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總統川普在台灣時間4月2日發表最新談話，宣稱對伊朗軍事行動「接近完成」，卻同時警告未來數週將進一步強力打擊，全球市場本預期「戰爭即將結束」，反而迅速轉為悲觀。伊朗也強硬回應，為全球經濟投下新的陰影，而台灣正站在這場風暴的前線。

川普的發言呈現出高度矛盾，一方面宣稱戰事接近尾聲，另一方面卻揚言將「極端打擊」伊朗關鍵基礎設施，甚至不排除更大規模攻擊。市場原先對「戰爭即將落幕」的期待迅速破滅，轉而解讀為衝突可能升級甚至延長。正因如此，全球股市普遍下跌，油價大幅飆升，資金流向美元等避險資產，反映出投資人對未來高度不確定的焦慮。

更關鍵的是，伊朗方面並未釋出任何緩和訊號。相反地，伊朗官方否認曾尋求停火，並強調將持續對抗、保衛國家利益，甚至暗示將對美國及其盟友採取進一步報復行動。這意味著衝突並非走向收斂，而是進入一種「雙方皆不退讓」的僵局。在這種情況下，外交解決的空間被壓縮，軍事與經濟風險同步升高。

真正讓市場感到不安的，是能源供應的不確定性。隨著荷莫茲海峽局勢緊張甚至中斷，全球約五分之一的石油運輸受到威脅，油價因此迅速突破每桶100美元。最新市場數據顯示，油價單日漲幅超過5％。

能源價格的飆升，並不只是成本問題，而是會沿著經濟體系層層傳導。從企業生產成本、運輸費用，到消費者物價，最終將推升全球通膨壓力。而當通膨居高不下時，各國央行將難以降息刺激經濟，甚至可能被迫維持高利率。於是一種最令人擔憂的情境浮現，高通膨與低成長並存的「停滯性通膨」。

在這樣的全球背景下，台灣股市的反應其實具有高度代表性。就在前一日，市場還因川普暗示戰爭可能結束而大幅反彈，甚至出現超過4％的漲幅；然而僅隔一天，隨著政策訊號轉向強硬，市場情緒迅速逆轉。這種劇烈波動，說明台灣市場對外部訊息的高度敏感，也反映其結構性特徵。

首先，台灣高度依賴能源進口。油價上漲將直接推高製造與電力成本，削弱企業利潤空間。其次，台灣以半導體與電子產業為核心，屬於典型的出口導向經濟。一旦全球需求因戰爭與不確定性而轉弱，台灣產業將首當其衝。再者，在風險升高時，國際資金往往流向美國市場，台灣等開放型市場則面臨資金外流壓力。

換言之，台灣在全球經濟體系中，同時承受「能源衝擊」、「需求衝擊」與「資本流動衝擊」三重壓力。這使得每一次地緣政治事件，都可能被放大為市場劇烈波動。

對台灣而言，真正的挑戰不在於如何應對單一事件，而在於如何在這種「長期不穩定」中建立韌性。首先是能源政策。台灣必須降低對單一能源來源的依賴，提升儲備能力，並加速再生能源與替代能源布局，以降低外部衝擊。其次是產業策略。除了維持半導體優勢外，更應推動產業多元化，降低對單一市場的依賴，並強化供應鏈韌性。

川普的談話與伊朗的回應，顯示了一個殘酷的現實，在當今世界，政治決策可以在一夜之間重塑市場預期，甚至改變經濟走向。對投資人而言，不確定性本身就是最大的風險；而對國家而言，不確定性則是對治理能力的考驗。

台灣無法選擇外部環境，但可以選擇如何回應。若能將此次危機視為轉型契機，從能源、產業到金融全面提升韌性，則在未來的動盪中，台灣不僅能夠自保，甚至有機會在全球重組的過程中找到新的定位。反之若仍停留在被動承受衝擊的模式，則每一次國際風暴，都將成為經濟成長的阻力。在這個高風險的新時代，台灣已沒有觀望的空間。

（作者為台北商業大學榮譽講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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