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海內外華人看到台灣親綠媒體，大概會有這樣的印象：謠言橫行，仇中情緒蔓延，充斥離譜的「贏學」，信息繭房效應嚴重……但是，在自由世界，謠言不可怕，沒有闢謠機制，執政者還縱容才真正的可怕。當然更可怕的是，這樣的媒體氛圍和信息繭房會型塑執政黨決策圈對中國大陸的誤判，並在這種誤判上形塑對大陸的決策。
這些聲音你一定熟悉：中國快崩潰了、中國所有統計數據都造假、中國人毫無言論自由、中國到處都是活摘器官……一聽就違反常識，但是，卻長期充斥台灣社交媒體。到最後，行政首長和民意代表，也常常採信這樣的信息進行公共表達，又推動了這種論調在支持者、側翼中大行其道。
台灣對大陸的誤判也不是現在才有，翻開歷史，我們會發現，自從1949年兩岸格局形成開始，誤判就一直存在。
尤其2014年至今：力量差距擴大+安全焦慮+中美競爭話語加碼。這段時間，一方面，中國軍力快速提升，經濟全球布局加強，一帶一路被看作是擴張主義，反服貿運動之後，抗中敘事漸成主流。台灣內部對中國的認知發生質變：從競爭者變為生存威脅，安全部門話語權提升。同時，香港局勢強化了對一國兩制的負面想象。
2017年開始，美國對華政策轉向戰略競爭，台灣高度嵌入這一結構。這時台灣出現了三種看似矛盾，但是又同時存在的誤判：中國短期內必然動武、中國經濟即將崩潰、國際聯盟會保護台灣。
在這樣的歷史脈絡里，我們會發現，台灣對中國大陸的誤判加劇，不只是媒體或政黨問題。它是：冷戰遺緒、民主轉型、經濟結構變化、國際體系重組共同疊加的結果。
如今台灣對大陸的誤判，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決策圈親身接觸大陸的機會減少、政策圈形成較單一的信息來源、很多判斷來自特定國際輿論場或反中敘事。如果決策者不再實地接觸，而只通過意識形態濾鏡觀察，對現實社會的理解會滯後。
這兩年有一個親身體會：很多台灣機構官員、學者智囊，最後一次去大陸的時間，大部分都在2014年之前，他們對大陸的印象幾乎停留在那個時候。可惜的是，中國在這十年的變化非常巨大，除開科技突破，產業鏈和供應鏈的強勁，還有社會治理和社會福利方面的變化。2010年中國社會保險支出占GDP的比重僅3.6％，2023年已上升至7.7％，若再加上社會救助支出，整體社會支出規模已達到GDP的9.1％。雖然城市年輕人由於就業受挫、薪資滯漲甚至下調，觀感不佳，但也沒到崩潰地步。而農村和城市的老人，由於養老金一直上漲，物價便宜，看病方便，整體觀感是比2014年以前好很多的。
可以說，兩岸交流縮減的10年，正好是中國社會急劇變化的10年。台灣執政團隊這十年對大陸的認知空白，卻被特定立場的媒體、意見領袖所填補，造成誤判，當然一點不意外。
但是，很多決策圈的人並不承認自己缺少對大陸的了解，他們認為，只要跟大陸人接觸，便可了解大陸。可是，他們能夠深度接觸的大陸人，大多是持特定立場的海外異議者，這些異議者本身離開中國的時間可能都超過10年，對中國認知的更新早已停滯、固化，而且由於某些利益捆綁，也只能一直堅持批判中國的陳舊敘事。
台灣是高度競爭型選舉體制，兩年一次全域性選舉。在這種制度下，對中國議題有一個長期結構性激勵：強調中國威脅，政治動員效率更高，而且有效。說到媒體生態，雖然台灣媒體高度市場化，但是政治立場鮮明，依賴即時流量，於是，競相制造情緒性內容、威脅性敘事和沖突性表達，同時國際敘事又加強了以上效應。再加上海外華人媒體大多由批評性聲音占據，所以一併被納入台灣的中國威脅敘事。
雖然美國媒體和社會輿論也存在這樣的聲音，但是美國有強大的學術競爭、大規模中國研究，內部意見會相互制衡，糾錯機制尚存。台灣的體系規模更小，資源更集中，因此一旦主流框架形成，糾偏機制較弱。
台灣媒體生態高度市場化，情緒性內容更容易傳播、威脅敘事更容易動員。在社交媒體平台上，人們也更願意分享強化自己身份的信息，平台算法也會推送類似內容。可以說，自由環境下的封閉，不是強制的，是自發形成的。
在這種情況下，不同意見容易被道德化，質疑主流敘事可能被視為威脅和不良意圖。於是即使法律允許表達，社會成本也會擡高。最終造成一種言論自由下無處不在的自我審查。
台灣不是「沒有自由卻封閉」。恰恰相反，它是在高度自由條件下，通過市場、身分與焦慮，形成了一種穩定的敘事結構。在這樣的情況下，最終，形成了台灣主流媒體、決策圈對中國的誤判。
（作者為作家，聚傳媒授權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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