不管他喜不喜歡。杜魯門原偏好搞國內福利，但二戰之後不到數月，就發現堵住史達林比什麼事都重要，因此將重心放到了馬歇爾計劃。福利政策可以討好選民，經濟政策則難以論功行賞，但是沒有經濟那來福利?所以新政府將福利政策置於經濟政策之前，會是個正確的排序嗎?總統必須找出既重要又急迫的事，然後完成它，才能取得穩定。

第二條規則：集中力量做必須做的事。政府資源有限，在一定時間內，只能做好一件事，或做了十件事，卻都沒做好。災區很難復建，但必須復建，即使因此要花一千億預算，也必須暫時犧牲其他預算；錢就這麼多，救得了產業就救不了股市，發得了老人年金就處理不來失業問題，好的政策，一條就夠了，備多力分，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分。

第三，別自以為有把握就亂下賭注。羅斯福把最高法院視為新政的”石頭”，想把它踢掉，結果失敗；柯林頓想把同性戀逐出軍隊，卻使其民調降至谷底。阿扁不惜對外國媒體放話扣對手紅帽子，藉老李與台聯搞統獨對立，對中共與台獨玩兩手策略，已經讓自己置身在一個不可控制的遊戲中，族群問題就像悶燒快鍋，雖然可以快速讓人吃得到肉，但火太旺了便會爆鍋。

第四，好總統絕不做微觀管理，而要組成專業有效率的團隊，他自己則站在專業的肩膀上宏觀調控。卡特一天工作十六小時，那四年卻是美國自二戰以來國勢最衰的四年；接下來是美國人最驕傲的八年，報紙漫畫卻形容雷根在幕僚激辯的時候削蘋果、打瞌睡。當總統天天講股價，財政部長能不去當操盤手嗎?總統要管內閣人事，行政院長不就跟傳令沒啥兩樣？如果連國慶煙火要在台北放或高雄放都要阿扁管，那他日理豈止萬機?阿扁該學學羅斯福，用專家而不是親信，才能有所作為。

第五，總統在政府裡沒有朋友，這也是林肯的名言，因為好朋友太多，容易造成貪污腐敗。同樣的，中國歷代王朝，歸結起來只亡於外戚、宦官、與權臣，這些都是皇上的至親好友。將國營事業專業經理人拔掉，換上自己人當家，經營績效反變差，對得起國家嗎？用搞文化的來管體育，用學都計的去管水利抗旱，之前還有學廣告的在管交通，新政府怎麼會有成效？朋友太多，專家太少，正是推不動政策的關鍵。

最後一條，也是最重要的一條，正是杜魯門告誡甘迺迪的名言:「一旦當選總統，就要停止競選。」但是阿扁到處”走攤”，不同意見的人就是”石頭”，視在野黨監督反對的天職為“野蠻”；那邊支持我，就到那邊放煙火；那邊不支持我，就砍那邊預算，像透了還在選舉。連政府再造，都是有明確目標族群的單位，留；看不見票或票不夠多的單位，砍，這不是將中央政府黨部化嗎？總統要有總統的格局，計較太多恩仇，計算太多眼前得失，必然嚴重扭曲施政，總統自己放不下選舉身段，那在野黨又如何敢「一笑泯恩仇」呢?

權力，是集體化社會的產物，當社會邁入網路化、新經濟主導世界發展的時候，橫向的影響力已經在逐步取代垂直式權力的地位。阿扁要學的，不是威權人物怎麼濫用權力，而是作為一個新時代的開拓者，如何用管理來創造事的效率、用領導來建立人的服氣，用知識來拓展全面的影響力，讓無形的影響力，逐漸取代傳統的權力。

扁政府不要只會在文告中引用杜拉克的名言，管理大師的智慧與忠言，才是真正該參考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