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台灣經濟蒸蒸日上，我頂著美國公關碩士的頭銜，進經濟部投資業務處上班，當時新竹科學園區才剛成立，台積電正處籌備階段，李達海初任經濟部長，政府召開經革會，檢討、診斷台灣經濟的下一步，一切都井井有條，卻發生了三件影響台灣後40年的大事，從此台灣盛極而衰，步入今天缺電缺人才的窘境。90年代，我再度赴美攻讀公關博士，此時心情已然兩樣，猶記開車時望著校園落日美景無限，心裡卻擔心著千里之外的台灣，此時政治已像一個無形的黑影，常縈繞心頭。
哪三件影響重大的事？第一就是1986年4月蘇聯的車諾比事件，那是蘇聯倉促蓋的核電廠，沒有按照國際上核電廠的安全標準興建，沒有依照安全規範操作，反應爐設計也有問題，於是悲劇發生了。
第二件事就是該年杜邦有意在鹿港設廠，這件事我親歷，對其發展和結果非常扼腕。當時「環保」這個議題在台灣剛發酵，一時間環境問題就像巨惡，儼然成為經濟發展的巨大阻礙，並且似乎兩者之間，只能二選一，不能共存，且政府也無力應對這突如其來的洶湧反抗，宣導無效，只能眼睜睜的看著杜邦離開。
第三件與上述兩件事息息相關，就是同年9月民進黨的成立。經過杜邦事件的操演與集結，台灣彼時已經發生過幾次群眾運動，已然凝聚了一股以「環保」為主旨的反政府力量，有識者已覺惴惴不安，整個台灣瀰漫著澎湃的對立意識，環保署也因而成立。當然，改革也許會帶來「進步」，但包藏禍心的改革，也許正是覆滅的開始。
現在回想，1986年之於台灣，實在是餘韻裊裊，那一年的種種，直接促成1988年的反核活動，而在一次次的反核四抗爭中，「核能」逐漸被包裝成「罪惡」，民進黨也在這些反抗中不斷獲得能量，成長壯大。剛逝世的哈伯馬斯（J. Habermas）曾從社會政治的角度，就經濟系統的危機，做過如下的解釋：當經濟決策者不再能成功控制經濟的成長時，理性危機就發生了，結果導致正當性危機，此時跟從者不再對決策者奉若神明，代之以對現代社會架構與制度的全面質疑。很不幸的，台灣也走上這樣的道路，至今紛擾不歇。
事後我從書本得知，自1980到1988的8年內，世上共發生十幾起主要工業意外，民意早已沸騰，且美國1978年和1979年還分別發生了愛河污染事件及三哩島核電廠冷卻槽意外事件，前者使美國政府首次領教民眾對環保議題的重視與憤怒、環保如何能匯集成極大的能量，及「環保民氣」原來可以載舟覆舟、興邦喪邦。後者則使美國政府明白語藝的重要，一個適合的「框架」（名目、說法），竟使得當時在美本已奄奄一息的核能發電，重獲生機。
所謂語藝，就是「觀點」的保衛戰，也就是建立「公共參考框架」，以爭取宰制觀點，然後化群眾的思想、行動為有利的公共政策。善用語藝，各方可以倡議、辯證、談判、說服、攻防、操弄、建構意義或詮釋框架，以便影響民眾的判斷。
時至今日，美國聯邦政府官員，在討論關乎國計民生的公共政策時，也常採框架策略，其步驟通常是：提出質疑，詆毀舊政策，打口水戰，提出新政策。例如把固有的議題，框架為「落伍、個人意見、自私自利」，然後提出一個「新的、有利大眾的、情操高貴」的命題。以核能為例，核電在台灣就被包裝成罪惡、不安全，而「非核家園」，則是高貴、安全、清新的。至於事實究竟怎樣不重要，經濟發展與民生，則更不在意中。
三哩島核電站出事時，一件原本認為絕對不可能發生的事，發生了。由於之前美國原能會和核電廠曾一再保證核電安全，把核能包裝成非常安全的科技，出事率與被隕石撞到的機率差不多。因此該次事件一夕之間，摧毀了美國人對核電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信心，核安成為喧騰一時的議題，而核電廠卻因為之前把話說得太滿，而無法為自己辯護。此時核能發電回到原點，在美國前途堪憂。就在這進退維谷的時候，一位公關天才決定把核能發電，和「國家生存」、「國家安全」扯到一塊，把「核能」和美國對能源的「需求」框架在一起，並且凸顯後者，創造了美國「需要」能源的環境，來影響公共視聽。
結果「核能需求」這個新框架，成功的取代了「核能安全」這個舊框架，議題被徹底改變，此時又恰好發生伊朗石油禁運的問題，美國人必須排隊加漲價的汽油，於是美國的媒體，充斥著美國成了石油輸出國的俘虜、蘇聯如何能在一夕之間，摧毀美國所仰仗的油源等令人恐懼的話題。就這樣，核電成了眾人能接受的「必要之惡」，如果沒有它，美國人將付出更慘痛的代價，飽嚐能源缺乏的苦果及經濟衰退的窘況。於是核能及核電廠，就這樣在美國成功復活，奇異公司也大舒一口氣。
此時台灣的情形，和當年的石油禁運沒有兩樣，只有更糟。靠框架起家的民進黨，當能善用多年來核廢料處理科技的進步，另尋適當的框架，重啟核二、核三廠，甚至造價昂貴的核四，也應重新修復啟用。民進黨對日本一向亦步亦趨，日本自311地震之後，已重啟15座核反應爐，民進黨不要瞠乎其後，應發揮創造力，給核電一個嶄新又合理的框架，從從容容恢復核電，則台灣民眾幸甚。
（作者為大學退休教授）
※以上言論不代表旺中媒體集團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