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據內政部所公布的最新資料，2025年新生嬰兒跌幅高達20％，生育率已驟降至0.7人，不及替代水準2.1人之半，較南韓生育率的0.8人更低，創下全球最低紀錄，今年前四個月持續下跌，4月新生嬰兒僅8,144人，相較於死亡人數逾1.6萬，連續64個月「生不如死」，全國總人口連28個月下跌至2,326.2萬人，台灣人口面對前所未有危機，若無法改善，未來勢必對社會經濟發展造成威脅。
此一人口危機現象，在許多家庭餐桌氛圍中或可發現端倪。雖餐桌菜餚依舊鋪陳、燈火仍然微暖，但能夠回家餐敘的年輕子女少了、參與餐敘的高齡長輩空了，已難以呈現往昔家庭氛圍，可以說是最近數年以來反映人口危機最貼實的寫照。
國內人口陷入危機，並非始於今日，可溯自1984年生育率摜破替代水準的2.1人之後逐年下降，2000年降至工業國家之林的1.7人，2003年進一步降至衝擊人口發展的1.3人。誠如許多學者專家研究分析，將國內生育率下降癥結歸納為：其一，實質薪資停滯所造成的經濟條件薄弱難以早婚，未婚族人口占青壯人口的比率達到36％；其二，工作職場不太友善所導致的生養環境欠佳不易早生，不孕症人口占已婚人口之比率超過10％。
前者如從經濟學理的角度來說，其問題的深層根源，莫過於產業結構長期失衡，使得許多受僱於「傳統」產業的年輕族群，面對薪資停滯、職涯不穩困境，加上房價飆漲與租金上揚等壓力，如果托育、撫養、教育與醫療等成本持續增加，讓希望生育的年輕族群難以負擔相關費用，甚至被迫需要精算生育成本，一旦淪為高度風險的投資，自然不是人生過程必須的選擇。
至於後者，從社會制度的立場而言，問題的真正核心，可歸咎於勞動制度長期對家庭的不夠友善。例如：工時彈性不足，讓許多家庭面對職涯與育兒難以取得兩全其美；再者，女性在生育後需要負擔照顧責任，讓許多家庭陷入職涯中斷與收入下降雙重風險。另一方面，則是社會對「好父母」的期待愈來愈高，在不輸起跑點與競爭力的思維暈染下，縮衣節食供給子女學習才藝、參與補習，更是使得許多「好家庭」肩負更多無形壓力。
上述的說明，主要顯示年輕族群陷入焦慮的擔憂，既反映出經濟條件的薄弱，也反映社會制度之不足。也就是說，未來若要解決人口危機，則需擺脫政治考量，並非僅有短期採取「零碎補貼」措施，而是透過長期規劃，除了調整產業政策縮減職業類別所得差異外，必須建立一個更完善周延提供年輕族群願意生育的環境。
至於具體的配合措施，包括：在友善職場方面，例如擴大彈性工時、實施遠距工作；在健全生育方面，例如提供孕婦心理諮商、提高生育減免、增加產前準備假、放寬產後育嬰假；在支持育兒方面，例如擴大公共托育、鬆綁養育扣除；在緩和不孕方面，補助人工生殖；在因應晚生方面，增設凍卵設備；在協助安居方面，則可實施增建社會住宅、推動青年儲蓄購屋等政策。這些皆是避免婚育與職場的衝突，減少生產與托育之不安極重要的一環。
然而，最為重要的關鍵是，需要長期透過社會與企業共同參與「資源整合」。亦即社會必須重新建立對家庭的信任與支持，是厚植社會韌性重要基礎；同時企業更加需要了解對員工的體諒與理解，是活絡企業人力資源投資。很顯然地，在解決國內人口危機政策上，並非僅有經濟面的調整，而是包括制度面的改革。唯有如此，始能讓台灣擺脫人口危機的糾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