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金融時報》專欄作家 吉迪恩•拉赫曼的這篇文章是讀過以色列特拉維夫大學(Tel Aviv University)教授阿澤爾•蓋特(Azar Gat)的著作文明世界的戰爭(War in Human Civilization)後，”聯想引申”現在中國經濟的發展，懷疑”西方理論家假定自由民主制度效率出眾，是太過自滿了”?   任何的懷疑，就是”人類存在價值”的證明!!

不過，溫家寶是在中國最高權力機構人民代表大會的年度會議開幕式上做的相當”國情咨文”的報告明確的點出 : “我們的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以及其他各領域的改革。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和現代化建設就不可能成功。”  顯然，中國的領導階層已意識到政治體制改革是必須面對的，是和持續的經濟體制改革相關聯的----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也將是”摸著石頭過河的實踐”，這個難度將遠遠超過30年前啟動的”改革開放政策”!!

1989年中國天安門動亂的鎮壓，柏林牆拆除和前蘇聯帝國解體等一系列的事件後，1992年，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出版了歷史之終結與最後一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就是冷戰結束後的---就如同1776年的國富論（The Wealth of Nations）是英國在十八世紀改良了蒸氣機運用化學能替代人力，獸力進行大規模的生產，使人類社會發生”天翻地覆”的大改變後---一個歸納分析的著作認為，西方的自由民主可能是人類的社會文化演化的終點，預示著人類最終政府形式的到來。

人類歷史的演化會有”草蛇灰線”的脈絡，是基於對人類與生俱來的自由意志（free will）具有相同共性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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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英國《金融時報》專欄作家 吉迪恩•拉赫曼

2010-02-25

過去35年，世界各地民主國家的數量不斷增加。

一切皆始於上世紀70年代的西歐，希臘、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專制政權相繼倒臺。80年代，運動蔓延至東亞和拉丁美洲，韓國、臺灣、菲律賓、巴西和阿根廷迎來了民主。

90年代，種族隔離制度在南非的終結，伴隨著選舉民主在非洲大陸大部分地區的傳播。

最具戲劇性的突破來自1989年柏林牆的倒塌和前蘇聯帝國的解體。

自冷戰結束以來，西方的政治討論往往認為，上述一系列事件不僅僅是一種讓人愉快的巧合。在許多分析人士看來，它不僅證明了人類對自由的普遍嚮往，也證明了自由民主製作為一種政治制度的內在優越性。如羅奈爾得•雷根(Ronald Reagan)所言，“自由發揮了作用”。實行民主的國家將在經濟領域取得成功，而專制政權註定會失敗。

上世紀90年代“資訊革命”的到來，為上述樂觀理論增添了另一層意義。人們普遍認為——從魯珀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到比爾•克林頓(Bill Clinton)等各色人物都是如此——在新“知識經濟”時代，只有那些允許思想自由傳播的民主國家才能最終實現繁榮富強。這一信條使美國更容易對中國的崛起報以隨和的態度——根據該理論，中國不是變成一個民主國家，就是在經濟上一敗塗地。

但如今，中國已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而它幾乎沒有表現出轉變為民主國家的跡象。現在我們很容易想像，當中國的經濟規模超過美國時，它仍將是一個專制國家。根據目前的趨勢，那一刻將在本世紀20年代到來。

世界頭號經濟強國可能很快會是一個非民主國家的概念，讓後冷戰時代許多令人寬心的假設都站不住腳了。阿澤爾•蓋特(Azar Gat)有關民主與政治和經濟成就之間關係的新書也因此顯得特別恰逢其時。

蓋特是以色列特拉維夫大學(Tel Aviv University)的教授，他的上一部著作《文明世界的戰爭》(War in Human Civilization)頗受好評。新書是一部主題散文集，收錄的文章大多已在其他地方發表，因此讀起來不像專著那麼有趣，但蓋特的中心主題十分發人深省。

他的基本觀點是，西方理論家假定自由民主制度效率出眾，是太過自滿了。他很有說服力地指出，前蘇聯體系之所以難以維繫，不是因為它的專制，而是因為它是共產主義制度。信奉資本主義的專制國家——比如上世紀40年代以前的德國和日本——有一段時期曾經成就斐然。蓋特表示，日本人和德國人證明，專制國家可以把經濟效率、公眾支持和軍事實力結合起來，使國家的運轉變得十分高效。

蓋特認為，決定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果的，並不是由自由民主制度的出色效率，而是由參戰國的相對規模。簡言之，日本和德國太小了。相比之下，戰爭勝利的原因在於美國的國土面積，而非它的民主政體。

蓋特寫道：“要是沒有美國，自由民主國家很有可能輸掉20世紀的宏偉戰爭……後人對自由民主制的評價也就很有可能呼應西元前4世紀希臘人在斯巴達戰勝雅典後對民主的否決。”他或許還應該指出，正是由於非民主的前蘇聯做出了巨大犧牲，才確保了“民主”在1945年的勝利。

下一代人面臨的重大世界問題可能是，中國能夠在多大程度上複製20世紀上半葉那些專制政權的成功。蓋特沒有對未來妄下定論。但他對過去100年歷史的研究是一記有益的提醒：民主的勝利可能比沉浸在冷戰結束喜悅中的許多人所設想的更加偶然。

譯者/何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