憲法法庭113年憲判字第8號判決（死刑案），大法官針對「死刑」表態，雖未宣告違憲，但在實體及程序上均設下高門檻，包含判決死刑須「各級法院合議庭法官一致決」、「屬最嚴重的犯罪」及「有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不得科處死刑」等，使司法體系大幅度向被告傾斜，形同「實質廢死」。
然而，死刑有其「應報」及「嚇阻犯罪」之功能，且有高達8成穩定民意支持，在未經法律修正下，大法官以司法權實質架空立法權，此舉不僅未經民主程序之檢驗，更在「司法造法」下侵蝕各級法院之獨立審判權。
所幸，近期一紙高雄高分院維持一審死刑之判決，縝密地指出適用憲判應有之邏輯，亦強調「法官獨立性」之必要。由於該案仍可上訴，故是否能突破憲判前述增列之判死障礙不無疑問，筆者爰提出以下幾點建議，盼能促進「法律產業」之進步：
一、憲法法庭是釋憲機關，司法解釋不該代替立法決定。
固然憲法法庭具憲法解釋權，但絕非毫無限制，應避免扭曲立法者原意，產生司法代替立法之危險！113憲判8主文中所設下的「一致決」、「最重罪」等判死條件，均是法律本身所無之要求。
筆者認為，大法官若執意以背離民意方式而「廢死」，理應直接宣告「死刑」此一法定刑違憲，並具體論證判決理由以供全民檢視！在權力分立原則之下，屬於立法權的事就該交給代表民意的立法院。
二、高雄高分院114年度上重訴字第1號判決撥亂反正、依法審判。
近期高雄高分院114重訴1判決是在實質廢死憲判之後，仍作成維持該案一審「死刑」結論，值得注意的是，由孫啟強審判長組成之合議庭在判決末提出「補充意見」，強調「法院職責在於審判，面對重大犯罪個案應否諭知死刑實屬無從迴避」、「憲法判決所表彰者係『慎刑』、而非『廢除死刑』。」此等論述明確闡明，法官不該只因個人價值觀而拒絕判死，見解擲地有聲、值得肯定！
然而，近期同樣由高雄高分院作成之114年度侵上重更二字第1號馬來西亞女大生被害案，某程度即受到憲判不當影響，使得曾三度遭判死之梁姓被告，如今更二審合議庭竟認定犯行非憲判意旨所稱「情節最重大之罪」，而改判為未來仍有機會假釋之無期徒刑，嚴重背離8成以上支持死刑之民意。大法官未必高明的「實質廢死」立場，已使各審合議庭在面對理應依法判死之被告不得不有所保留，絕非我國法治之福。
三、從台義親權案到死刑案可見，大法官官大未必學問大。
筆者曾撰文指出，111年憲判8（台義爭奪親權案）忽視1980海牙會議《國際兒童誘拐之民事責任公約》中關於未成年子女的「立即返還原則」，而後113憲判8又以立法者自居，將政治性之「廢死理念」強加於現行法，再到近期114憲判1中，5名大法官竟可擅自拒卻另3名大法官自為判決，均可見大法官官大未必學問大！
筆者認為，從民國38年釋字第1號到最後813號，期間甚至歷經長達38年之戒嚴時期，大法官向來被期待能作為憲政最後一道守護者的角色，手執權柄本該戒慎恐懼，但當前大法官的意識形態及專業能力，似乎成為阻礙台灣地區法律產業進步的原因之一。
台灣地區好不容易從威權轉型至法治，此碩果理應分享給大陸地區人民，為兩岸良制一國的進程共同努力。是以法律人應時刻反思，如何建構值得驕傲之法律產業，基此，高雄高分院114重訴1判決能嚴守依法獨立審判之精神，大法官應虛心參考，切莫再以缺乏超國界精神與憲法學養之見解，抹煞中華民國從「法制」邁向「法治」，最終以臻「良制」之努力。
（作者為中華民國「法律產業」的倡導者）
